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宣泽
就司马迁的悲剧来说，不能不说是必然的，因为他的不羁浪漫的性格是硬伤。尽管司马迁受过儒家思想的深刻熏陶，学孔安国之《尚书》，习董仲舒之《春秋》，去齐鲁练习乡射等等，因此有着极浓烈的情感
。 一、为世过于执着，过执己见
李长之先生在《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说①：“假若不是处在一个严刑峻法的时代，司马迁也不会遭这样的奇惨命运。”李先生将司马迁厄运的大部分责任归咎于“刘汉家传的法宝”—猜忌和刻薄。
二、久居朝堂，却无贵人相助
司马迁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两黄金赎罪，二是受"腐刑"。其实，五十万两黄金虽数额巨大，但是并非不可能之事。
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马迁三十八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自此，我们可以先悉数司马迁到底交了些什么朋友。
笔者认为，这与其平时的为人处世不无关系。试想，如司马迁，虽一个天才，笼罩于孔子的精神之下，追求高尚，但如果没有将自己的远大志向与现实的情况相结合，仅靠个人彰显这种非常的价值追求，没有夯实的群众基础
三、李陵之案，终究铸成大错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汉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说得很清楚，阉割是人可能遇到的所有十种凌辱中最不堪忍受者。碰到这种情况，即使是非常惜命的寻常奴仆都会自行了断，以避免凌辱。我们后人或者难以理解，为什么阉割是那样难以忍受。而在当时及以前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一旦与阉割这种事沾上边，也就进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不仅其本人甚至其祖先及后人都会因此而蒙羞。
不可否认，司马迁太热情，太多情，太爱维护正义，太笃于友道，太好奇爱才，甚至已经达到一种痴迷的地步。再者，在某种程度上，司马迁无疑被家族的命运所胁迫，过于追求不朽了，更加悲剧的是，司马迁因其性格注定不可能用一种正确的态度和路线去实行。诚然，追求不朽正是他本人及家族的梦想。但他本人肯定也是时时刻刻受到达不成不朽的恐惧胁迫的。本来作为一个朝廷小官，司马迁没有什么建功立业的机会，也没有像孔夫子那样的圣人予以提携，达成不朽应该是相当困难的。但达成不朽的机遇还是出现在了司马家族的面前。这个机遇是，他们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承平时代，又可以很方便地接触到大量的文献资料，他们有条件继续自孔子以后中绝的著述事业。从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开始，就着手为开创家族的不朽事业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可惜天不假年，司马谈只好以临终嘱托的方式将使家族不朽的接力棒交到了司马迁手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的生命不仅仅属于自己。
虽为此文，但是笔者并无贬低司马迁之意。笔者尊重司马迁，不仅尊重他在我们中华儿女中的形象，更尊重他的《史记》，谨以此文阐述个人对司马迁价值观的评价
给他们写信
大家好，我是千叶书院约祝秀老师，今天我来回答宫刑对司马迁与《史记》有什么影响这个问题。记得司马迁在他的《报任安书》中有这么一段经典论述，原文是这样的：“”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然后，我要在这一段的结束，加上一句：司马迁因受宫刑，乃有《史记》。司马迁忍辱负重，著书立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实录作品，《史记》，鲁迅赞叹：“史家之绝唱，无韵于离骚”。以下就说说宫刑给司马迁带来了怎样的伤害与耻辱，又是什么信念让司马迁有勇气直面如此人生磨难。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前后，出生在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市），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十岁能诵古文；二十岁，从长安出发，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二十五岁，以使者监军的身份，出使西南夷，担负起在西南设郡的任务；二十八岁，承袭父职，任太史令，同时也继承父亲遗志：准备写一部通史。如果没有那场“李陵之祸”，司马迁应该是妥妥地子承父业，妥妥地成为一名四平八稳的当代史官。但人生没有如果，历史上发生了一场“李陵之祸”。
“李陵之祸”可以说是司马迁人生命运的转折点，既深深地伤害了司马迁，从另一个角度又奇迹般地成就了司马迁。”李陵之祸”是这样的：天汉二年（前99年）秋，汉武帝派李广利带骑兵三万出征匈奴。汉武帝在武台召见李陵，令他为李广利军监护辎重。后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一万多匈奴，后因敌我悬殊太大，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弹尽粮绝，不幸被俘。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武帝很愤怒。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前几天都在夸李陵英勇，现在却落井下石，纷纷指责李陵，夸大他的罪名，十足的变色龙。当汉武帝问司马迁看法时，司马迁也不过是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为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说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仗义，对人谦虚礼让，爱护士兵，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不料汉武帝勃然大怒，认为司马迁在为李陵辩护，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在牢中，司马迁被严刑审讯，肉体、精神倍受折磨。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司马迁不过是个两袖清风的文官，自然拿不出五十万，只好受“腐刑”。“腐刑”其实是“酷刑”对人造成双重伤害，既摧残人的肉体、精神，也极大地侮辱、践踏人的人格尊严。司马迁在他的《报任安书》中，写出了他的痛苦与悲愤，他之所以活着，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完成父亲的遗愿，完成《史记》这是他的人生使命。在《报任安书》书中，司马迁写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意义是不同的，他觉得如果自己此刻死掉，其实是毫无价值和意义的。他想到了那些历经磨难和苍桑的古人：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想到他们曾经所受的屈辱以及后来取得的让世人羡慕的成就，他有了信念和力量。不怨，不恨，不怕、不惧。我要活下去，我要完成《史记》，只要完成了《史记》，此生无憾。于是，司马迁选择了忍辱负重，砥砺前行。
“李陵事件”是司马迁人生的转折点，对司马迁个人影响重大。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社会地位和角色的转变。司马迁原先可以说是我们现在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妥妥的知识分子和国家公务员，受人尊重。但宫刑之后，他被体制开除了，他变成了太监，身份变了，性别变了，不是文化人，不是士大夫，甚至不是男人，万人唾弃、厌弃、鄙视，每天活在别人异样的眼光中，彻彻底底成了一个另类。
第二方面：奇耻大辱。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这样写道：“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里所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肠一日而九回”“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宫刑这样的刑法简直让司马迁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生不如死。
第三方面：双重伤害。司马迁德才兼备，但造物弄人，李陵之祸让他身心受伤，受挫，这双重伤害让司马迁对社会、人生、人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改变了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让他变得更理性，更客观，更包容，更通透，更有人生格局。
总而言之，没有宫刑或许就不会有《史记》。这是一部用生命的血泪与苍桑去写作的史书。司马迁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人的胸怀是屈辱撑大的，人的格局是胸怀成就的。天若有情天亦老，人生正道是苍桑。
千叶书院祝秀老师
司马迁的《史记》是二十四史之一，最初称为《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太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3000多年的历史。
《史记》是司马迁在受了宫刑的情况下忍辱完成的，如果没有未完成的巜史记》，司马迁也许不会苟活于世，他是为了继承父亲司马谈的遗志，光宗耀祖。
司马迁是正直之人，忠心之人。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征匈奴，李陵为副将。李陵被匈奴重兵包围，李陵奋力拼杀，最后终因寡不敌众，援兵未到，投降了匈奴，史称“李陵事件”，消息传回朝庭时，群臣对李陵的行为进行了讽刺和唾骂，只有司马迁仗义直言，为李陵说好话，为李陵作正面辨护，说李陵对士兵好，孝敬父母，李陵可能是假投降，汉武帝本来对李陵的投降就很生气，司马迁这样为李陵辩解，等于是火上加油，再者，李广利是汉武帝宠爱的李贵妃的哥哥，难道不怪李陵怪李广利吗？这显然令汉武帝不爽，把他判了死罪。
据汉朝律令，对死罪的处理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用钱赎罪，司马迁拿不出这些钱，同僚也没有帮助他的，另一种就是受宫刑。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接受了宫刑，这是奇耻大辱。从此，司马迀的身心受到了极大影响，虽然还为官，但士人阶层已经不接纳他。
司马迁开始小心翼翼，领教了朝庭的厉害，领教了杀人不见血的宫刑的威力，不能随意说话，所以，当任安被诬陷，朝庭要治罪于他，想让司马迀为他解围，他只是写了巜报任安书》，没有再敢为任安说好话。
《史记》的记载比较公正，少了些歌颂，这也是宫刑带来的影响，在作品中寄托了他的愤恨不平，所以史记被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