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的历史上宗教的发展只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宗教统治世界，代表性的是西方的神权社会；一个是宗教为皇权服务，代表性就是中国。佛教自汉传入中国，初依附于汉之道术，后依附于玄学，至南北朝佛儒、儒道之间的相互批评与诘难颇为激烈。两汉时期到北宋初年，是中国皇权的崛起和儒教的兴盛时期，也是佛教在中国的繁荣发展时期，更是中国走向神权时代或皇权时代的分水岭。这期间，佛教在中国曾经遭受过四次灭顶之灾，分别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和周世宗柴荣，这四次被统称为三武一宗灭佛事件。这四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避免了中国走向神权时代。如果站在宏观的历史上我们应该感谢这四位目光深远的皇帝，正是他们的先见之明，避免中国走向神权时代，使中国得以继续领先世界。
初期的印度佛教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一样是信奉政教合一的，它在印度阿育王时期达到顶峰。在佛教的发展过程中，它与其他信奉政教合一的宗教一样，也无法避免地卷入各种政治冲突之中，如中世纪的东南亚国家蒲甘王国、素可泰王国和波隆纳鲁沃区的古国等。后来婆罗门教兴起后大肆压迫、排挤佛教，慢慢地，佛教在印度无人敢信仰，被迫从它的故土，向南北两方转移，进而开始传入中国。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原始的印度佛教在印度已经失传了，反而在中国生根发芽，迅速发展起来。佛教传入中国后，最初是被统治者们接受并作为治国方针而传播的，所以最初的佛教很“贵族”，僧侣的地位也很高。正因为这样，佛教逐渐拥有了很高的权力、占据了很大的资源，给寺庙和僧人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加上佛教寺庙往往享有免税、田地、女婢、奴隶等特权，这造成了社会财富向佛寺的极大集中，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另外，僧侣不事生产不服劳役，还拥有大量仆役、女婢，在人力资源匮乏的古代，这一现象对社会经济和军事造成的影响更加明显。更严重的是，随着社会政治动乱加剧，不少普通百姓为避苛役重赋，相继投入空门，寻求佛教的庇护。
据史书记载，北周武帝时期，全国的佛寺竟有3万之多，僧、尼数目则有200万之巨，这在当时中国北方的人口比例上，达到了极高的程度，约占全国总人口数的16分之1。由此可见佛教在当时的兴盛程度。“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杜牧这首诗生动地体现了南朝梁武帝时佛教的辉煌。随着众多信徒的加入，佛教成为朝廷之外的一片沃土，僧侣在朝廷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甚至隐隐有以神权取代皇权之势。这一现象很快就引起了部分有长远眼光的当朝统治者的注意，平时，他们个人虽然也推崇佛教等宗教思想，但当宗教的发展与国家机器的运作发生冲突时，他们能清醒认识，挈重量轻，果断抉择而不拘泥于传统，毅然采取灭佛这一极端手段加以解决，实为难能可贵。佛教传入中国后也是被中国狠狠地修理了几次后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对此，有学者认为佛教进入中国实质上就是佛教针对中国发动的最早期的宗教战争！其目的是想让中国人都成为佛的奴隶。此话虽然有点偏激，但话糙理不糙。
从总体上看，“三武一宗灭佛”的措施是严厉的，尽管“三武”各自采取的措施严厉程度有所不同。北魏太武帝和唐武宗为灭佛不惜动用国家刑律，而北周武帝则主张会通三教，措施稍有和缓，但都使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受到很大打击。”三武一宗灭佛“最大的意义是确定了中国皇权高于神权 。所以，有些皇帝不是不想“灭佛”，只是他们庸庸碌碌、得过且过罢了。事实上，“灭佛”的几位皇帝才是真正有作为的皇帝，仔细看看“三武一宗”的功绩，远远比有些不“灭佛”或者不敢“灭佛”的皇帝高得多。只不过，真是天不假年，上天要是能多给他们一些寿命，他们真能创造出伟大的奇迹来。北宋建立后，宋太祖赵匡胤发布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诏令奠定了儒教不可动摇的社会地位，这让佛教彻底失去了动摇皇权统治的基础。这也是为什么北宋以后就没有大规模灭佛运动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