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型技術的進步非常重要, 但此類技術對經濟增長的具體效果不易衡量。早在1987年, 索洛已發現現有經濟核算方式無法完全反映信息技術進步帶來的影響:計算機無處不在, 但難以估計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回答這一問題的難點在於技術擴散需要時間:技術充分擴散以前, 不易將微觀層面的技術擴散與宏觀層面的經濟進步相關聯。
Boerner和Severgnini (2016) 的工作論文“Time for Growth”以量化歷史視角回答了這一問題。在整理1283-1450年歐洲地區所有城市鐘樓建設時間的基礎上, 利用“到最初建成鐘樓城市距離”和“當地在8-12世紀經歷日食次數”作工具變量, 他們發現:鐘樓對16-18世紀間的經濟增長有顯著正面影響, 幅度達30%。類似影響在國家層面也存在。
時鐘發明之前, 歐洲人依靠時漏或日晷等方法計時, 但這些量具的準確性受自然條件影響很大, 本身也不夠精確。民間生活中, 時間概念更加粗泛, 常常是用太陽的位置來定時。比方說許多城市約定:集市在日出時開始, 到日中結束。直到13世紀, 歐洲人才開發出時鐘的關鍵部件——重力驅動的擒縱裝置, 這使得建設走時準確的鐘樓成為可能。
經濟史學家Landes (1983) 非常看重時鐘對經濟增長的意義。在《時間的革命》一文中, 他認為14世紀鐘錶在歐洲鋪開, 不啻於今天電腦的全面應用。Mokyr也在其1992年的著作《富裕的槓桿》 (Mokyr, 1992) 中將鐘錶歸於“上一個1000年最偉大的發明”之列。偉大的歷史學家Le Goff則認為:時鐘的應用“開創了一個新紀元”。時鐘、蒸汽機和計算機都屬於通用型的技術進步, 重塑了之後的整套生產方式。
具體而言, 在能夠準確衡量時間之前, 交易約定只能是比較粗略的, 比方說, “明天日落之間, 我們在這兒見面交易”。交易過程可能因此出現摩擦, 浪費雙方時間。有了鐘樓這樣的公共品, 城市管理當局、參與交易的商人和消費者都可以很容易地確定市場開放和關閉時間, 免去了這些麻煩。因此, 鐘樓能更好地協調交易。
時鐘的另一重要功能是實現對勞動的有效監督。作坊主和工廠主可以劃出起點和終點, 然後根據工人單位時間內的產量來觀察績效。蘭德斯在《時間的革命》一書中詳細描述了清楚衡量時間對紡織業興起的影響。同時, 教會也利用新建的鐘樓來協調和監督教堂建築工人。
時鐘對生產力影響的方向與社會中佔主導的工作文化有關。在14世紀, 時鐘也被行會用來限制工作時間, 協調工作產量以抬高價格。但時鐘也會潛移默化地改變工作文化。新教即認為時間非常珍貴, 要有效利用, 來實現世俗生活的目標和道德價值。14-15世紀鐘樓的興建也推動了家用鐘錶在16-17世紀的擴散。歷史發展使我們得以看清以下過程:作為能準確衡量時間的通用技術進步, 時鐘如何逐步擴散, 並因此塑造人們的觀念。
作者整合了多個數據庫, 以完整反映13世紀末至15世紀中期歐洲各城市的鐘樓建設情況:Bilfinger[7]對法國、德國、英國及意大利的研究、Ungerer (1931) 對歐洲整體的記錄、Dohrn-van Rossum (1996) 對時鐘技術採納的研究及部分未發表手稿、Glennie和Thrift (2009) 對英國的研究、兩位著名經濟史學者Cipolla (1967) 和Landes (1983) 整理的材料, 等等。他們同時核對了原始資料, 構建了歐洲鐘樓建設時間的完整數據庫。
經濟增長方面, 由於缺乏16世紀前各地城市的GDP數據, 作者以經濟史研究中常用的城市人口指標反映經濟水平。數據來自已經成為歐洲經濟史研究“標配”的BairochBatou-Chevre數據集 (Bairoch等, 1988) 及De Vries (1984) 數據集。原文同時用Malanima (1998) 的研究補正了意大利地區的城市人口。作者還考慮了城市是否靠海、是否靠近河流、是否是地中海或波羅的海港口等自然因素。
經濟增長水平可能反過來導致鐘樓建設, 其它原因也可能同時影響鐘樓建設及經濟增長。作者首先引用一些研究資料說明, 13-15世紀鐘樓多屬富裕貴族捐建, 經濟動機不強。為解決前述內生性, 作者進一步使用了以下兩個工具變量:一是某城市到最初建設鐘樓城市的距離, 二是該城市在8-12世紀間經歷日食的次數。
以上兩個變量均有理論支持:首先, 鐘樓建設需要熟練工匠, 離已建成鐘樓地區比較近的城市, 延聘工匠更加方便;其次, 日食在歐洲文化中有特別意義, 經歷日食更多的地區對天文學更感興趣, 將因此建設更多儀器、培養更多天文學家, 並建設更多鐘樓。如下圖9, 作者用出了歐洲所有在8-12世紀, 至少經歷1次以上大於或等於60秒的日全食或日偏食的地區。
8-12世紀間, 歐洲內部至少經歷1次以上大於等於60秒的日全食或日偏食的區域
基於以上工具變量, 作者用兩階段迴歸考察了鐘樓對1100年後各世紀經濟增長率的影響:1283-1450年間建設鐘樓的城市, 1500-1700年間整體的經濟增長率高出32%, 但這一作用在1500年之前並不顯著。他們同時構建了一個國家層面的鐘樓擴散程度指數, 發現:鐘樓擴散程度每增加10%, 同期經濟增長速度提升約30%。利用與Littmar對印刷術的研究中類似的方法, 原文用雙重差分對結論做了穩健性檢驗, 結果基本一致。
綜上所述, 通過對歷史作量化分析, 兩位作者發現:儘管經歷了漫長的擴散時期, 鐘樓建設在長期內對經濟增長有顯著的正面影響。這一研究同時也對我們思考當代的通用型技術進步在社會中的作用多有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