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宣澤
就司馬遷的悲劇來說，不能不說是必然的，因為他的不羈浪漫的性格是硬傷。儘管司馬遷受過儒家思想的深刻薰陶，學孔安國之《尚書》，習董仲舒之《春秋》，去齊魯練習鄉射等等，因此有著極濃烈的情感
。 一、為世過於執著，過執己見
李長之先生在《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說①：“假若不是處在一個嚴刑峻法的時代，司馬遷也不會遭這樣的奇慘命運。”李先生將司馬遷厄運的大部分責任歸咎於“劉漢家傳的法寶”—猜忌和刻薄。
二、久居朝堂，卻無貴人相助
司馬遷據漢朝的刑法，死刑有兩種減免辦法：一是拿五十萬兩黃金贖罪，二是受"腐刑"。其實，五十萬兩黃金雖數額巨大，但是並非不可能之事。
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馬遷三十八歲時，正式做了太史令。自此，我們可以先悉數司馬遷到底交了些什麼朋友。
筆者認為，這與其平時的為人處世不無關係。試想，如司馬遷，雖一個天才，籠罩於孔子的精神之下，追求高尚，但如果沒有將自己的遠大志向與現實的情況相結合，僅靠個人彰顯這種非常的價值追求，沒有夯實的群眾基礎
三、李陵之案，終究鑄成大錯
李陵兵敗的消息傳到長安後，漢武帝本希望他能戰死，後聽說他卻投了降，憤怒萬分，滿朝文武官員察言觀色，趨炎附勢，幾天前還紛紛稱讚李陵的英勇，現在卻附和漢武帝，指責李陵的罪過。漢武帝詢問太史令司馬遷的看法，司馬遷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見風使舵的大臣，盡力為李陵辯護。
司馬遷在《報任安書》裡說得很清楚，閹割是人可能遇到的所有十種凌辱中最不堪忍受者。碰到這種情況，即使是非常惜命的尋常奴僕都會自行了斷，以避免凌辱。我們後人或者難以理解，為什麼閹割是那樣難以忍受。而在當時及以前以後的很長時間裡，一旦與閹割這種事沾上邊，也就進入了萬劫不復的境地，不僅其本人甚至其祖先及後人都會因此而蒙羞。
不可否認，司馬遷太熱情，太多情，太愛維護正義，太篤於友道，太好奇愛才，甚至已經達到一種痴迷的地步。再者，在某種程度上，司馬遷無疑被家族的命運所脅迫，過於追求不朽了，更加悲劇的是，司馬遷因其性格註定不可能用一種正確的態度和路線去實行。誠然，追求不朽正是他本人及家族的夢想。但他本人肯定也是時時刻刻受到達不成不朽的恐懼脅迫的。本來作為一個朝廷小官，司馬遷沒有什麼建功立業的機會，也沒有像孔夫子那樣的聖人予以提攜，達成不朽應該是相當困難的。但達成不朽的機遇還是出現在了司馬家族的面前。這個機遇是，他們處在一個前所未有的承平時代，又可以很方便地接觸到大量的文獻資料，他們有條件繼續自孔子以後中絕的著述事業。從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開始，就著手為開創家族的不朽事業做了大量的基礎工作。可惜天不假年，司馬談只好以臨終囑託的方式將使家族不朽的接力棒交到了司馬遷手裡。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人的生命不僅僅屬於自己。
雖為此文，但是筆者並無貶低司馬遷之意。筆者尊重司馬遷，不僅尊重他在我們中華兒女中的形象，更尊重他的《史記》，謹以此文闡述個人對司馬遷價值觀的評價
給他們寫信
大家好，我是千葉書院約祝秀老師，今天我來回答宮刑對司馬遷與《史記》有什麼影響這個問題。記得司馬遷在他的《報任安書》中有這麼一段經典論述，原文是這樣的：“”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然後，我要在這一段的結束，加上一句：司馬遷因受宮刑，乃有《史記》。司馬遷忍辱負重，著書立說，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實錄作品，《史記》，魯迅讚歎：“史家之絕唱，無韻於離騷”。以下就說說宮刑給司馬遷帶來了怎樣的傷害與恥辱，又是什麼信念讓司馬遷有勇氣直面如此人生磨難。
司馬遷，公元前145年前後，出生在夏陽（今陝西省韓城市），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十歲能誦古文；二十歲，從長安出發，足跡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區，所到之處考察風俗，採集傳說；二十五歲，以使者監軍的身份，出使西南夷，擔負起在西南設郡的任務；二十八歲，承襲父職，任太史令，同時也繼承父親遺志：準備寫一部通史。如果沒有那場“李陵之禍”，司馬遷應該是妥妥地子承父業，妥妥地成為一名四平八穩的當代史官。但人生沒有如果，歷史上發生了一場“李陵之禍”。
“李陵之禍”可以說是司馬遷人生命運的轉折點，既深深地傷害了司馬遷，從另一個角度又奇蹟般地成就了司馬遷。”李陵之禍”是這樣的：天漢二年（前99年）秋，漢武帝派李廣利帶騎兵三萬出征匈奴。漢武帝在武臺召見李陵，令他為李廣利軍監護輜重。後匈奴以八萬騎兵圍攻李陵。經過八晝夜的戰鬥，李陵斬殺一萬多匈奴，後因敵我懸殊太大，得不到主力部隊的後援，彈盡糧絕，不幸被俘。李陵兵敗的消息傳到長安，武帝很憤怒。滿朝文武官員察言觀色，趨炎附勢，前幾天都在誇李陵英勇，現在卻落井下石，紛紛指責李陵，誇大他的罪名，十足的變色龍。當漢武帝問司馬遷看法時，司馬遷也不過是出於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為李陵說了幾句公道話，說李陵平時孝順母親，對朋友仗義，對人謙虛禮讓，愛護士兵，常常奮不顧身地急國家之所急……不料漢武帝勃然大怒，認為司馬遷在為李陵辯護，下令將司馬遷打入大牢。在牢中，司馬遷被嚴刑審訊，肉體、精神倍受折磨。不久，有傳聞說李陵曾帶匈奴兵攻打漢朝，漢武帝信以為真，便草率地處死了李陵的母親、妻子和兒子。司馬遷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據漢朝的刑法，死刑有兩種減免辦法：一是拿五十萬錢贖罪，二是受“腐刑”。司馬遷不過是個兩袖清風的文官，自然拿不出五十萬，只好受“腐刑”。“腐刑”其實是“酷刑”對人造成雙重傷害，既摧殘人的肉體、精神，也極大地侮辱、踐踏人的人格尊嚴。司馬遷在他的《報任安書》中，寫出了他的痛苦與悲憤，他之所以活著，只有一個信念，那就是完成父親的遺願，完成《史記》這是他的人生使命。在《報任安書》書中，司馬遷寫道：“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死的意義是不同的，他覺得如果自己此刻死掉，其實是毫無價值和意義的。他想到了那些歷經磨難和蒼桑的古人：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孫臏，想到他們曾經所受的屈辱以及後來取得的讓世人羨慕的成就，他有了信念和力量。不怨，不恨，不怕、不懼。我要活下去，我要完成《史記》，只要完成了《史記》，此生無憾。於是，司馬遷選擇了忍辱負重，砥礪前行。
“李陵事件”是司馬遷人生的轉折點，對司馬遷個人影響重大。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方面：社會地位和角色的轉變。司馬遷原先可以說是我們現在的國家圖書館館長，妥妥的知識分子和國家公務員，受人尊重。但宮刑之後，他被體制開除了，他變成了太監，身份變了，性別變了，不是文化人，不是士大夫，甚至不是男人，萬人唾棄、厭棄、鄙視，每天活在別人異樣的眼光中，徹徹底底成了一個另類。
第二方面：奇恥大辱。在《報任安書》中，司馬遷這樣寫道：“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里所戮笑，以汙辱先人，亦何面目覆上父母之丘墓乎？”“腸一日而九回”“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宮刑這樣的刑法簡直讓司馬遷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生不如死。
第三方面：雙重傷害。司馬遷德才兼備，但造物弄人，李陵之禍讓他身心受傷，受挫，這雙重傷害讓司馬遷對社會、人生、人性有了更深刻的認識，改變了他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讓他變得更理性，更客觀，更包容，更通透，更有人生格局。
總而言之，沒有宮刑或許就不會有《史記》。這是一部用生命的血淚與蒼桑去寫作的史書。司馬遷用他的一生告訴我們：人的胸懷是屈辱撐大的，人的格局是胸懷成就的。天若有情天亦老，人生正道是蒼桑。
千葉書院祝秀老師
司馬遷的《史記》是二十四史之一，最初稱為《太史公書》或《太史公記》、《太史記》，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記載了上至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太初四年間3000多年的歷史。
《史記》是司馬遷在受了宮刑的情況下忍辱完成的，如果沒有未完成的巜史記》，司馬遷也許不會苟活於世，他是為了繼承父親司馬談的遺志，光宗耀祖。
司馬遷是正直之人，忠心之人。漢武帝派貳師將軍李廣利徵匈奴，李陵為副將。李陵被匈奴重兵包圍，李陵奮力拼殺，最後終因寡不敵眾，援兵未到，投降了匈奴，史稱“李陵事件”，消息傳回朝庭時，群臣對李陵的行為進行了諷刺和唾罵，只有司馬遷仗義直言，為李陵說好話，為李陵作正面辨護，說李陵對士兵好，孝敬父母，李陵可能是假投降，漢武帝本來對李陵的投降就很生氣，司馬遷這樣為李陵辯解，等於是火上加油，再者，李廣利是漢武帝寵愛的李貴妃的哥哥，難道不怪李陵怪李廣利嗎？這顯然令漢武帝不爽，把他判了死罪。
據漢朝律令，對死罪的處理有兩種方法，一種是用錢贖罪，司馬遷拿不出這些錢，同僚也沒有幫助他的，另一種就是受宮刑。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接受了宮刑，這是奇恥大辱。從此，司馬迀的身心受到了極大影響，雖然還為官，但士人階層已經不接納他。
司馬遷開始小心翼翼，領教了朝庭的厲害，領教了殺人不見血的宮刑的威力，不能隨意說話，所以，當任安被誣陷，朝庭要治罪於他，想讓司馬迀為他解圍，他只是寫了巜報任安書》，沒有再敢為任安說好話。
《史記》的記載比較公正，少了些歌頌，這也是宮刑帶來的影響，在作品中寄託了他的憤恨不平，所以史記被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