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名湖
這個問題很有意思。
其實原因很簡單，就是明清兩代總結了歷朝歷代的經驗教訓，發現對皇權最大的威脅就是外戚干政和宦官干政。因此，採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就是從民間選妃。
朱元璋很聰明，他認為外戚之所以能夠干政，就是因為後宮妃子孃家勢力龐大。所以，他規定，明朝的皇帝都要從民間選妃子。明朝皇妃大都是普通人家的女子。這樣一來，就算是後宮妃子很受寵，他的家人因為出身尋常人家，不懂國政，就不會出現外戚干政的問題。
清朝大體也採取了這種策略。
第二是特務監督統治。
明朝有錦衣衛、東廠、西廠，清朝有粘杆處、還有密奏制度以及無孔不入的暗探間諜。時時刻刻監督著文武百官和王公貴族。他們的任何異動，都逃不出皇帝的眼睛。所以歷史課本上才說，明清兩代，是我國封建皇權統治的巔峰。這話一點不假！
在這樣的高壓統治下，什麼外戚都得服服帖帖的，哪兒還敢幹政？那不是作死嗎？
上將噯福斯
封建社會的一條主線就是君主集權，這是一個歷史進程的問題，與皇權對立的就是相權，分化甚至解除相權，做到皇權一家獨大，這就是封建社會權力遊戲的主線。而關於權力的支線問題，那就涉及到另外兩大勢力，即皇帝與行政中樞之外的“第三方”平衡體系。
這個體系中主要有兩大集團，一是宦官，二是外戚，這個體系就是皇帝對付中樞的工具，但若無法有效駕馭，則會形成宦官亂政、外戚干政的重大問題。所以皇權在解決行政中樞的問題後，必然會對“第三方”勢力進行節制，封建皇權的頂峰就是明清時期，所以也是宦官、外戚問題解決的終極階段。歷史上明朝算是徹底解決了外戚問題，但宦官問題沒能解決，清朝則將這兩個歷史遺留問題徹底解決。
（漢獻帝劇照）
說到君主集權很多人都不陌生，這並非只是權力架構的問題，還涉及諸多方面，比如統治思想的選擇，歷史上較為著名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裡很重要的一個目的就是宣揚“天人合一，君權神授”，塑造一個不可挑戰的君王權威。如商鞅變法時，商鞅不顧君王顏面，將太子老師、秦孝公親哥哥公子虔的鼻子割了，而秦孝公作為君主，未享有“特赦”之權，這就是法家思想對君主權力的挑戰。待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確立後，皇室成員的司法刑獄權也由皇家特立機構獨斷，如宋朝設立的審刑院，皇族犯法必須由該機構“複核”，發展至清朝則有了內務府慎刑司，皇家案件完全繞過國家的司法機構。
（公子虔劇照）
正如統治思想主導的司法變革，權力架構的變革也是隨著歷史進程而不斷轉變的。主線上的權力架構變遷體現為相權的分化和“剷除”，這個過程大家定不陌生。從宰相獨掌中樞，到三省六部分化權力；再到宋朝參知政事分化三省權力；明朝廢除丞相制度，以級別較低的內閣主導中樞行政，皇帝的權力得到史無前例的增強；清朝更是在中前期逐步廢除傳統的議政王大臣會議，設立諸如康熙之南書房，雍正之軍機處的內庭秘書班子，使軍國要事進一步避開六部以及內閣，政出內庭，使皇權到達難以復加的頂峰。
權力主線的發展清晰明瞭，也能體現一個歷史規律，即皇權對抗相權的進程中，皇帝總是需要外戚或者宦官“搭把手”，因而皇權越弱，外戚和宦官受到的寵信越深，皇權越強，則外戚和宦官的利用價值越小，故而明清兩朝的君主集權頂峰期，外戚與宦官逐步從權力的核心圈消失，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
說到這裡總有一個誤區，很多人認為宦官和外戚是封建社會兩大毒瘤，所以亂政、專政被無限放大，甚至將朝代更迭、國家淪喪都歸結到這兩個權力集團身上。其實歷史上發生宦官亂政、外戚專政的原因並不在此集團本身，而是王朝軍政架構的崩塌，內外因素很多，他們只是王朝走向衰敗的縮影。
（魏忠賢劇照）
“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後，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後漢書·皇后紀》
反而歷史上諸多政治平衡還都是宦官、外戚集團維持住的，比如東漢王朝，朝廷的權力中樞掌握在士大夫集團手中，他們是門閥政治時期最龐大的利益集團。整個東漢王朝，除了生辰不可考的嬰帝劉懿，剩下的皇帝中有10個是未成年，最小的皇帝即位時剛剛滿月，就是這樣的情況下，東漢王朝硬是撐了195年。毫不誇張的說，正是宦官和外戚的存在，才保證了東漢皇帝衰微時，江山依然姓劉。
自古皇族是有繼承皇位“合法性”的，所以在權力體系中，皇帝自始自終都要打壓皇室宗族，比如西漢的推恩令。東漢明帝時，劉莊屢興大獄，杜絕了皇族宗室參與政權的可能，所以皇帝只能尋找新的力量對抗外廷中樞。門閥政治的背景下，想要對抗士大夫集團，皇帝就必須從豪門大族中尋求幫助，那麼同樣出自豪門大族的外戚集團就是最好的選擇。
光武帝劉秀將漢武帝的內庭秘書機構尚書更改為尚書檯，俗稱的臺閣，擴大其規模，充實其職權，以六曹管理國傢俱體事務，直接聽命於皇帝，以此架空“三公”。這個設定就是要削弱外朝的公卿士大夫的權力，但由於東漢小皇帝居多，母強子弱的格局下，就需要外戚幫忙掌控臺閣，所以東漢常是外戚控制尚書檯，掌握國家政權，這就是所謂的外戚專權。外戚之所以掌握臺閣，一方面是因為這是該集團的權力上限，因為他們不具備當皇帝的資格，另一方面是他們畢竟是皇帝的親戚，至少比士大夫集團的“危險指數”低一些。
但當皇帝長大以後是要親政的，皇帝收回權力的過程中勢必要收回尚書檯的控制。而外戚集團已經形成，請神容易送神難，這時候能夠幫助皇帝的就是那些最貼心近侍宦官，所以宦官參與政治都是皇帝向內庭收權的行為。東漢的內庭政治就是外戚、宦官輪流“坐莊”，小皇帝時，外戚憑藉太后形成專權，皇帝長大後，又通過宦官打壓母族掌權者。而外戚和宦官都是皇帝控制內庭，並與外朝形成對抗的工具，這兩個集團對權利平衡做出過巨大貢獻。
（明朝錦衣衛）
由上文就能理解為何明朝沒有外戚專政了，首先是皇權加強後，皇權與相勸的矛盾化解了，這就無需內庭過多扶持集團勢力與之對抗。其次是豪族門閥主導的政治體系被農民出身的朱元璋徹底推倒，加之科舉取士的發展，官僚集團中寒門子弟比重逐漸增多，這也衍生出明朝特色的皇帝選妃制度，朱元璋徹底打開了由民間選擇后妃的通道，而非豪門官僚之間的政治聯姻。馬皇后的先例為後世樹立了楷模，明朝歷代皇后不再出自豪門，外戚也就沒了專政的資本。
“凡天子、親王之後、妃、宮嬪，慎選良家女為之，進者弗受，故妃、後多采之民間。”——《皇明祖訓》
除此之外，朱元璋將後宮不得干政寫進了《皇明祖訓》，與之配合的則是“長房繼承製”，也就是皇位傳承不以嫡庶為標準，而以年長者居之。朱元璋創立的繼承製度下，長子長孫雖為嫡系，但突出的是個長字。如天啟皇帝朱由校是朱常洛長房，而朱常洛只有一嫡女，且七歲夭折，而無嫡子，在朱常洛駕崩後，庶出的長房朱由校即位。朱由校絕後，所以駕崩後以兄終弟及的規則，由在世年齡最大的弟弟朱由檢即位，這也是朱常洛另外一個庶子，也就是崇禎皇帝。所以這就擺脫了皇子“奪嫡”的政治風險，也解決了沖齡即位、子弱母壯，外戚專權的千年難題。
（崇禎帝劇照）
清朝的繼承製度雖然混亂，但也有約束外戚勢力形成的手段，比如皇子不予生母養育，而是寄養於宮外，加上立儲變數大，皇子母族難以提前準備。而且清朝八旗制度的相互制約很是明顯，雖有上三下五之分，但皇子母族僅出於其中一旗，很難形成約束皇權的存在（慈禧太后是個例外）。且很多皇后屬於下五旗抬進的上三旗，本身根基不穩，家族勢力難以先期形成，再加之宗人府的制約，干預政治的風險很大。
綜上所述，外戚專政的消失，其根本原因就是皇權的無限加強，使外戚集團在權力的遊戲中失去了利用價值。皇帝可以利用后妃制度、官員選拔制度、立儲制度等，剷除外戚勢力形成的基礎。其實早在宋仁宗提出“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時候，就已經展現出皇帝對權利掌控的自信了，一切用來平衡內外權力的工具都將會退出歷史舞臺。
棍哥觀史
先說明朝：
明朝對於後宮管理是很嚴格的。
朱元璋對後宮的管理非常嚴格，他想到了兩個辦法。
（朱元璋）
第一就是在選妃上與眾不同，其次就是加強了後宮的管理。
這最重要的就是選妃的制度。明朝時期，從朱元璋開始，就出現了
“后妃多出民間”的現象。除去開國之初盛行與勳貴聯姻以外，剩下的明朝皇帝在選妃方面，幾乎都是出自民間。
明朝選妃都是在京城及其周邊地區，類似於今天的海選，之後就由禮部進行篩選，最後剩下的幾十人帶入宮中。
在這幾十人中，挑選一二人作為後、妃，其餘的女子以禮送回家。
這樣一來，後宮中的皇后、妃子全部出身寒門，就沒有了後族強大的勢力。
這樣的情況下就不會對皇權產生威脅。
明仁宗的張皇后，被稱之為“女中堯舜”，她就是出自普通農民家庭，之後當選為太子妃，從此之後在皇宮中生活。
成為皇后之後，她的父親只被封為七品的兵馬副指揮。這個職位不會對明朝產生任何威脅。
更為重要的是，明朝外戚的世襲制在嘉靖帝期間被廢除。
這樣一來，外戚想要獲得權力，更是難上加難。有了這樣的策略，就有了後宮壓根干政不得，連外戚都掀不起什麼風浪。
史書記載：“故有明一代，外戚最為孱弱”。
朱元璋曾經立下了禁止宦官干政的鐵牌，那麼後宮中也有這樣的鐵牌。
從這一點來說，朱元璋對後宮的管理是最為嚴格的。
明朝史籍資料中出現了這樣的記載：“治天下者，正家為先。正家之道，始於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俾預政事。”
正是朱元璋的辦法，讓明朝從建立到滅亡都沒有出現後宮干政和外戚專權。
再說清朝：
清朝針對外戚干政，會直接將皇子與其生母拆散。
這種方法雖然有些不近人情，但是，卻有效地離間了皇子與生母之間的關係。
以雍正為例，他對自己的生母“烏雅氏”的感情非常淡薄，但是，卻與自己的養母佟佳氏十分親近。
雍正登基後，曾感念佟佳氏對自己的仰慕之恩，寫下“撫沖齡而顧復，備蒙鞠育之仁，溯十載之劬勞，莫報生成之德”的句子。
（雍正）
而且清朝皇室大多與蒙古貴族聯姻，蒙古貴族這些外戚基本都在蒙古待著，更不會出現什麼干政的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