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型技术的进步非常重要, 但此类技术对经济增长的具体效果不易衡量。早在1987年, 索洛已发现现有经济核算方式无法完全反映信息技术进步带来的影响:计算机无处不在, 但难以估计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回答这一问题的难点在于技术扩散需要时间:技术充分扩散以前, 不易将微观层面的技术扩散与宏观层面的经济进步相关联。
Boerner和Severgnini (2016) 的工作论文“Time for Growth”以量化历史视角回答了这一问题。在整理1283-1450年欧洲地区所有城市钟楼建设时间的基础上, 利用“到最初建成钟楼城市距离”和“当地在8-12世纪经历日食次数”作工具变量, 他们发现:钟楼对16-18世纪间的经济增长有显著正面影响, 幅度达30%。类似影响在国家层面也存在。
时钟发明之前, 欧洲人依靠时漏或日晷等方法计时, 但这些量具的准确性受自然条件影响很大, 本身也不够精确。民间生活中, 时间概念更加粗泛, 常常是用太阳的位置来定时。比方说许多城市约定:集市在日出时开始, 到日中结束。直到13世纪, 欧洲人才开发出时钟的关键部件——重力驱动的擒纵装置, 这使得建设走时准确的钟楼成为可能。
经济史学家Landes (1983) 非常看重时钟对经济增长的意义。在《时间的革命》一文中, 他认为14世纪钟表在欧洲铺开, 不啻于今天电脑的全面应用。Mokyr也在其1992年的著作《富裕的杠杆》 (Mokyr, 1992) 中将钟表归于“上一个1000年最伟大的发明”之列。伟大的历史学家Le Goff则认为:时钟的应用“开创了一个新纪元”。时钟、蒸汽机和计算机都属于通用型的技术进步, 重塑了之后的整套生产方式。
具体而言, 在能够准确衡量时间之前, 交易约定只能是比较粗略的, 比方说, “明天日落之间, 我们在这儿见面交易”。交易过程可能因此出现摩擦, 浪费双方时间。有了钟楼这样的公共品, 城市管理当局、参与交易的商人和消费者都可以很容易地确定市场开放和关闭时间, 免去了这些麻烦。因此, 钟楼能更好地协调交易。
时钟的另一重要功能是实现对劳动的有效监督。作坊主和工厂主可以划出起点和终点, 然后根据工人单位时间内的产量来观察绩效。兰德斯在《时间的革命》一书中详细描述了清楚衡量时间对纺织业兴起的影响。同时, 教会也利用新建的钟楼来协调和监督教堂建筑工人。
时钟对生产力影响的方向与社会中占主导的工作文化有关。在14世纪, 时钟也被行会用来限制工作时间, 协调工作产量以抬高价格。但时钟也会潜移默化地改变工作文化。新教即认为时间非常珍贵, 要有效利用, 来实现世俗生活的目标和道德价值。14-15世纪钟楼的兴建也推动了家用钟表在16-17世纪的扩散。历史发展使我们得以看清以下过程:作为能准确衡量时间的通用技术进步, 时钟如何逐步扩散, 并因此塑造人们的观念。
作者整合了多个数据库, 以完整反映13世纪末至15世纪中期欧洲各城市的钟楼建设情况:Bilfinger[7]对法国、德国、英国及意大利的研究、Ungerer (1931) 对欧洲整体的记录、Dohrn-van Rossum (1996) 对时钟技术采纳的研究及部分未发表手稿、Glennie和Thrift (2009) 对英国的研究、两位著名经济史学者Cipolla (1967) 和Landes (1983) 整理的材料, 等等。他们同时核对了原始资料, 构建了欧洲钟楼建设时间的完整数据库。
经济增长方面, 由于缺乏16世纪前各地城市的GDP数据, 作者以经济史研究中常用的城市人口指标反映经济水平。数据来自已经成为欧洲经济史研究“标配”的BairochBatou-Chevre数据集 (Bairoch等, 1988) 及De Vries (1984) 数据集。原文同时用Malanima (1998) 的研究补正了意大利地区的城市人口。作者还考虑了城市是否靠海、是否靠近河流、是否是地中海或波罗的海港口等自然因素。
经济增长水平可能反过来导致钟楼建设, 其它原因也可能同时影响钟楼建设及经济增长。作者首先引用一些研究资料说明, 13-15世纪钟楼多属富裕贵族捐建, 经济动机不强。为解决前述内生性, 作者进一步使用了以下两个工具变量:一是某城市到最初建设钟楼城市的距离, 二是该城市在8-12世纪间经历日食的次数。
以上两个变量均有理论支持:首先, 钟楼建设需要熟练工匠, 离已建成钟楼地区比较近的城市, 延聘工匠更加方便;其次, 日食在欧洲文化中有特别意义, 经历日食更多的地区对天文学更感兴趣, 将因此建设更多仪器、培养更多天文学家, 并建设更多钟楼。如下图9, 作者用出了欧洲所有在8-12世纪, 至少经历1次以上大于或等于60秒的日全食或日偏食的地区。
8-12世纪间, 欧洲内部至少经历1次以上大于等于60秒的日全食或日偏食的区域
基于以上工具变量, 作者用两阶段回归考察了钟楼对1100年后各世纪经济增长率的影响:1283-1450年间建设钟楼的城市, 1500-1700年间整体的经济增长率高出32%, 但这一作用在1500年之前并不显著。他们同时构建了一个国家层面的钟楼扩散程度指数, 发现:钟楼扩散程度每增加10%, 同期经济增长速度提升约30%。利用与Littmar对印刷术的研究中类似的方法, 原文用双重差分对结论做了稳健性检验, 结果基本一致。
综上所述, 通过对历史作量化分析, 两位作者发现:尽管经历了漫长的扩散时期, 钟楼建设在长期内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这一研究同时也对我们思考当代的通用型技术进步在社会中的作用多有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