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名湖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明清两代总结了历朝历代的经验教训，发现对皇权最大的威胁就是外戚干政和宦官干政。因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就是从民间选妃。
朱元璋很聪明，他认为外戚之所以能够干政，就是因为后宫妃子娘家势力庞大。所以，他规定，明朝的皇帝都要从民间选妃子。明朝皇妃大都是普通人家的女子。这样一来，就算是后宫妃子很受宠，他的家人因为出身寻常人家，不懂国政，就不会出现外戚干政的问题。
清朝大体也采取了这种策略。
第二是特务监督统治。
明朝有锦衣卫、东厂、西厂，清朝有粘杆处、还有密奏制度以及无孔不入的暗探间谍。时时刻刻监督着文武百官和王公贵族。他们的任何异动，都逃不出皇帝的眼睛。所以历史课本上才说，明清两代，是我国封建皇权统治的巅峰。这话一点不假！
在这样的高压统治下，什么外戚都得服服帖帖的，哪儿还敢干政？那不是作死吗？
上将嗳福斯
封建社会的一条主线就是君主集权，这是一个历史进程的问题，与皇权对立的就是相权，分化甚至解除相权，做到皇权一家独大，这就是封建社会权力游戏的主线。而关于权力的支线问题，那就涉及到另外两大势力，即皇帝与行政中枢之外的“第三方”平衡体系。
这个体系中主要有两大集团，一是宦官，二是外戚，这个体系就是皇帝对付中枢的工具，但若无法有效驾驭，则会形成宦官乱政、外戚干政的重大问题。所以皇权在解决行政中枢的问题后，必然会对“第三方”势力进行节制，封建皇权的顶峰就是明清时期，所以也是宦官、外戚问题解决的终极阶段。历史上明朝算是彻底解决了外戚问题，但宦官问题没能解决，清朝则将这两个历史遗留问题彻底解决。
（汉献帝剧照）
说到君主集权很多人都不陌生，这并非只是权力架构的问题，还涉及诸多方面，比如统治思想的选择，历史上较为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里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宣扬“天人合一，君权神授”，塑造一个不可挑战的君王权威。如商鞅变法时，商鞅不顾君王颜面，将太子老师、秦孝公亲哥哥公子虔的鼻子割了，而秦孝公作为君主，未享有“特赦”之权，这就是法家思想对君主权力的挑战。待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确立后，皇室成员的司法刑狱权也由皇家特立机构独断，如宋朝设立的审刑院，皇族犯法必须由该机构“复核”，发展至清朝则有了内务府慎刑司，皇家案件完全绕过国家的司法机构。
（公子虔剧照）
正如统治思想主导的司法变革，权力架构的变革也是随着历史进程而不断转变的。主线上的权力架构变迁体现为相权的分化和“铲除”，这个过程大家定不陌生。从宰相独掌中枢，到三省六部分化权力；再到宋朝参知政事分化三省权力；明朝废除丞相制度，以级别较低的内阁主导中枢行政，皇帝的权力得到史无前例的增强；清朝更是在中前期逐步废除传统的议政王大臣会议，设立诸如康熙之南书房，雍正之军机处的内庭秘书班子，使军国要事进一步避开六部以及内阁，政出内庭，使皇权到达难以复加的顶峰。
权力主线的发展清晰明了，也能体现一个历史规律，即皇权对抗相权的进程中，皇帝总是需要外戚或者宦官“搭把手”，因而皇权越弱，外戚和宦官受到的宠信越深，皇权越强，则外戚和宦官的利用价值越小，故而明清两朝的君主集权顶峰期，外戚与宦官逐步从权力的核心圈消失，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说到这里总有一个误区，很多人认为宦官和外戚是封建社会两大毒瘤，所以乱政、专政被无限放大，甚至将朝代更迭、国家沦丧都归结到这两个权力集团身上。其实历史上发生宦官乱政、外戚专政的原因并不在此集团本身，而是王朝军政架构的崩塌，内外因素很多，他们只是王朝走向衰败的缩影。
（魏忠贤剧照）
“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后汉书·皇后纪》
反而历史上诸多政治平衡还都是宦官、外戚集团维持住的，比如东汉王朝，朝廷的权力中枢掌握在士大夫集团手中，他们是门阀政治时期最庞大的利益集团。整个东汉王朝，除了生辰不可考的婴帝刘懿，剩下的皇帝中有10个是未成年，最小的皇帝即位时刚刚满月，就是这样的情况下，东汉王朝硬是撑了195年。毫不夸张的说，正是宦官和外戚的存在，才保证了东汉皇帝衰微时，江山依然姓刘。
自古皇族是有继承皇位“合法性”的，所以在权力体系中，皇帝自始自终都要打压皇室宗族，比如西汉的推恩令。东汉明帝时，刘庄屡兴大狱，杜绝了皇族宗室参与政权的可能，所以皇帝只能寻找新的力量对抗外廷中枢。门阀政治的背景下，想要对抗士大夫集团，皇帝就必须从豪门大族中寻求帮助，那么同样出自豪门大族的外戚集团就是最好的选择。
光武帝刘秀将汉武帝的内庭秘书机构尚书更改为尚书台，俗称的台阁，扩大其规模，充实其职权，以六曹管理国家具体事务，直接听命于皇帝，以此架空“三公”。这个设定就是要削弱外朝的公卿士大夫的权力，但由于东汉小皇帝居多，母强子弱的格局下，就需要外戚帮忙掌控台阁，所以东汉常是外戚控制尚书台，掌握国家政权，这就是所谓的外戚专权。外戚之所以掌握台阁，一方面是因为这是该集团的权力上限，因为他们不具备当皇帝的资格，另一方面是他们毕竟是皇帝的亲戚，至少比士大夫集团的“危险指数”低一些。
但当皇帝长大以后是要亲政的，皇帝收回权力的过程中势必要收回尚书台的控制。而外戚集团已经形成，请神容易送神难，这时候能够帮助皇帝的就是那些最贴心近侍宦官，所以宦官参与政治都是皇帝向内庭收权的行为。东汉的内庭政治就是外戚、宦官轮流“坐庄”，小皇帝时，外戚凭借太后形成专权，皇帝长大后，又通过宦官打压母族掌权者。而外戚和宦官都是皇帝控制内庭，并与外朝形成对抗的工具，这两个集团对权利平衡做出过巨大贡献。
（明朝锦衣卫）
由上文就能理解为何明朝没有外戚专政了，首先是皇权加强后，皇权与相劝的矛盾化解了，这就无需内庭过多扶持集团势力与之对抗。其次是豪族门阀主导的政治体系被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彻底推倒，加之科举取士的发展，官僚集团中寒门子弟比重逐渐增多，这也衍生出明朝特色的皇帝选妃制度，朱元璋彻底打开了由民间选择后妃的通道，而非豪门官僚之间的政治联姻。马皇后的先例为后世树立了楷模，明朝历代皇后不再出自豪门，外戚也就没了专政的资本。
“凡天子、亲王之后、妃、宫嫔，慎选良家女为之，进者弗受，故妃、后多采之民间。”——《皇明祖训》
除此之外，朱元璋将后宫不得干政写进了《皇明祖训》，与之配合的则是“长房继承制”，也就是皇位传承不以嫡庶为标准，而以年长者居之。朱元璋创立的继承制度下，长子长孙虽为嫡系，但突出的是个长字。如天启皇帝朱由校是朱常洛长房，而朱常洛只有一嫡女，且七岁夭折，而无嫡子，在朱常洛驾崩后，庶出的长房朱由校即位。朱由校绝后，所以驾崩后以兄终弟及的规则，由在世年龄最大的弟弟朱由检即位，这也是朱常洛另外一个庶子，也就是崇祯皇帝。所以这就摆脱了皇子“夺嫡”的政治风险，也解决了冲龄即位、子弱母壮，外戚专权的千年难题。
（崇祯帝剧照）
清朝的继承制度虽然混乱，但也有约束外戚势力形成的手段，比如皇子不予生母养育，而是寄养于宫外，加上立储变数大，皇子母族难以提前准备。而且清朝八旗制度的相互制约很是明显，虽有上三下五之分，但皇子母族仅出于其中一旗，很难形成约束皇权的存在（慈禧太后是个例外）。且很多皇后属于下五旗抬进的上三旗，本身根基不稳，家族势力难以先期形成，再加之宗人府的制约，干预政治的风险很大。
综上所述，外戚专政的消失，其根本原因就是皇权的无限加强，使外戚集团在权力的游戏中失去了利用价值。皇帝可以利用后妃制度、官员选拔制度、立储制度等，铲除外戚势力形成的基础。其实早在宋仁宗提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时候，就已经展现出皇帝对权利掌控的自信了，一切用来平衡内外权力的工具都将会退出历史舞台。
棍哥观史
先说明朝：
明朝对于后宫管理是很严格的。
朱元璋对后宫的管理非常严格，他想到了两个办法。
（朱元璋）
第一就是在选妃上与众不同，其次就是加强了后宫的管理。
这最重要的就是选妃的制度。明朝时期，从朱元璋开始，就出现了
“后妃多出民间”的现象。除去开国之初盛行与勋贵联姻以外，剩下的明朝皇帝在选妃方面，几乎都是出自民间。
明朝选妃都是在京城及其周边地区，类似于今天的海选，之后就由礼部进行筛选，最后剩下的几十人带入宫中。
在这几十人中，挑选一二人作为后、妃，其余的女子以礼送回家。
这样一来，后宫中的皇后、妃子全部出身寒门，就没有了后族强大的势力。
这样的情况下就不会对皇权产生威胁。
明仁宗的张皇后，被称之为“女中尧舜”，她就是出自普通农民家庭，之后当选为太子妃，从此之后在皇宫中生活。
成为皇后之后，她的父亲只被封为七品的兵马副指挥。这个职位不会对明朝产生任何威胁。
更为重要的是，明朝外戚的世袭制在嘉靖帝期间被废除。
这样一来，外戚想要获得权力，更是难上加难。有了这样的策略，就有了后宫压根干政不得，连外戚都掀不起什么风浪。
史书记载：“故有明一代，外戚最为孱弱”。
朱元璋曾经立下了禁止宦官干政的铁牌，那么后宫中也有这样的铁牌。
从这一点来说，朱元璋对后宫的管理是最为严格的。
明朝史籍资料中出现了这样的记载：“治天下者，正家为先。正家之道，始于谨夫妇。后妃虽母仪天下，然不可俾预政事。”
正是朱元璋的办法，让明朝从建立到灭亡都没有出现后宫干政和外戚专权。
再说清朝：
清朝针对外戚干政，会直接将皇子与其生母拆散。
这种方法虽然有些不近人情，但是，却有效地离间了皇子与生母之间的关系。
以雍正为例，他对自己的生母“乌雅氏”的感情非常淡薄，但是，却与自己的养母佟佳氏十分亲近。
雍正登基后，曾感念佟佳氏对自己的仰慕之恩，写下“抚冲龄而顾复，备蒙鞠育之仁，溯十载之劬劳，莫报生成之德”的句子。
（雍正）
而且清朝皇室大多与蒙古贵族联姻，蒙古贵族这些外戚基本都在蒙古呆着，更不会出现什么干政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