出院这一个多月，我总共出了四次家门。第一次是我的电动摩托放在家门外充电，我想出门拔充电托，我才刚打开家门，腿迈出家门一步，有个原来关系很好的住同一栋楼的邻居，看到我扭头就走，她好像看到不洁净的东西，受了很大惊吓，手中的塑料手提袋掉到地上也顾不上，一下子跑得远远的，像躲瘟疫一样。那是我回家后第一次出家门，我是戴着口罩和手套的，看到她惊恐的眼神和躲得远远的背影，我觉得很受伤，关了门没出去。
第二次是弄健康码的问题。我出院大半个月了，手机上的健康码还是红色的，我问了病友有的人健康码已经是绿色的，我就走到小区门口的工作人员那里，想问问健康码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个从机关来的下沉干部是个年轻的小伙子，见到我立即摆手说：“你别过来，站远点，站远点。”他觉得我像瘟神一样，我自尊心受到很大打击。
第三次是回家一个多月了，有人给小区捐爱心菜，在小区门口分发。那天我老伴没在家，我想去领爱心菜，社区干部看了我，立即说，“你不要来领，叫你家老伴来领。”大家对我的态度都是如洪水猛兽般唯恐避之不及。即使是在自家的阳台上也不行。我家自带了一个70多平米的凉台，那是我往常休闲娱乐的地方，出太阳的时候，我跑到凉台上去晒太阳，想补补钙。然后社区干部就来跟我反映：有居民反映你到凉台上了，那是户外空间，有人比较害怕，希望你以后不要上凉台了。从此我再也不去那个凉台，想晒太阳，我只能呆在自己的卧室里，把双腿放在窗台上。阳光透过窗户照进屋子的一丁点可怜的阳光，对我已经是恩赐了，我把这叫“铁窗”生活。
第四次是我回医院去取药，在收费的地方，那个工作人员对我态度很差，我稍微把脖子往前伸一点点，她就喊：“退回去，退回去。”给我找钱，她把钱丢得远远的，我要自己费劲才隔着挡板捞出来。在等药期间，我想在靠近保安的一个座位上休息一下，保安立即让我到离他更远的座位上坐。
我觉得我们这类病人比艾滋病还让人害怕，人们对艾滋病已经有所了解，要通过接触传播，而对于新冠病毒的飞沫传播，还有传说中的气溶胶传播，人们很恐慌，觉得我们走过的地方都带着病毒，一路要消毒。
这个未知的传染病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弄得很紧张。大家认识有差异，亲兄弟、左邻右舍、共同兴趣爱好的朋友都疏远了。大家害怕这个病，对我们有顾虑，我是理解的。我在公共场合也会尽量做好防护，不给别人带来麻烦，但是我受不了别人毫不掩饰的偏见和嫌弃。现在存在一种隐性的鄙视链，全国人歧视湖北人，湖北人歧视武汉人，武汉人歧视生病的人，得非新冠的病人歧视新冠病人，新冠病人在鄙视链的最低端，哪怕是已经治好的新冠病人， 别人还是嫌弃，觉得我们身上带着某种病毒，是不洁净的。
新冠病人真的很可怜，我们也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感染上这个病毒，在医院经历了生死挣扎，身体上、心理上都有创伤，治愈后还要面对社会的偏见。很多新冠病人出院后都很压抑，我的一个病友跟我说，活着没意思，还不如当初死在医院好了，省了日后被人歧视。我原来是个很乐观开朗的人，也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愿意出门，我现在变成了一颗“玻璃心”，我害怕别人的白眼。
这还是武汉封城期间我有限的接触到的很少人，我已经感觉到了冷落，大家不接纳我们这类治愈的新冠患者。我更害怕武汉解封，社会活动恢复，未知的冷漠让我害怕。大家不希望看到我们，我就自己藏在家里，自觉地远离人群。这个病传染性很高，我们坐过的地方别人不敢坐，我们走过的地方别人要消毒，我们给大家带来麻烦和恐惧了。
希望社会能向新冠患者展示善意，人们加强自我防护、保持安全距离是应该的，但不要在行为上视我们为洪水猛兽，刻意回避我们。我们身心已经受到伤害，希望我们的社会能走到一个成熟的文明的状态，能坦然接纳新冠治愈患者，能给我们宽容的环境，不要歧视我们，我们是同胞，不是敌人
在2020年遭遇这么一场灾难，我在灾难的风暴中心，与死神擦肩而过，这是命运的安排，我坦然接受，也使得我去思考一些更为深刻的东西。
我以前喜欢参加团体活动，今年我暂时不会参加团体活动。以前参加团体活动，我能给别人带来知识，带来快乐。在社会还没有对我们这类人有正确认识和接纳前，我不想给别人带来不安。不能跟团体在一起，我也能找到自己的位置。现在封城期间，我关在家里看书，有时候兴致来了，我会一个人唱歌。
等到武汉正真好起来了，我想背上相机，独自去采风。我喜欢自然环境，武汉有大江大湖，景色很壮美，我想拍东湖，远山、樱花、牡丹花、小鸭子、小鹅、早间的太阳、晨练的人们、嬉戏的儿童，我想畅快地呼吸，拍一切简单美好的东西
我们每个人都要懂得新冠病毒将考验我们在危机时刻所显示的超脱于自我的善良和慷慨。我们的任务是在这个非我所愿的复杂混沌的时刻，展示自己最好的品格和行为，愿我们与智慧和风度同行。
首先在这里 感谢各位读者的 鼓励与支持 也祝愿那些还在与病魔做斗争的兄弟姐妹们 早日康复
感谢那些不顾生命危险拼死相救的同志们 谢谢你们 谢谢祖国
完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