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孕育了灿烂的民族文化。仅是遗存今世的文化古籍便浩如烟海。在这浩繁的古籍中，《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是系统而完备的历史巨著。伴随社会经济生活的日趋活跃和社会群体文化素质的提高，《二十四史》和《清史稿》越来越显示出它内在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我们从中可以听到中华民族历史的脚步声，感受到历史进展的大潮。几千年中撼人肺腑的重大事变，留给我们各种启迪和借鉴。正因为如此，今天人们才抱着从未有过的热情阅读《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中的精彩篇章。
“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24部史书合在一起的统称，是自西汉起历代史学家逐步编纂积累而成的，时间跨度达1800多年。“二十四史”的名称也是逐步累积形成的，直到清朝乾隆时才最终定名。《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和《明史》这24部史书得到乾隆皇帝钦定，成为得到统治者认可的“正统”的史书，也就是“正史”。“二十四史”中的各史，都属于中国古代史书体例中的纪传体史书，以历史人物为中心展开叙述。
《二十四史》的名称
《二十四史》是一套史书的总称。它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和《明史》二十四部史书。其中《史记》修成于汉武帝（前１４０－前８７年在位）时代，《明史》写定于清乾隆（１７３６－１７９５年）初年，整个编撰过程长达一千八百多年。《二十四史》的名称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形成的。三国时代，吴王孙权曾对他的将军吕蒙说：“我掌管军政事务以来，阅读‘三史’和各家兵书，自以为大有补益。”他告诫吕蒙应该抓紧“阅《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和‘三史’”。可见当时社会上已有“三史”之称。《后汉书》成书于南朝刘宋，在它行世以前，“三史”通常是指《史记》、《汉书》和东汉刘珍等写的《东观汉记》。《后汉书》流传后，取代了《东观汉记》，列为“三史”之一。“三史”加上《三国志》，就是现在我们常说的“前四史”。历史上还有“十史”之称，它是记载三国、晋、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十个王朝的史书的合称。后来又出现了“十三代史”。
“十三代史”包括了《史记》、《汉书》、《后汉书》和“十史”。到了宋代，在“十三史”的基础上，加入《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 便形成了“十七史”。明代又增以《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四种，合称“二十一史”。清乾隆初年，刊行《明史》，加先前各史，总名“二十二史”。后来又增加了《旧唐书》，成为“二十三史”。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旧五代史》也被列入，经乾隆皇帝“钦定”，合称《二十四史》。
在封建社会，《二十四史》被称为“正史”。《隋书·经籍志》的序说：继《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三国志》之后，“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第一次出现了“正史”这个名称。当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以后，“正史”一称就被《二十四史》所专有，取得了正统史书的尊崇地位。
编 纂 体 例
我国古代的历史学家，创造了多种史书体例。主要有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和纪传体三种。编年体是以时间为纲，按年月先后记述史事，如《春秋左传》、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清毕沅的《续资治通鉴》等，都采用编年体。纪事本末体是以事件为中心，记述它的始末，如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明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和《元史纪事本末》、清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等，即属于这种体例。纪传体主要以人物为中心，记载人物的生平事迹和有关历史事件的发展、演变。《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就是纪传体史书。
纪传体创始于司马迁的《史记》，相继仿效它出现的各史，虽在例目上做过局部的调整，但主要的例目不外乎是“本纪”、“列传”、“志”、“表”四种。在《史记》和《新五代史》中又多出“世家”这一例目。“本纪”是按年月次序编写的帝王简史，以记载帝王的言行政迹为中心，兼述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重大事件。在各史中，“本纪”都排列在最前面，被封建史学家看为全书的纲。这是封建社会君权至上在史书中的反映。
“世家”用来记载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历史，实际上是诸侯的“本纪”，有的则类似于“列传”。《晋书》中的“载记”是有关十六国的记载，我们也可以把它视为“世家”。不过作者认为，十六国都是非正统的“僭伪”君主，所以与“世家”的政治含义显然不同。
“列传”主要是人物传记，也兼载我国少数民族，以及与我国互相往来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情况，个别的史还包括作者的自叙。列传在各史中篇幅最多，记述的人物，主要是将相大臣和王公贵族，统治阶级的中下层和各个社会领域的代表人物也占一定的比重。在习惯上，往往把“列传”分为四种类型：一是专传，即一人一篇传记；二是合传，即两人以上合写成一篇传记；三是附传，即在一人传记的后面，附载同一家族、或事迹相近的其他人物的传记；四是类传，即把同类人物编次于同一列传中，冠以相应的标目，如《史记》中的《酷吏列传》、《游侠列传》等。
“志”，《史记》称“书”，《汉书》改为“志”，《新五代史》又破例称“考”。“志”是有关各种典章制度的专篇，记述的内容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重要领域。如“食货志”记载土地制度、农业生产、户口增减和手工业、商业、货币等经济制度。“河渠志”叙述河流水利的情况。“地理志”或“郡县志”记载行政区划和郡县沿革。《乐志》是关于音乐活动和乐器的专篇。
《释老志》记载宗教活动。《天文志》、《律历志》记述天文历法的发展情况。
“表”，《新五代史》叫“年谱”。它用表格的形式，按一定的顺序，谱列人物和事件。各史的“表”，大体可以分为二种：一种是以人物为主，记人记世系，如《史记》的《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汉书》的《古今人表》；另一种是以国家、地域、部族为主，按年代记载重要事件，如《史记》的《六国年表》、《辽史》的《部族表》。“表”经纬分明，叙事提纲挈领，把头绪纷繁的大量史料，简要而又系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使人一目了然。“表”不仅是“本纪”、“列传”的简化和条理化，而且往往能弥补其他例目的不足，保留一些有用的史料。明末清初的史学家万斯同曾说：“读史不读表，非深于史者也。”足见前人对“表”是相当重视的。
《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大多数作者在每一篇“本纪”、“列传”、“志”的末尾，往往用“论”、“赞”、“评”、“史臣曰”等形式，对记载的人物事件进行评论。这种体例也是由司马迁创始的。司马迁在“太史公曰”的下面发表评论的同时，又往往征引旧闻，标举轶事，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资料。
从班固以后，赞论的内容便仅限于综述正文，进行议论。我们从中可以看出编撰者的立场、观点。
各史的纪、传、志、表虽然各自独立成篇，但又彼此联系，相辅相成。这就要求我们，了解一人一事，不但应该使用传，而且还要把其他各个部分的材料汇集起来，进行综合地分析和研究。
在本纪、表、志、世家、列传五种例目中，主要部分是本纪和列传，各史无一例外的都有这两种例目，所以把《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叫做“纪传体”是有道理的。
今天看来，纪传体作为史书的一种编纂方法，也有严重的缺点。它把历史舞台上演出的一幕幕完整生动的历史场面，分割得支离破碎，不易看到每个历史事件发生和演变的全貌。不过，在我国封建社会里，能够创造纪传体这种编纂方法，记载四千多年的历史，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
各 史 简 介
谈起“二十四史”，人们常常联想到一个故事：南宋文天祥被元军俘虏后，押到大都（即现在的北京），元丞相孛罗想劝降文天祥，就问他：“且问盘古至今几帝几王？”文天祥回答说：“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巧妙地表示了绝不投降的态度。当时只有“十七史”，《二十四史》形成后，人们就把文天祥的话改为“一部二十四史从何处说起”，广泛流传。介绍《二十四史》，确实有无从入手之感。据统计，《二十四史》有四千万字左右，分为三千二百四十九卷，《清史稿》有八百七十万字左右，分为五百二十九卷。卷帙如此庞大，内容如此丰富，我们只好按各史所记朝代的先后顺序，一史一史的加以介绍。
《史 记》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的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县）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１４５年），大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前９０年）左右。
司马迁所处的汉武帝时代，封建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文化学术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史记》就是在这种客观形势下出现的。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候，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前１２６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漫游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
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汉武帝太初元年（前１０４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在编写过程中，司马迁经受了一次很大的挫折。天汉二年（前９９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回护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司马迁的肉体和精神受到严重摧残，悲痛欲绝，但想到《史记》还没有写完，便忍受了奇耻大辱。三年后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大约在征和二年（前９１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前１２２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的历史。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取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对历史上农民与地主阶级的处境和矛盾，《史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些真实状况。如《平准书》说地方上的富民“武断于乡曲”，公卿大夫“争于奢侈”，而农民却“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反映了汉武帝“盛世”下掩盖着的阶级矛盾。东汉的王允要杀死蔡邕，蔡邕请求免死来写成汉史，王允说：“过去汉武帝不处死司马迁，使他作了诽谤君王的史书，流传后世。”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司马迁对他目睹的社会阴暗面作了局部的揭露和鞭挞。对陈胜领导的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农民大起义，《史记》不但详细地记载了它的经过，而且把它的功绩与商汤伐桀、周武王伐纣和孔子作《春秋》提到同等的高度，认为汉灭秦是“由涉首事也”，就是说陈胜是首先发难的人。因此，司马迁把陈胜列入世家，与历代侯王勋臣同列。到了班固的《汉书》，却把陈涉编入列传，并删去了“由涉首事也”这句话。相比之下，司马迁比班固更为实事求是。
《史记》不但是一部历史巨著，而且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名著。一篇篇脍灸人口的传记文学，塑造了各式各样人物形象。完璧归赵的蔺相如，委身太子丹西刺秦王的荆轲，叱咤风云的项羽，豁达大度、不拘小节的刘邦，在作者的笔下，栩栩如生。《史记》首创的传记文学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史记》也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它弄错了一些人物和史事。司马迁为了恢复苏秦的本来面貌，写了《苏秦列传》，但是，却把公元前三世纪初的苏秦事迹，移到了公元前四世纪末，并颠倒了苏秦、张仪登上政治舞台的时间顺序。对此前人已经提出怀疑，近年出土的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证实了司马迁的错误。此外，对个别重要人物的记载有所缺漏，如对墨派的创始人墨翟这样重要的人物，仅在《孟子荀卿列传》中附记了二十多字，未免过于疏略。历代有很多人注释《史记》，现存最早的旧注是刘宋裴骃的《史记集解》。它主要利用封建经典和各种史书来注释文义，吸收了前人的一些成果。唐朝司马贞作《史记索隐》，既注音，又释义，比《集解》前进了一步。唐朝张守节花费了毕生的精力，写了《史记正义》，比《集解》、《索隐》又有所提高。这三家的注释，人们公认为《史记》注的代表作。最早的三家注都是各自单行，宋朝才把三家注排列在正文下，合为一编。
《汉 书》
继《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３２年）。父亲班彪是一个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公元８９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后来在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中失败入狱，永元四年（公元９２年）死在狱中。那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对于《汉书》的功劳是不能泯灭的。她是我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才华的女史学家，也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一百卷，包括子卷在内，则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前２０６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公元２３年）。《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把“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如《贾谊传》增加了“治安策”；《晁错传》补入了“言兵事书”、“募民徙塞下疏”；《路温舒传》增收了“尚德缓刑疏”，在《史记》之外，提供了新的史料。可见，要了解汉武帝中期以前的历史，《汉书》是不可废弃的。至于汉武帝中期以后的西汉历史，就现存的史籍来说，以《汉书》的记载最为系统和完备。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派别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它篇幅不多，却把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
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
《汉书》喜用古字古词，比较难读。东汉人已经有很多地方读不通。著名学者马融年青时就到班昭那里学习《汉书》。孙权为了让孙登读《汉书》，熟悉当时的近代史，让张休到懂《汉书》的张昭那里学习，然后再教孙登。这就提出了为《汉书》作注的要求。东汉末年已有服虔、应劭作注。到了唐代，颜师古汇集了前人二十三家的注释，纠谬补缺，完成了《汉书》的新注。清朝人王先谦著有《汉书补注》。
《后 汉 书》
《后汉书》一百二十卷，包括本纪十卷，列传八十卷，志三十卷，如果包括子卷，全书一百三十卷，主要记载了东汉光武帝刘秀到献帝刘协近两百年的历史。纪、传的作者是南朝刘宋的范晔，志的作者是晋司马彪。
范晔，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县）人，生于晋安帝隆安二年（３９８年）。他曾在宋武帝的儿子彭城王刘义康那里做官，参议军事。后来得罪了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他郁郁不得志，发奋编写《后汉书》。刘义康和宋文帝争权夺利，范晔受到牵连，于元嘉二十二年（４４５年）被杀。司马彪，字绍统，晋宗室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卒于晋惠帝末年。
范晔作《后汉书》以前，已经出现了许多记述东汉历史的史书，东汉刘珍、吴谢承、晋薛莹、司马彪、华峤、谢沈、袁山松、袁宏等都先后缀集成篇。范晔在各家后汉书的基础上，博采众书，斟酌去取，写成了《后汉书》。由于他死的过早，“志”的部分没有来得及完成。范晔是很有才华的史学家，他的《后汉书》简明而又周详，记载有重点而又不遗漏，后来居上，所以淘汰了其他各家后汉书。
《汉书》是一个皇帝一篇本纪。东汉一代，殇、冲、质三帝在位时间短促，事迹不多，《后汉书》从实际出发，把他们附在其他帝纪后面。本纪的最后一篇是《皇后纪》，相当于《汉书》的《外戚传》。汉高祖死后，吕后曾专权多年，所以司马迁和班固把吕后列入本纪，范晔则不加区别地把皇后全部写进本纪，实际上反映了作者对君权的尊崇。
《后汉书》记人叙事喜欢以类相从，不论年代的先后。《论衡》的作者王充是东汉初期人，《潜夫论》的作者王符和《昌言》的作者仲长统是东汉末年人，因为他们都擅长著述，淡于功名利禄，所以三人同传。张纯和郑康成也不同时，因为都以经学见长，所以合为一传。
在《史记》、《汉书》已有的类传之外，《后汉书》新创了《党锢传》、《宦者传》、《文苑传》、《独行传》、《方术传》、《逸民传》等，把同类的人物纳入一编。东汉时，宦官和外戚是统治阶级内部两个不同的政治集团，它们更迭执政，鱼肉人民。特别是桓帝（１４７－１６７年在位）、灵帝（１６８－１８９年在位）两朝，宦官把持朝政，劳动人民的灾难日益深重。当时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反对宦官势力，崇尚名节，互相标榜，结党诽议朝政，遭到宦官的迫害和禁锢。这场斗争，是当时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侧面。《党锢传》、《宦者传》反映了这一社会内容。《文苑传》与《儒林传》不同，前者重在词章，后者以经学儒术为主。《独行传》是那些所谓“特立卓行”获得声誉的人物专传。《方术传》主要记载阴阳占卜的人物，名医郭玉、华佗也见于这篇传。《逸民传》主要记述地主阶级中那些自命清高，隐居不仕的知识分子。
《后汉书》的《列女传》特别值得注意。范晔认为史书不为妇女立传是不对的，他选择“才行”优秀的各种类型妇女写了传记，在纪传体史书中，继《东观汉记》之后为妇女立传。人们熟知的蔡文姬就收在《列女传》。后来的封建史学家认为蔡文姬改嫁，违背了从一而终的封建礼教，不应收入。由此可以看出，范晔是有独到之见的。晚出的各史把“列女”改为“烈女”，变成了严守三纲五常的贞妇烈女的碑文，史学上的见识远不如《后汉书》了。《后汉书》的《舆服志》、《百官志》是前史所没有的。《舆服志》记载反映封建等级制度的车服沿革和式样，《百官志》记述东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志中不立《食货志》，漏载一代经济制度，显然是一大缺点。后来《晋书·食货志》追述了前代经济状况，才弥补了这一不足。志的作者司马彪著有《续汉书》八十三卷，梁刘昭给《后汉书》作注，把《续汉书》的志抽出来，加以注释，补入《后汉书》。但在宋代以前，两书仍各自单行。宋真宗乾兴元年（１０２２年），孙轼把两书合并刻印，才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后汉书》。唐高宗的儿子李贤等人的《后汉书》注出现后，刘昭注不再被人们看重。今本《后汉书》，纪、传是李贤注，志是刘昭注。
《三 国 志》
《三国志》，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历史。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曹操、孙权、刘备、诸葛亮，都有专门的记载。
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县）人，生于汉后主刘禅建兴十一年（２３３年），死于晋惠帝元康七年（２９７年）。他在蜀汉做过官，三十岁时，蜀汉政权灭亡，入晋后做过晋平令、著作郎。陈寿写《三国志》以前，已出现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我们阅读《三国志》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很多重要人物，如徐干、陈琳、丁仪，丁奉等都没有专传，有专传的人，也往往失之简略。陈寿没有编写志。我们要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
魏、蜀、吴三足鼎立，所以陈寿用“三国”来命名他的史书。他是由三国入晋的人，作了晋的官吏，晋继承魏统一了全国，所以他不得不以《魏书》居前，用本纪来记述魏国的几代帝王。但对蜀、吴二主，形式上称“传”，记事方法却与本纪相同，按年叙事，实际上把蜀、吴放在与魏同等的地位，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情况。可见陈寿是一个有创见的史学家。
《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书可以同《史记》、《汉书》相比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
陈寿死后一百多年，陆续出现大量的三国史的新史料。南朝宋文帝认为《三国志》太简略，就令裴松之作注。裴松之与范晔是同时代的人。他的注与重在训释文义的《史记》三家注和《汉书》颜师古注不同，主要是增补史实，资料极为丰富。粗略统计，注中列举魏晋人的著作达二百余种，所截取的史料比较完整，注文条目也相当多，文字总数超出正文三倍。就史料价值来说，并不亚于《三国志》。 注中引用的书，现在大部分已经失传，这使裴注更加被人重视。据裴松之自己归纳，注文内容着重四个方面：一、应载而陈寿未载的史事，加以增补；二，同是一事，说法歧异，则采录异闻；三，对错误的记载予以纠正；四，对时事和陈寿的不正确看法进行评论。概括起来就是补缺、备异、纠谬、评论。这种注书方法，打开了注书的新局面。
《晋 书》
《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
记载了从司马懿开始到晋恭帝元熙二年（４２０年）为止，包括西晋和东晋的历史，并用“载记”的形式兼述了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兴亡。本书成于众手。唐太宗贞观二十年（６４６年），诏令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为监修，组织编写《晋书》，参加的人员有令狐德邠、李淳风、李延寿等人。唐太宗给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两篇帝纪和陆机、王羲之两篇传写了论赞，所以旧本《晋书》又题“御撰”。
唐代以前，曾有二十多部关于两晋的史书，房玄龄等人修《晋书》，主要利用齐臧荣绪的《晋书》作蓝本，参考了其他各史。因为有各家晋史为基础，修史人员众多，所以只经过三年就写完了全书。
《宋书》成书于《晋书》之前，它的志追叙到三国或东西晋。《晋书》效法《宋书》，各志都从汉末讲起。后人一致推重李淳风写的《天文志》、《律历志》。因为他熟悉天文历法，所以《天文志》中记载的天体、仪象、星宿位置等，达到了一定的科学水平。当然，其中揉杂的唯心主义是应该剔除的。《食货志》虽然有些疏略，但其中关于曹魏屯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经营西北，以及对晋朝占田制的记载，都是难得的史料。
《晋书》的体例与前四史有一点明显的不同，即增设了“载记”，记载既不是“正统”君主，又不是“正统”臣属的“僭伪”人物。十六国中的前越 、后赵、前燕、前秦、后秦、后蜀、后梁、后燕、西秦、北燕、南凉、南燕、北凉、夏等国，都收入“载记”，只有前凉、西凉载入列传。因为前凉的最高统治者张轨原为晋臣，西凉的最高统治者李〖HTXL〗ND477〖HT〗是唐朝皇帝的始祖，在作者看来显然不宜列入“载记”。
《晋书》在取材方面，不十分注意史料的甄别取舍，喜欢采用小说笔记里的奇闻轶事，《搜神记》、《幽明录》中一些荒诞不经之谈也加以收录，损害了它的史料价值。魏晋盛行九品中正制，《武帝纪》记载政府命令郡中正用六条标准选拔官吏，这样一件值得重视的事情，《职官志》却没有记载。《晋书》的执笔人，大多数擅长诗词文赋，有片面追求词藻华丽的倾向。因此，后人批评它“竞为绮艳，不求笃实”。这也是它的一个缺点。
《宋 书》
《宋书》一百卷，包括本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晋安帝元兴二年（４０３年），荆州刺史桓玄代晋称帝。明年，刘裕推翻桓玄，过了十五年，建立了宋。至宋顺帝升明三年（４７９年），被南朝萧齐所灭。本书主要记载了刘宋政权六十年的历史。
作者沈约，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武康县）人，生于宋文帝元嘉十八年（４４１年），卒于梁武帝天监十二年（５１３年），历仕南朝宋、齐、梁三朝。他在齐武帝永明五年（４８７年）受命编写《宋书》，明年二月就完成了纪、传七十卷，历时不足一年，是《二十四史》中成书较快的一史。他这么迅速地完稿，是因为利用了徐爰的《宋书》，当时又没有作志，志是后来续补的。《宋书》的志分为律、历、礼、乐、天文、符瑞、五行、州郡、百官等九目，记述刘宋一代的典章制度，同时也追述了东西晋和三国。《乐志》详细记载了古代各种乐器，保留了许多古代乐歌歌词，是《二十四史》同类志中较好的。《符瑞志》是新创的，它以满篇的白虎、丹书、甘露、嘉禾之类的怪异，与人事相附会，借以神化君权。尽管也有一些有关自然现象和自然灾害的资料，但总的说，它的史料价值远在其他各志之下。
《宋书》的类传大多沿袭前史，但《恩幸传》与前史不同。《史记》、《汉书》中的《佞幸传》所记述的是以婉媚而贵幸的人物，《宋书》的《恩幸传》却主要记载由寒门爬上统治阶级上层的人物。东晋以后，门阀世族盘根错节，垄断了政治和经济大权，他们与皇室之间，在利益的分配上有时出现一些矛盾。
刘宋时代，一度起用非高门贵族出身的文人来抵制门阀世族。沈约把这些人放在《恩幸传》，视为以恩宠幸进的人，在赞许他们的才能时，也间有贬抑。
这说明沈约是门阀世族利益的维护者。
《宋书》列传叙事往往采用带叙的方法，这是它的一个特点。所谓带叙，就是把某些没有专传的人的简历和事迹，在他人的传记中夹带写出。如《刘道规传》讲到命刘遵为将时，插入有关刘遵历官、身世的一段记述，然后又重叙刘道规。这种叙事方法可以在不增加传目的情况下，保留更多的历史人物的事迹。但《宋书》有时带叙所占的篇幅超过了本传，这就喧宾夺主了，文章也显得不够连贯。
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宋书》残缺较多，后人杂取《高氏小史》和《南史》等书续有增补，仍保存原来的卷数。
《南 齐 书》
《南齐书》，原名《齐书》，宋代始称《南齐书》，以便与李百药的《北齐书》相区别。原书六十卷，现存五十九卷，包括本纪八卷，志十一卷，列传四十卷。宋顺帝升明三年（４７９年），萧道成推翻了宋，建立南齐，传至和帝中兴二年（５０２年），被萧衍建立的梁所取代。本书主要记载了南齐二十三年的历史。
作者萧子显，字景阳，南兰陵郡南兰陵县（今江苏常州）人，是萧道成的孙子。生于齐武帝永明七年（４８９年），卒于梁武帝大同三年（５３７年）。南齐初年，萧道成命檀超、江淹等编写“国史”，在此之前，沈约和吴均分别撰有《齐纪》、《齐春秋》。萧子显的《南齐书》主要取材于檀超、江淹的书稿，也参酌了沈约和吴均的史著。
萧子显是南齐的宗室，所以《南齐书》中对他的先世极尽回护夸饰之能事。《高帝纪》百般溢扬萧道成，为他夺取宋政权制造历史根据。
萧子显以当代人记当代事，使他在掌握和选择史料上有便利的条件，能够记录许多原始材料。如《祖冲之传》，是现存有关祖冲之的最早记载，内容详细可靠，不失为一篇珍贵的文献。
《梁书》和《陈书》
《梁书》五十六卷，包括本纪六卷，列传五十卷。《陈书》三十六卷，包括本纪六卷，列传三十卷。齐和帝中兴二年（５０２年），萧衍推翻齐政权，建立了梁。至梁敬帝太平二年（５５７年），陈霸先取代了梁，建立陈政权。传至陈后主祯明三年（５８９年）， 灭于隋。《梁书》和《陈书》分别记载了梁、陈两朝的历史。
两部史书都是姚思廉所作。姚思廉本名简，以字行，历官陈、隋、唐三朝，死于唐太宗贞观十一年（６３７年）。他的父亲姚察做过梁、陈两代的史官，于隋文帝开皇九年（５８９年）受命编写梁、陈两朝史，他没有写完就死了。姚思廉在隋、唐先后两次受命继承他父亲的事业，直到他死的前一年，两史才全部定稿。姚思廉编修梁、陈史书，利用了他父亲的成果。《梁书》篇后题有“陈吏部尚书姚察曰”的有二十六卷，可能都是姚察的旧稿，题为“史臣曰”的，即是他自己的著述。据《陈书·姚察传》记载，《陈书》本纪也多是姚察旧稿。姚思廉奉命修史时，魏征任监修官，所以两书本纪部分和《陈书·皇后传》有魏征的论赞。
梁武帝萧衍在位四十八年，梁朝其他三帝在位时间加起来只有八年，所以《梁书》六卷本纪，《武帝纪》占了一半。梁武帝的孙子萧誉［同察］，与元帝发生矛盾，逃往北方投降了魏。魏扶植他在江陵建立后梁政权，传袭了三世。这段史实，《梁书》却漏而未载，只好从《周书》、《北史》中去查检。
《梁书》列传部分，新创了《止足》这篇类传，记述顾宪之等三人。所谓“止足”，就是宦成身退的意思，其实是盗名欺世，抬高身价。值得一提的是，《儒林传》记载了杰出的唯物主义者范缜。东晋以来，佛教风靡于世。范缜却“盛称无佛”，否定因果报应，大胆提出了“神灭论”的主张，显示了战斗的唯物主义者的思想光芒。对这样一个有胆有识的唯物主义者，《梁书》多所称颂，可见姚思廉是一个颇有见地的史学家。
陈朝封建政权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可能与此有关，《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有关封爵、册立、谱系的罗列，繁冗芜杂，而忽视了对当时经济、文化状况的记述。当然，《陈书》仍不失为研究陈朝历史的重要材料。
姚氏父子相继编写梁、陈史，花了数十年的心血，对材料的去取和编次下了一番工夫。《梁书》的文笔，在宋、齐、梁、陈四史中是比较好的。它文字精炼，叙事简洁。六朝和初唐文人，叙事论议喜欢用骈体文，姚氏父子却用简明的散文记述史事，不蹈六朝以来的恶劣文风，后人交口称誉《梁书》，是有道理的。
《梁书》、《陈书》有些地方失于考订，记载不一，并有重复互见的现象，个别地方过多地收录诏策表疏，致使篇幅臃肿。这都是两书的不足之处。
《魏 书》
《魏书》一百三十卷，包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八卷，志二十卷，主要记载了魏王拓拔珪登国元年（３８６年）至东魏孝静帝武定八年（５５０年）鲜卑贵族政权的兴衰史。
作者魏收，字伯起，钜鹿（今河北平乡县）人。生于魏宣武帝永平三年（５１０年），卒于北齐后主武平三年（５７２年）。在魏收做过太子博士，北齐时历官中书令兼著作郎、尚书右仆射等。北齐天保二年（５５１年），文宣帝高洋命魏收编写魏史，由高隆之监修，房延等六人先后参预其事。但《魏书》主要出自魏收之手。
《魏书》在本纪之前，别立一篇《序纪》，系统地追溯拓拔珪的先世，这是以前各史所没有的。魏孝武帝时，高欢控制了军政实权，永熙二年（５３４年）七月，孝武帝逃往关西依靠宇文泰。十月，高欢拥立孝静帝，建立东魏。闰十二月，宇文泰杀死孝武帝，明年一月，拥立文帝，建立西魏政权。后来高洋夺取东魏政权，建立北齐，宇文觉夺取西魏政权，建立北周。魏收在北齐政府跻位高官，所以撰写《魏书》时，为了给北齐争“正统”地位，不给西魏皇帝写本纪，并有意贬斥西魏君臣。可见《魏书》本纪的内容，与当时的政治斗争息息相关。
在“二十四史”中，《魏书》的列传比较繁琐芜杂，一人立传，他的子孙不管有无记述的必要，都附缀在后面，多的竟达数十人。如《李顺传》附载子孙和同宗族的人有二十人之多，简直成了李氏家谱。卢元、李灵、崔逞等传，情况与此相同，原来附载的这些人，多与魏收同时，他用扬名史册来取得他们的支持和好感,《魏书》成了地主阶级徇私的工具。
魏晋以后，佛教逐渐盛行，拓拔魏政权极力宣扬佛教和道教，麻痹人民。《魏书》首创《释老志》，记载佛教和道教的盛衰，是一篇重要史料。它还把《后汉书》的《职官志》改为《官氏志》，先记官，后述氏，重点仍在记官。《食货志》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研究拓拔魏的均田制是离不开这篇志的。
过去，人们把《魏书》斥为“秽史”，主要是由于魏收利用修史来酬恩报怨引起的。他对人宣称：“你这小子是什么东西，敢向我魏收变脸色。我抬举你，使你上天；我压制你,使你入地！”由于他根据个人的好恶来决定人物的弃取和抑扬,触犯了一些门阀地主子弟。天保五年（５５４年）书成，这些人怨声沸腾，到官府上诉，北齐政府用暴力平息了这场风波。曾经帮助魏收修史的人，如房延珪、辛元植、刁柔等，魏收便为他们的先人立传，想方设法加以虚美夸饰。对于权贵人物的先辈，更是隐恶扬善。其实，其他封建史学家也有类似情况，只不过魏收更加露骨罢了。
从史料价值着眼，《魏书》值得重视。魏收以前，曾有人写过魏史，隋、唐时代也出现过几种《魏书》，但都没有流传下来。《北史》中有关北魏部分，基本上是《魏书》的节录。因此《魏书》是记载北魏历史的最原始的材料。《魏书》很早就已残缺不全，据统计，全缺的有二十六卷，缺少一部分的有三卷。后人根据其他书作了增补。宋刘珪、刘恕等校过《魏书》，把补缺各卷的来源在卷末一一注明，目录中也相应地作了说明。后来传世的各种刻本都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
《北 齐 书》
《北齐书》五十卷，包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魏永熙三年（５３４年），高欢立魏清河王世子善见为帝，改元天平，魏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历史上称善见政权为东魏。武定八年（５５０年），高洋推翻东魏，建立了齐，历史上称为北齐。幼主承光元年（５７７年），北齐亡于周。《北齐书》主要记载了东魏和北齐的这段历史。作者李百药，字重规，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县）人。生于齐后主天统元年（
５６５年），卒于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６４８年）。在隋朝做过太子通事舍人，入唐以后，历官中书舍人、散骑常侍。他的父亲李德林写过《齐书》。贞观元年（６２７年），李百药奉命撰修北齐史，即在《齐书》基础上，参考其他史书，增删润饰，于贞观十年（６３６年）定稿。
北齐王朝上层统治者之间斗争激烈，皇族内部叔侄兄弟互相残杀，致使短短二十多年间六易其君。对上层统治者的矛盾和斗争，《北齐书》记载得比较具体。
唐代中叶以后，《北齐书》逐渐残缺，到北宋初，李百药的原文仅存留十七卷，其余各卷是后人拿《北史》等书补配的。因为今本《北齐书》是由众手杂集而成，所以体例混乱，记事也有矛盾的地方。
《周 书》
《周书》五十卷，包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东魏建立的第二年，宇文泰立南阳王宝炬为帝，建立西魏。过了二十二年，宇文觉取代西魏，建立了周，历史上称为北周。二十四年后，隋灭周。本书主要记载了西魏、北周两朝的历史。
作者令狐德，宜州华原（今陕西耀县）人。生于隋文帝开皇三年（５８３年），卒于唐高宗乾封元年（６６６年）。曾做过国子祭酒等官。武德四年（６２１年），他向唐高祖建议编写梁、陈、齐、周、隋五朝史书。唐太宗贞观年间，他负责修周史，与他合作的有岑文本、崔仁师。贞观十年（６３６年），
《周书》告成。它主要取材于西魏史官柳虬写的史书和隋牛弘的《周史》。《周书》较多地反映了一些历史真实情况，把宣帝宇文邕的淫暴，宫廷内部的靡乱，都如实地记录下来。《周书》本纪以西魏、北周为主，此外还兼述了东魏、北齐和梁、陈，使人们对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列传中有一篇《异域传》，分为上下两卷，上卷记载高丽、百济、氐等，下卷叙述突厥、吐谷浑和西域诸国。内容涉及到政治制度、各地物产、风俗习惯、朝聘往来、道路远近等情况，从中可以得知唐代以前国内外商业、交通发展的程度。
宋朝初年，《周书》已经散失了一些篇章，有人截取《北史》和其他史书来补缺，又多所篡改。今本卷十八、二十四、二十六、三十一、三十二等卷，不是令狐德的原作，是后人从别的书移植的。此外还有若干卷的部分史文，也有类似的情况。
《隋 书》
《隋书》八十五卷，包括纪五卷，志三十卷，列传五十卷。记载了隋朝三十八年的历史。
《隋书》由魏征监修，参加执笔的有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等人。唐太宗贞观十年（６３６年），完成了纪、传两部分。唐朝人把《隋书》和与它同时成书的梁、陈、北齐、北周四史合称“五代史”。“五代史”都没有志，贞观十五年（６４１年），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等人奉命编写志，先后由令狐德邕、长孙无忌监修，历时十五年勒定，当时人称为“五代史志”。它成书时，梁、陈各书已经单行，于是就把它放进《隋书》。它虽然为“五代史”的合志，但内容却详于隋，略于梁、陈、齐、周。
唐朝初年编写的几部史书中，《隋书》是比较好的。志的作者大多数学有专长，熟悉自己所写的内容，又具有一定的修史技巧，所以志写得尤为成功。《食货志》系统地记录了南北朝后期的经济状况，有关均田”、“租庸调”、“货币”等项记载，是研究隋唐经济史的重要史料。“隋律”是我国保留下来的较早的一部古代法典，研究中国法制史是离不开的，它便保存在《隋书·刑法志》中。李淳风写的《天文志》、《律历志》，历来被人们推誉。《律历志》对魏晋以来声律度量的增损情况有详细的记述。《经籍志》则分门别类地登记了汉至隋的存世图书，在我国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隋书》叙事简洁，文笔严净。但也并非无瑕可指，如记载同一事件，有时前后不一，自相矛盾，就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缺点。
《南史》和《北史》
《南史》八十卷，包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北史》一百卷，包括纪十二卷，列传八十八卷。从刘宋政权建立到隋统一全国，在这段时间里，出现了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宋、齐、梁、陈相继割据南方，北方最初统一于拓拔魏，后来分裂为东、西魏，东魏灭于北齐，西魏灭于北周，北周灭掉北齐，统一了北方。隋取代周以后，灭掉了南方的陈，全国走向统一。《南史》记载了南朝一百七十年的历史，《北史》记载了北朝二百三十三年的历史。
两书的作者李延寿，字遐龄，相州（今山东诸城县）人，做过御史台主簿、符玺郎兼修国史。他的父亲李大师生活在隋唐时代，当时已经结束了南北朝的分裂局面，建立了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适应这种形势的要求，李大师着手撰写编年体的南北朝史。书未成他就死去了。李延寿继承他的未竟之业，改编年为纪传，奋笔十六年，终于写成了《南史》和《北史》。
李延寿写《南史》，主要在宋、齐、梁、陈四书的基础上删繁就简。四书之中，对《宋书》删减的最多，对《南齐书》、《陈书》删减较少。《北史》主要依据《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但也作了简化，删削最多的是《魏书》。本纪中的诏诰和列传中载录的诗文多已删掉。前史臃肿的地方，经过李延寿的笔削，确实比较简洁易读。但也有不该删而被删掉的。如北魏李安世关于均田的奏疏，梁范缜关于神灭的辩论，都是研究当时阶级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宝贵材料，两史或全部摈弃，或留存无几。李延寿修《南史》、《北史》，不只是节录八书，他还增补了一些八书以外的新材料，特别是对梁、北齐、周三朝，增添的史料较多。所以研究南北朝史，两书仍然具有一定的价值。
《南史》、《北史》列传有一显著特点，为了突出门阀士族的地位，较多地采用家传的形式，一姓一族，不论时代早晚，集为一篇，子孙后代一律附在父祖的传下，实际上等于世姓大族的谱牒。南北朝的门阀士族垄断了政治和经济权力，家传这一形式，不过是为了反映和肯定这种社会现实。
《旧 唐 书》
《旧唐书》二百卷，包括本纪二十卷，志三十卷，列传一百五十卷。记载了唐朝二百九十年的历史。它原名《唐书》，宋朝宋祁、欧阳修编写的《新唐书》问世后，才改称《旧唐书》。
后晋天福六年（９４１年），石敬瑭命张昭远、贾纬等人编写唐史，用了四年多的时间写成全书。当时宰相刘昫负责监修，就由他奏上，因此《旧唐书》的作者署名“刘昫”。实际上，刘昫对这部史书没有什么贡献，张昭远、贾纬等人才是真正的作者。
《旧唐书》成书仓促，所以显得有些粗糙。本纪的前半部分，由于有唐代实录和史馆编写的“国史”可供采摘，所以对材料的剪裁也还得体，文字也较为简洁。唐武宗以后，没有足资利用的史料，全靠作者采访编辑，内容明显的芜杂，记事矛盾的地方屡见不鲜。列传部分，情况大体相同，唐后期的人物多所缺
漏，甚至存在一人两传，一事重见的现象。《历志》、《经籍志》只叙述到唐玄宗（７１２－７５６年在位）。后人讥议它“敷衍成帙”，不是毫无根据的但就史料价值而言，《旧唐书》却是不能轻视的。作者去唐不远，有条件看到并收录大量的原始记录，如《懿宗本纪》、《僖宗本纪》中有关于庞勋起义和黄巢起义的记载，是比较原始而重要的史料。列传中对我国少数民族的记载，超过了以前各史，其中有关突厥、回纥、吐蕃等族的史料尤为详尽。研究隋末农民大起义，不能不利用本书李密、王世充、窦建德、刘武周、刘黑闼、杜伏威、李子通等人的传。科技文化领域的代表人物，如有名的科学家李淳风、孙思邈，文学巨匠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史学和经学家姚思廉、孔颖达，佛学大师玄奘等人，《旧唐书》都记载了他们的生平事迹。这是值得珍视的。
《新唐书》行世后，《旧唐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被人们废弃。明朝嘉靖十七年（１５３８年），闻人诠等人重新刊行后，才又广泛流传开来。《旧唐书》传布过程中的兴衰，既反映了它的缺点，也说明它有自己的长处，《新唐书》不能完全取而代之。
《新 唐 书》
《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包括本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传一百五十卷。
宋仁宗（１０２３－１０６３年在位）认为刘昫的《唐书》浅陋，命宋祁、欧阳修重修唐书，参预其事的人有范镇、王畴、宋敏求、吕夏卿、刘义叟等人。
宋祁擅长文学，他在天圣（１０２３－１０３２年）末年至庆历（１０４１－１０４８年）年间的十七年中，完成了列传。后来欧阳修主持修史工作，写定了本纪、志、表。这已是至和元年（１０５４年）至嘉五年（１０６０年）的事情。宋祁和欧阳修两次修史，中间隔了好多年，列传与本纪、志、表合在一起时，也没有经过严格的整齐划一。
《旧唐书》本纪大约有三十万字左右，《新唐书》压缩到不足十万。个别的帝纪，删减的更为厉害，如《哀宗纪》，《旧唐书》有一万多字，《新唐书》只有千字上下。经过大量删削，失去了许多可贵的史料。从这一意义上说，《新唐书》本纪的简倒不如《旧唐书》的繁。
《新唐书》作者对志下了一番功夫，质量多在《旧唐书》之上。《食货志》有关授田情况和租庸调的记载，比旧志丰富得多。《地理志》各道疆域以唐全盛时期的开元年间十五道为依据，户口以天宝年间为标准，州郡建制沿革以天宝年间为主，处理得较为得体。《艺文志》在《旧唐书·经籍志》之外，增收了很多图书，仅唐人文集就由一百余家增加到六百多家。《旧唐书》没有《选举志》，《新唐书》效法在它之前成书的《旧五代史》，写了《选举志》，记载了唐代的科举制度。
不仅如此，《新唐书》的志还有新的创见。它增加了以前史没有的《仪卫志》和《兵志》。《兵志》没有能够详述制度 的演变，但毕竟记载了唐代军制的废置得失和治乱兴亡，提供了一些新的材料。更重要的是，继《新唐书》创立《兵志》之后，许多史编写了《兵志》，为“二十四史”增添了新的内容，它的开创之功是不能泯灭的。
《三国志》以后各史没有编写表，到了《新唐书》，才又承袭了《史记》、《汉书》的传统，编制了《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等。《方镇表》给人们学习历史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本来唐代方镇的建置没有定制，分割移徙，混乱不堪。《方镇表》却眉目清楚，开卷了然。
从修史技巧来看，《新唐书》比《旧唐书》严谨简洁，前人往往根据这一点来全面肯定《新唐书》，把《旧唐书》说得一无是处，显然是片面的。我们认为，两书各有优劣，是不能偏废的。
《旧 五 代 史》
《旧五代史》一百五十卷，包括本纪六十一卷，列传七十七卷，志十二卷。它原名《五代史》，又称《梁唐晋汉周书》，后来为了区别于《新五代史》，前面冠一“旧”字。
唐哀帝天四年（９０７年），朱温夺取了最高统治权，建立了后梁。以后五十多年间，中原地区相继出现了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几朝封建政权。中原以外有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南平、北汉等十个割据政权，史称“五代十国”。《旧五代史》记载了这段历史的演变。
宋太祖开宝六年（９７３年），命薛居正监修五代史，参加的人有卢多逊、扈蒙、张澹、李昉等，第二年就完成了编写工作。成书如此之快，是因为作者有范质的《五代通录》为蓝本，并有各朝实录可资利用。
《旧五代史》按五代断代为书，梁书二十四卷，唐书五十卷，晋书二十四卷，汉书十一卷，周书二十二卷。五书的后面，有《世袭列传》二卷，记载李茂贞、马殷、钱戮等人。他们割据一方，但名义上仍向中原称臣，所以特地给他们创立《世袭列传》。另外，还有《僭伪列传》三卷，记载杨行密、李升、王审知等人。他们独霸一方，称王称帝，不用中原正朔，作者认为这是“僭伪”政权，把他们列入《僭伪列传》。
《旧五代史》在整理史料和文字润色方面，没有下过多少功力。但与《新五代史》相比，它又独具长处。薛居正经历了梁、唐、晋、汉、周，熟悉当时的历史，搜集史料有许多便利条件。所以《旧五代史》叙事比较确切详尽，史料相当丰富。
北宋时，新、旧五代史并行于世。金章宗泰和七年（１２０７年），诏令学者专用《新五代史》，《旧五代史》逐渐湮没无闻。明朝时只有宫廷还收藏着这部书，所以明成祖（１４０３－１４２４年）时编辑的《永乐大典》才得以收录。清乾隆修《四库全书》，没有找到原书刻本，邵晋涵等人从《永乐大典》中加以辑录，又以《册府元龟》等书引用的《旧五代史》史文作补充，凡是补充的文字，都注明出处，避免与《永乐大典》的记载相混淆。同时还利用其他史籍、类书、文集、五代碑碣等进行考订，使原书面貌恢复到十分之七八。乾隆四十年（１７７５年），把它作为《四库全书》中的一种，缮写进呈，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旧五代史》。
《新 五 代 史》
《新五代史》，原名《五代史记》，七十四卷，包括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年谱十一卷，四夷附录三卷。
作者欧阳修，字永叔，江西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生于宋真宗景德四年（１００７年），死于神宗熙宁五年（１０７２年）。曾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倡导者。他在奉命编写《新唐书》前，一手独撰了《新五代史》。着笔时间约在景三年（１０３６年） 以前，到皇五年（１０５３年）基本上勒定。为本书作注的徐无党，是欧阳修的学生。
《新五代史》与《旧五代史》体例不同，后者取法《三国志》，一朝一史，自成体系；前者则学习《南史》、《北史》，打破朝代界限，把五朝的纪、传综合在一起，按时间先后编排。列传部分一律采用类传，分立《家人》、《臣》、《死节》、《死事》、《一行》、《唐六臣》、《义儿》、《伶官》、《宦者》等传，历官数朝的人，编在《杂传》。这与各史列传大不相同。
《新五代史》有《司天考》、《职方考》，实际上就是《旧五代史》的《天文志》和《郡县志》。本来《旧五代史》有《礼》、《乐》、《食货》、《刑法》、《选举》、《职官》等志，虽然内容比较单薄，但毕竟反映了五代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新五代史》却全部删去。
书中的《世家》，专记十国政权的兴衰。《十国世家年谱》，表列各国政权建立和传袭的年代，极为粗疏。《四夷附录》主要叙述我国契丹等民族的历史。这些例目，都是《旧五代史》所没有的。
欧阳修写《新五代史》，非常注意“褒贬义例”，大搞什么“春秋笔法”，用规定有特定含义的一二字表示对人和事的抑扬，如两个地位平行的封建国家或政治集团互相作战叫“攻”，皇帝亲自率军作战叫“征”，无罪被杀叫“杀”，有罪当杀称“伏诛”，“讨”某某表示被讨伐的一方有罪。欧阳修企图以此宣扬儒家思想，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秩序。这是《新五代史》最不可取的地方。但是，经过欧阳修的笔削加工，《新五代史》的文笔确实在《旧五代史》之上。徐无党的注，侧重解释书法义例，旨趣与《新五代史》相同，对读者帮助不大。
《宋 史》
《宋史》四百九十六卷，包括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记载了宋朝赵匡胤建隆元年（９６０年）至赵昺祥兴二年（１２７９年）共三百多年的历史。
元世祖至元十六年（１２７９年），曾下令撰写宋、辽、金三史，后来仁宗、文宗也曾下诏，但各史都没有修成。当时朝廷内部对修史体例分为两派，一派主张“以宋为世纪，辽、金为载记”；一派坚持“以辽、金为北史，宋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宋史。”这场有关王朝正统的论战，影响了三史的编写工作。到元顺帝至正三年（１３４３年），决定宋、辽、金三朝各为一史，命执政大臣脱脱为都总裁，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吕思诚、揭奚斯等为总裁官，主持修史，实际上的总负责人是欧阳玄。当时元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不允许各史的编写旷日持久，加上宋代史料极为繁富，又有前人的书稿为基础，所以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宋史》。
《宋史》是“二十四史”中篇幅最多的一史。这是因为赵宋政权存在的三百多年间，经济、文化有所发展，政治制度日臻完备。雕版印刷已被广泛采用，活字版的发明，又大大促进了书籍的印制和广泛流传。元朝编修《宋史》时存世的有关史料，如编年体的历朝实录、纪传体国史和宋人文集、笔记等又相当丰富。所以，《宋史》才有可能撰成鸿篇巨著。据粗略统计，列传中有传的达二千余人，仅《食货志》就有十四卷之多，《礼志》二十八卷，相当于“二十四史”中其他各史《礼志》的总和。
在《宋史》中，志的分量庞大，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它系统而又详细地叙述了赵宋一代的典章制度，如《食货志》按经济类别叙述了宋朝的农业、盐业、茶业、手工业概貌和货币制度、赋役制度，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宋代劳动人民创造物质财富的丰功伟绩和他们所遭受的封建剥削，《选举志》、《职官志》系统地记载了宋朝官僚的选拔考课制度和官僚机构的组织情况。《兵志》分述了宋朝军队种类和招募、拣选、廪给、训练、屯戍、器甲等制度。从这三篇志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为了加强对劳动人民的统治，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机器是多么严密而庞大。
宋朝统治阶级提倡道学，作为统治人民的精神枷锁。《宋史》创立了《道学传》，并置于《儒林传》之前。对道学的代表人物，如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朱熹等都立了专传，加以颂扬。《宋史》全书，把道学奉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这反映了地主阶级意识形态的日益没落和封建统治的腐朽性。
《宋史》列传中有“世家”一目，记载十国投降宋朝的李煜、孟昶等人，与列传没有什么差别。
《宋史》成书匆促，对史料缺乏精心的剪裁，记事详略不一，北宋部分比较详细，南宋部分稍嫌简略，理宗、度宗两朝的人物，由于宋人罕所记载，错误较多。对发明活字印刷的毕升，创造黄河决口“合龙”新方法的水工高趣，竟没有述及片言只语。书中还存在一人两传的情况，如程师孟、李孟传、李熙静等都一人两传。其他如有目无文之类的疏忽，记事议论间有牴牾，都是《宋史》的缺点。
《辽 史》
《辽史》一百十六卷，包括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二卷，表八卷，列传四十五卷，国语解一卷。记载了契丹贵族在我国北方建立的辽政权二百多年的历史。
元顺帝至正三年（１３４３年），在脱脱的主持下，《辽史》由廉惠山海牙、王沂、徐、陈绎曾四人分工负责，用了十一个月的时间，全书告成。《辽史》主要依据辽耶律俨的《实录》和金陈大任的《辽史》，兼采他书，稍加整理修订。
《辽史》本纪起自辽太祖耶律阿保机（９０７－９２６年在位），终于天祚帝耶律延禧（１１０１－１１２５年在位）。保大五年(１１２５年），宋、金夹攻辽，天祚帝被金俘虏，辽政权灭亡。同年，辽将耶律大石称帝，建立了西辽，传国七十多年。西辽这段历史《辽史》却没有记载。
契丹贵族建立的政治和军事组织有它自己的特点，适应这些特点，《辽史》不拘泥前史的例目，新创了《营卫》、《兵卫》二志。《营卫志》叙述了辽政权的“营卫”、“行营”概况和部落建置、分布，以及契丹族“有事以攻为务，闲暇则以畋渔为生”的生活情形。《兵卫志》分置“兵制”、“御帐亲军”、“宫卫骑军”、“大首领部族军”、“众部族军”、“五京乡丁”等纲目，扼要地叙述了辽的军事组织。这种记述方法是很有特色的。
在《二十四史》中，《辽史》的表较多，有些表，如《游幸表》、《部族表》等都是前史所没有的。这些表占用的篇幅不多，记载的人物和事件却不少，对纪、传部分起了一定的补充作用。
《辽史》最后一卷是《国语解》，对书中用契丹语记载的官制、宫卫、部族、地名等作了注释，给人们阅读《辽史》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但译音存在一些讹舛。
人们向来批评《辽史》粗疏，没有作认真的加工。但是，它仍是研究辽史不可缺少的资料。辽政权有过严厉的管制令，规定辽人著作，只能在辽境刊行，如果传出，罪至处死。这就严重阻碍了书籍的传布，再加上辽人著述本来就很少，所以这部《辽史》是比较系统地记载辽政权兴亡的独一无二的史书。
《金 史》
《金史》一百三十五卷，包括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主要记载了女真贵族在我国北方建立的金政权一百二十年的历史。
同《辽史》一样，脱脱等编写《金史》也是有所依傍的。元朝初年，王鹗利用《金实录》修成《金史》，包括帝纪、列传、志三个部分。在此之前，记金朝史事的刘祁的《归潜志》和元好问的《壬辰杂编》等已经行世。脱脱等人修《金史》，主要以王鹗的《金史》为蓝本，兼采刘、元两家的史著笔削成书。元朝撰修的三史，在史料整理、叙事文笔、编史体例方面，以《金史》居上。
《金史》模仿《魏书》，本纪部分先列一篇《世纪》，追述金太祖阿骨打的先世。最后又列一篇《世纪补》，叙述后来追认的几个皇帝。这是《金史》首创的一种体例。《世纪补》为后来的元、明两史所取法，只不过由本纪移到了列传的前面。
金与辽、宋、蒙古之间，发生过频繁的战争，《金史》把每次战役的经过，集中纳入战事主持者的本纪或列传中，这样就能从一纪一传中窥见每次战争的概貌，便于查阅。
女真族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民族，有关这一民族的发展情况，特别是早期历史，保存到现在的比较完整的记载并不多见，因此《金史》一向受到人们的重视。它的志系统而详备，如《食货志》内分户口、通检推排、田制、租赋、牛头税、钱币、盐、酒、醋税、茶、诸征商税等许多细目，井井有条地记录了金朝经济的各个侧面。这样的材料，今天是很难得的。
《金史》的表有所创新，它第一次编制了《交聘表》，把金与宋、夏、高丽的和战庆吊的交往记录下来，使人一目了然。书后有一篇《金国语解》，分为“官称”、“人事”两类，它的性质和作用与《辽史》的《国语解》相同。《金史》的一个缺点，是译名混乱，如同一阿忽带，又作“阿虎带”、“阿禄带”、“阿鲁带”，这样的例子很多。还有同一人，女真语的名字和汉语的名字，常有间杂互出的现象。
《元 史》
《元史》二百一十卷，包括本纪四十七卷，志五十八卷，表八卷，列传九十七卷。主要记载了太祖成吉思汗元年（１２０６年）至顺帝至正二十八年（１３６８年），约一百六十余年的历史。
声势浩大的元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元朝地主阶级政权，朱元璋亲身经历了这场战争风暴。在他做皇帝的当年，就下诏修元史，总结元朝封建统治的经验教训，作为明朝地主阶级的“鉴戒”。第二年，以李善长为监修,宋濂为总裁，二月开局编写，八月便写完了除顺帝以外的本纪、志、表、列传共一百五十九卷。接着命欧阳佑采集史料，洪武三年（１３７０年）二月重开史局，到七月续写了未完成的部分。
《元史》各帝纪记事详略悬殊，太祖、太宗和定宗、宪宗三卷本纪，叙事非常简单，从世祖开始，便大大加详。《世祖纪》多达十四卷，《宁宗纪》也有十卷。这可能与原始材料的多寡有关。
《元史》的志写得较好，收录了不少宝贵材料，反映了元代社会的许多重要内容。通过《百官志》、《选举志》、《刑法志》、《兵志》、《食货志》，不但可以看到元代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而且也能够了解蒙古贵族统治下的民族矛盾和民族压迫。作者企图用列传来网罗《艺文志》的内容，所以取消了《艺文志》。这样，当时的著作就无处存目了。列传部分写得最差，问题较多。有的人物，由于译名不一，作者竟然分撰两传。另外，记事歧异，重复疏漏，史实讹误的，也不是个别现象。过去人们对《
元史》提出许多批评，主要说它没有广泛地搜集材料，文字芜杂，错误较多，编纂方法也有不妥当的地方。《元史》的这些弊病是不可否认的。
但《元史》仍有可取之处，本纪部分除顺帝一朝外，都采自元十三朝实录。这部实录今已失传，这就使《元史》本纪具有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顺帝一朝没有实录，然而作者都是从顺帝时过来的人，耳闻目接，自然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因此《顺帝纪》也足资参考。书中的志，史料价值更高一些，它大部分根据元文宗时撰修的《经世大典》写成，此书今已残缺，许多内容只能从《元史》中找到。
由于《元史》作者急于成书，对一些重要的史料，如《元朝秘史》、陶宗仪的《辍耕录》、耶律楚材的《西游录》等，都没有注意。
《明 史》
《明史》三百十二卷，包括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十三卷，列传二百二十卷。主要记载了明朝朱元璋洪武元年（１３６８年）至朱由检崇祯十七年（１６４４年）共二百多年的历史。
清朝在顺治二年（１６４５年）设立明史馆。康熙十八年（１６７９年），以徐元文为监修，开始纂修明史，万斯同以“布衣”参加编写工作，用力最多。继徐元文之后，张玉书、王鸿绪等先后为总裁官，主要工作仍由万斯同负责。康熙四十一年（１７０２年）万斯同去世后，花费精力最多的是王鸿绪。康熙
五十三年（１７１４年），王鸿绪写成了列传，到雍正元年（１７２３年），写完了全稿，奏呈给皇帝，后来题名为《明史稿》。第二年，张廷玉受诏为总裁，在《明史稿》的基础上加以修订改编，于乾隆四年（１７３９年）最后定稿，终于修成了《明史》。《二十四史》中的《明史》，就是张廷玉的定稿。
《明史》的志写得比较成功，内容充实，编次得体。《天文志》、《历志》、《河渠志》包含了不少科学技术方面的资料，并反映了明代的一些新成就。《艺文志》不同于先前各史，它不著录存世的前代人著作，只记载明朝人的撰述。
《明史》有五种表，四种是因袭前史，《七卿表》是新创立的。为了加强皇权，明朝皇帝决定废除左右丞相，把它的权力分给六部，于是六部权重。都察院职掌纠察百官，也有较大的权力。所以《七卿表》把六部尚书和都御史列为七卿。明朝虽有九卿之名，但通政使和大理寺卿的权力比不上七卿。《七卿表》把二者排除在外，也是考虑到了实际情况。
《明史》列传新立了三个传目，即《阉党传》、《土司传》、《流贼传》。《阉党传》是宦官党羽的传记，从中可以看出宦官集团的残暴和腐败。《土司传》记载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少数民族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明朝民族压迫的残酷性。所谓“流贼”，是指张献忠、李自成领导的明末农民大起义。《明史》把炳彪史册的明末农民大起义编在《流贼传》，反映了作者对农民阶级的敌视。在《史记》中，陈胜被列入世家，从《史记》到《明史》的这一变化，反映了地主阶级由兴盛走向没落的演变过程。《明史》虽以《明史稿》为蓝本，但对历史的记述存在许多差别，两书可以相互补充。就编排来说，《明史》要整齐一些。《明实录》是《明史》的主要材料来源之一，它是编年体，按年记事；《明史》则为纪传体，经过了一番认真的加工，查检起来比较便利。有人认为，流传至今的有关明朝的史料种类繁多，修《明史》所依据的原始材料仍然存世，在史料价值上,似乎《明史》不及早出各史重要。这种看法似有道理，但并不全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