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科工作20年，我看到的婚姻與家庭
轉載自人間theLivings
剛上班時，我的眼中只會看到一家人團團圍住產婦、幸福逗弄新生兒的喜悅場面。到如今，工作了20年後，我現在最大的感受，就是更加清楚地看到了生命的脆弱，也更真切地看清了婚姻和愛情的本質。
作者： 真善美小熊
2000年畢業後，我來到這個三甲醫院的婦產科工作。
那時，我們醫院還只有一個婦產科；兩年後，醫院急速擴張，蓋起了十幾層高的門診樓，我們婦產科被重新劃分為婦科和產科；2006年，我們產科又分成了兩個科；2010年後，分成四個科。
二胎政策出臺以後，科室的門診量和住院病人都出現了井噴，入院率呈幾何式增長，平時的46張病床遠遠不夠用，一年中大部分時間，走廊兩側都會加床，最多時能加到60、甚至70張。多數時候，走廊中間只能留出一條僅供一人通行的小路。
科室裡有21個護士、18個醫生，病區呈扇形分佈在樓道，中間是護士站。雖說整個病區只有短短的500米距離，可是長年累月地奔跑，我的雙腳腳底也磨出了厚厚的繭子。
我們科有個小護士，剛剛上班時不曉得其中的厲害，愛美的她上夜班時還穿著一雙帶跟的皮鞋，第二天腳底就磨出了十幾個水泡，從此上班時只好乖乖地穿起無跟護士鞋——每上一個夜班，一個護士常規的工作包括測體溫、量血壓、輸液、換液、起針，中間還有半夜住院的，要輸入住院記錄、抽血等一系列入院程序，一宿下來走幾萬步是常有的事。還有沖洗陰道、灌腸、吸痰、通乳這些專屬於我們的產科的髒活、累活，許多新上班的護士早上8點交班時，都衝著主任抹眼淚。
其實髒和累，對我們這些老護士來說根本不算什麼，最難過的，是眼睜睜看著病人搶救不過來。老一輩人說，“生孩子就是過鬼門關”，每一個女人升級為母親都要經歷與死神共舞的九九八十一難，以前是，現在仍是。在工作中遇到的每一個孕產婦死亡病例，都讓我感到無能為力。
即使在醫學技術發達的今天，在我們這個產科醫學技術骨幹力量強的科室（地市級危重症孕婦搶救中心），每一年，仍然都會或多或少地目睹產婦掙扎在生死線上。剛上班時，我的眼中只會看到一家人團團圍住產婦、幸福逗弄新生兒的喜悅場面；等後來自己懷孕生女，親身體會到了生產時的種種痛苦；到如今，工作了20年以後，我現在最大的感受，就是更加清楚地看到了生命的脆弱，也更真切地看清了婚姻和愛情的本質。
1
2018年2月23日，農曆正月初八，剛剛下過一場春雪，寒氣逼人，科裡病人大多數都趕在春節前回家了，只有7個預產期臨近的孕婦。
安靜的病區裡，突然傳來了急診醫護人員急匆匆的腳步聲——從A縣人民醫院轉來了一個大出血的孕婦，名叫曾春花。
病歷顯示，她只有28歲，懷孕34周，胎盤早剝（胎盤早剝，一般是指懷孕20周後或者分娩期，正常位置的胎盤在胎兒分娩出前部分或者全部從子宮壁剝離，是屬於比較常見的產科病症），第三胎，做過兩次剖宮產，第一胎女孩，5歲；第二胎女孩，3歲。
她在A縣醫院因為肚子疼——“上腹部不適”住院。當地彩超查看時，發現是瘢痕妊娠，前置胎盤，胎盤早剝。在瘢痕妊娠（頭胎剖宮產的女性子宮都會留下瘢痕，稱為“瘢痕子宮”，再次懷孕後，如果胎兒著床恰好在子宮的瘢痕處時，稱為“瘢痕妊娠”，瘢痕妊娠也屬於異位妊娠，是罕見、兇險的產科急症）的病史中，發生前置胎盤的機率比較高。查血中又發現曾春花還有些營養不良、貧血的狀況，縣醫院只能緊急剖宮產，結果在剖宮產手術的過程中就出現了出血，輸了血漿又輸了紅細胞。
在縣醫院手術的第二天，曾春花突然出現乏力、血色素低、嗜睡、昏迷等症狀，於是縣醫院的120急救車就把她緊急轉到我們醫院來了。
來到我們科時，曾春花已經失去意識了。她給我的第一印象是臉色蒼白、瘦弱，像個衣服架子。她的衣服看上去特別肥大，晃晃蕩蕩地掛在身上。現在生活條件好了，孕婦多是營養過剩、體型偏胖，她卻可以說是我見過的孕婦裡最瘦的一個。
按理說，她這個年紀的孕婦，應該是面色紅潤、兩腮圓鼓，甚至有了雙下巴，可她卻像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般凹陷著雙腮，四肢纖細，全身上下好像只有肚子比正常人大點。我為她插導尿管，給她翻身時都被她的骨頭硌了一下。輸液時，她手上的血管也是清晰可見，一下子就扎進了她的靜脈。翻看曾春花的病歷，發現她懷孕前的體重是120斤，住進縣醫院的時候是100斤——也就是說，整整一個孕期，她不但沒有胖，還瘦了整整20斤。
我和主任查完房，把曾春花的家屬叫到了辦公室，向他們交待了一下病人的病情以及後續的治療。來辦公室的是曾春花的丈夫和她的母親，從他們口中得知，曾春花懷孕期間沒有做過正常的孕檢——他們覺得女人懷孕生孩子是最平常的事，這一胎也會像前兩胎一樣，到日子剖出來就行了，根本沒有想到再去醫院檢查。所以7個月的時間裡，曾春花只做過兩次彩超。
主任聽完她丈夫的描述，深深地嘆了口氣：“如果你們正常做產檢，也許就提前知道存在這些瘢痕妊娠、孕期高血壓等這些問題了，積極干預和預防，也不致於讓她病成這個樣子！”說到這兒，曾春花的丈夫便低頭不語。主任接著說，曾春花現在的營養狀況非常差，重度貧血，而且兇險性前置胎盤容易大出血。術後出血過多，使她的情況很不容樂觀，各種臟器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
“她孕期的飲食怎麼樣？”問到這兒，她的丈夫還是不說話，這時，曾春花的母親帶著哭腔說：“我這個女兒太省了，捨不得吃，她本身也不掙錢，她老公在外打工掙錢供全家四口人吃喝拉撒。這幾年，她光生孩子，經濟壓力也大，有點好吃的，也都留給了這兩個小的了。也是我大意了，每次問她，她都說，錢夠花，沒事。人家懷孕都是在家裡養著，有人伺候著，我閨女什麼活都幹，家裡、地裡，接送大閨女，照顧小閨女，洗洗涮涮什麼事都要靠自己……現在弄成這樣！我這命苦的孩兒啊……”
老太太越說越激動，說到最後，竟然趴在主任的辦公桌上大哭起來。聽丈母孃這麼一說，曾春花的丈夫眼裡也泛起了淚花。我本想勸勸曾春花的母親，想了想，算了，讓老太太痛快地哭吧，這時說太多的話也沒用，我也只能在心裡暗暗嘆氣，十二分地同情這個可憐的曾春花。
2
我和主任交待完病情，回到護士站，給護士就曾春花的病情開了一個通氣會。
“大家，都先放下手中的活。聽我說啊，現在咱們科轉來一個重病號，大家都打起精神來。劉姐、小趙你們白班時，注意多觀察曾春花的情況。輸液、護理、抽血等基本技術也要由你們倆操作，不要讓剛來的小孩們去幹；張靜、李元、王芳你們3個值夜班時，更要多向曾春花的2病室跑跑，都精神、麻利著點兒。主任剛才可說了，曾春花病情兇險，咱們護理上可不能出一點差錯，一定嚴格按照醫生的醫囑操作，嚴密觀察病人的病情，容不得半點馬虎。”我還是不放心，又叮囑她們說，“大家都散了吧，活不少。”
同事們都匆匆地走開了，只有小杜一個人站在原地不動。
“杜兒，怎麼了？”22歲的小杜3個月前畢業考到我們科，跟著王芳一起上夜班。
“護士長，我有些害怕。”她低著頭小聲地說。
“杜兒，害怕就別當護士，再說還有王姐和你一起上夜班呢！不懂就問，見得多了，慢慢就習慣了。”我拍拍她肩膀。我並不為小杜擔心，我們都是像她這樣成長起來的，當護士必須邁過“害怕死人”這道心理上的坎。
隨著曾春花住院來的還有她剛出生3天的小女兒，這個可憐的孩子，還沒有吃上媽媽一口奶，就陪著媽媽住進了醫院。因為病房床位有限，曾春花的丈夫和婆婆就在病房外走廊裡鋪了塊墊子，墊子上鋪了一層棉被。除去醫院規定的查房他們把這個墊子收起來，其餘的時間，曾春花的婆婆都在這個墊子上精心地照顧著這個嬰兒。
曾春花的小女兒因為母親的營養不良，比一般的嬰兒更瘦弱些，只有5斤多點。奶奶用奶瓶餵了她之後，這個孩子大部分時間也總是安靜地睡著。她的父親也會在曾春花偶爾清醒時，抱著她走到病床前，讓她享受一會兒母愛。
主任讓我把她們祖孫倆勸走，不要住在走廊裡。可是，我每次走到他們三人跟前，看到那個可憐的嬰兒，那些心中默唸了許久的話，就怎麼也說不出口。我摸了摸墊子上的棉被，像夏涼被一樣，只有薄薄的一層，還去倉庫找了一床被子送給她們。
“護士長，這被子收錢嗎？”曾春花的婆婆問。
“不收錢，您老先用著。”
“不收錢就行，那俺們就先蓋著，夜裡就不用披俺那破棉襖了。”聽聞，老人親熱地拉著我的手，“謝謝了，俺們光碰見好人吶！”
“吃飯呢，大娘？”我看見老人在地上擱著一個搪瓷缸子，裡面盛著一些醬紫色的鹹菜和兩個風乾起皮的饅頭。
“咱們莊稼人沒那麼多講究，就愛吃個鹹菜。”老人不好意思地笑著，露出了乾癟的牙床和幾顆稀疏發黃的牙齒。
“那你先快吃吧！一會兒孩子醒了。”我怕打擾老人吃飯，連忙走開。
晚上，我們護士照例訂的快餐盒飯，除去在護士站留守值班的護士外，我們當天6個上班的人全擠在一間狹小的護士休息室裡吃飯。
王芳說起曾春花的丈夫：“我們查房時，他一直追著主任問病情，說著說著還掉眼淚了。早幹什麼去了？現在害怕了。”
原來王芳在給曾春花輸液時，聽到曾春花的母親邊哭邊數落著女婿：“你家三代單傳，就要俺閨女一個接一個地生，俺閨女遭多大罪！”
“就是，現在裝什麼可憐？連正常的孕檢都不做，真不知道這個老公怎麼當的！”小杜也對曾春花丈夫漠然的態度憤憤不平。
“就是把妻子當作生育機器，只關心機器出了什麼毛病，也不關心這個為他搏命生子的女人。”王芳這樣勸小杜。
“她老公黑瘦黑瘦的，聽說是在北京建築工地打工，也不容易的。這幾天幾乎沒見他吃過飯，不是在床邊看著病床上的妻子，就是去走廊裡抱著女兒抹眼淚。”一旁默默吃飯的劉姐開口說，她歲數最大，也最能為他人著想，“我就是可憐曾春花的老母親，剛我去手術室，在樓梯間，看見老太太一個人在偷偷地哭呢。”
“沒見過她父親呢？”我問劉姐。
“她父親還有哥哥，都在廣州打工，正在往家趕。我和她母親聊了幾句，說醫藥費沒湊夠，怕耽擱閨女的病。”
小杜收拾桌子時，發現盒飯多訂了一份。她要把盒飯扔到垃圾筒，我連忙攔下了她：“別，別扔，留著給曾春花他們吧。”
我拿著盒飯去走廊的時候，曾春花婆婆正坐在墊子上拿著一個幹饅頭啃著。我把盒飯放到她那個搪瓷缸子旁邊：“大娘，你還沒有吃飯吧，別嫌棄，我們科多訂的一份飯菜。”
“哎呀，你看，你看，”她連忙起身，連連擺手，“不用，不用。”
“大娘，你別客氣！住院花銷大，你拿著吧！也不能老吃鹹菜。”不等曾春花的婆婆再推辭，我快步走回護士站。
“謝謝，給你們添麻煩了……”我走出了好遠，還是聽到老人不停地念叨著這句話。
曾春花在我們科住院的幾天的時間裡，不光我們護士把飯菜打包給她的婆婆吃，還有好幾個住院的病人家屬，也把吃不了的飯菜或者專門給他們從餐廳打來飯菜給他們。這樣一來，也算為曾春花家節省了一些開支。
3
曾春花住院的第三天，正好我休班。我趁休息，就在家裡把孩子小時候用過的小衣服、小被子、小毛毯都洗淨晾乾並收進了一個大袋子。
隔天早上7點半我到了醫院時，曾春花的婆婆正在走廊裡疊尿布。尿布都是大人的衣服改的，花花綠綠，仔細一看，上面還有一塊塊大小便的汙漬。
“大娘，我幫你吧！”我知道她要趕在8點查房時把東西都收拾好，趕緊上去幫忙。
“哎呀，護士長，你怪忙的……”老人邊說邊把尿布和衣服收進一個大的編織袋子。
我從地上拿起奶瓶和一罐奶粉：“還有這個，放在哪裡？”
大娘就從口袋裡掏出一個塑料袋。
“大娘，這奶粉夠吃嗎？”
“夠，30元一筒，這不才4天就要喝完了。”
我瞅了一眼奶粉罐上的價格，真算是我參加工作以來見到過最便宜的了。
等查完房，劉姐卻悄悄把我拉到一邊：“曾春花欠住院費了，再不交費，管床醫生都沒法在電腦下醫囑呢。”我們醫院的規定是：早上7點準時打印收費憑條給各個病號，與病人家屬核對無誤後，進行催繳。超過500元費用“未繳”，醫生的電腦自動鎖住，無法下醫囑，我們護士也無法進行輸液、治療和護理。
“催過嗎？”
“催過了，昨天就欠了1000多，他老公說知道了。這不，今天對賬，又欠了1000多，更麻煩的是，曾春花沒有農村合作醫療，我實在不好意思再催了。”劉姐為難地說。
“怎麼還沒有合作醫療？那一年才220塊錢，還省著沒交呢？”我有些吃驚。考慮到曾春花的病情特殊，我決定把她的丈夫叫到辦公室來談一談。
“35床曾春花患者的家屬請到護士長辦公室來一下。”我拿起了護士站的呼叫器。片刻，“咚咚”兩聲輕微的敲門聲後，曾春花的丈夫把門開了個極小的縫隙，露出了半張臉：“護士長，你找我？”
“請進，坐下吧。曾春花好點了嗎？”
“還是那個樣子，昏迷不醒。”他左手揉著右手，來回地摩挲著。
“可能恢復得慢些，你們家屬要有信心啊。”我嘴上勸著，心裡還是想著怎麼跟他提錢的事情。
“嗯……”他有些哽咽，用衣袖不停地抹著眼睛，“沒事，我撐得住，護士長，你找我是想說醫藥費的事嗎？”他倒是主動提了。
“是的，我想管床護士都告訴你了，病人欠到一定數額的費用，必須及時繳費，才能保證醫生及時下醫囑，病人得到很好的治療……”
“護士長，俺知道。家裡實在有點困難，在縣醫院花了3萬，家裡的一點積蓄就全花光了。俺也找親戚們借了，就是需要再等等。”
“那就好——這樣吧，我先和院辦打個招呼，等兩天。再說咱們還可以去紅十字會、網上眾籌嘛。大家想想辦法，總會過去的。”我說。
我在婦產科只見過極個別欠費的家屬。生孩子，一般的家庭都會準備充足的費用，再說現在農村合作醫療和城鎮居民醫保已經覆蓋了絕大部分的家庭，大都能報銷百分之七八十的比例，因生育返貧的家庭更是少之又少。
“你怎麼不給她入合作醫療啊？一年才220塊。”我嘆氣。
“不光她，俺家六口都沒有入合作醫療。我尋思，農村人皮實，一年到頭也不生病住院的，再花那冤枉錢幹啥……”
“哎。你再找親朋好友籌借一下吧，我也和院辦溝通一下。”我也只能這麼說了。
“謝謝護士長……”曾春花的丈夫一下站起，向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為了曾春花，我找院辦溝通了好幾次。以至於後來，我在開院週會時，經常被別的科室的護士長開玩笑，說我們科是“全能科室”，不光治療病人，還救助家屬，管他們吃喝拉撒。
4
曾春花輸了大量的血漿和紅細胞，2月25日，她還是沒有起色，竟然出現了尿少、無尿的症狀，主任決定馬上轉到腎內科。
在腎內科治療過程中，曾春花又出現了兩眼上翻、昏迷等症狀，再緊急轉到ICU。我和主任一起過去時，曾春花已經戴上了呼吸機，腹腔出血，主任和幾個得力的助手又開始剖腹探查，查找出血點，經過手術治療之後，2月28日，曾春花的病情終於得到了控制。
也就是同時，我們科又收治了一個名叫金明明的危重孕婦，是託關係住進了我們科的——因為市裡所有的婦產科都不收了。
金明明，懷孕6個多月，未定期孕檢，1個月前咳嗽、憋氣，在B縣小診所輸液，5天后依舊沒有好轉，隨轉入了市醫院進行治療。在治療時查血發現肝癌，晚期。市醫院的醫生建議金明明終止妊娠，進行下一步治療，可她的父親卻極力主張轉到我們科進行引產手術。至於患者本人，始終不知道自己的病情。
金明明住在22床，我和張主任去查房：“金明明的家屬？哪位是？”金明明病床前坐著的人中閃出一個30多歲的矮個子男人，笑嘻嘻地走向我們。
我見過金明明在入院須知上的家屬簽字，猜這人應該是她的丈夫王輝。他個子不高，胖乎乎的，圓臉，小眼睛，單眼皮，看穿衣打扮應該是一個憨厚的農村人。他有個習慣，一說話先不好意思地笑笑。
“10點到我辦公室來一趟。”主任對他說。
“我要等我老丈人來”。金明明的丈夫仍是笑著回答主任。
我們查房時，金明明一句話都沒說，她臉色蠟黃地半躺著病床上，吸著氧氣，手中拿著手機一直在看。
初春的天氣，病房裡雖有暖氣，但還有些涼意，她卻光著一雙腳，也沒穿襪子。我走過去，把棉被蓋到她的腳上。
“看什麼呢？”我問。
“照片。”金明明似乎是從牙縫裡擠出來這兩個字。
“你的孩子？”
“是，兩個丫頭。”她的嘴角浮現出一絲笑意，這是住院以來，我看到的她唯一的一次笑容。
“護士長，我這孩子有什麼問題，必須要引產嗎？”她問我。
“是畸形，必須要引產。”我騙她說。
“我真不想做這個手術，這個孩子有毛病，想著等身體養好了再要一個。你知道的，農村嘛，總歸有個男孩牢靠些。”
聽到這話，我心裡咯噔一下，不知是什麼滋味。“先別想這麼多，把身體養好可以再要。”我把她身上的被子往上拽了拽。
這是金明明在住院期間和我唯一的一次直接交流。因為她胸悶憋氣，大部分時間都只能半躺著，連睡覺也不能平躺，更不能下床活動。主任特別交待說，她的腿上都是血栓栓子，要求她完全臥床，吃喝拉撒都在床上。
11點，我剛輸入完金明明的住院病歷，主任叫我到她的辦公室。一個膚色黝黑、頭髮花白、看上去有60歲的老頭坐在了金明明丈夫的身邊。老人還沒有說話，眼角早已泛起了淚花，不停地用手擦著眼睛。
“（金明明的）年齡？”
王輝笑笑，答道：“31歲。”
“生過幾個孩子？流產也算。”
“3個。”
“男孩女孩？”
“兩個女孩，一個11歲，一個7歲，流產過一次，這是第4次懷孕。”
“知道你妻子的病嗎？”
“嗯，能治就治，不能治就算了。”王輝的回答很平靜，看不出有任何情緒波動。
“家屬，我們先告知一下——病人病情這麼嚴重，請你們做好心理準備，可能隨時轉入ICU。再說，你們要求把病人肚子裡的孩子引產？這個風險很大你們知道嗎？說不定在手術的過程中，她就會猝死。如果不引產，她還能多享幾個月的福。”主任說。
“那沒辦法，她肚子裡懷的是男孩，這個孩子不能和她一起下葬，必須引產！”一直淚眼婆娑的金明明父親回答得很乾脆，目光堅定地對我和主任說：“閨女在縣裡做過B超了，肚子裡的孩子是個小男孩，他不能和他的媽媽一起下葬。這是個老祖宗傳下來的規矩，有風險，也要引產。就算孩子死在手術檯上了，我也不怪醫院。”
“你是病人的丈夫，你也說句話吧。”主任問王輝。
王輝看了看岳父：“俺沒有意見，都聽岳父的，一切都由他老人家做主。”
“那你在這手術通知書上簽字吧。”我把手術通知書推給他。
他又看了看他的岳父，猶豫著不敢簽字。“看我幹嘛？讓你簽字就簽字！”金明明的父親衝著女婿大聲地嚷著。
在金明明住院後，她的親戚七大姑八大姨、表姐表妹全來了，每天都會有二三十口人來醫院探望她，每一個人都是人還沒有進病房，就先在病房門口抹眼淚，等臉上的淚水乾了再進去。畢竟，金明明太年輕了，可能在引產過程中人就會沒有了，現在看一眼少一眼了。雖然醫院有規定不允許這麼多人來探視，也害怕這麼多人來看會引起金明明的情緒波動，但是主任和我們護士都沒去阻攔。
金明明住院的第二天，早上6點，我們用藥後，金明明出現了規律宮縮，我們把金明明送入產房，引產手術前，她的母親在樓道里遇到我，拉著我的手就不鬆開了，眼淚嘩嘩地流：
“我就是這個命呀，本來一個閨女一個兒子，閨女嫁得也不遠，離家5裡地。我有個病啥的，一天就跑回家三四趟地看我。現在我老了，最需要閨女照顧，卻沒想到落到了現在這個結果——對了，明明還不知道自己的病，你們可別說漏嘴了。她總和我念叨：娘，等我把孩子做下來，沒事了，我就趕緊上班去，給你買新衣服。俺那傻閨女呀！”
我點點頭，告訴她，查房和交待病情時都沒有讓金明明知道她是肝癌晚期，和她說的只是引產，孩子有問題，不能要了。
“住院的當天晚上，王輝就去給明明買了壽衣，可是都是老人家穿的那種。我看見說可不行，當場就把女婿買的壽衣扔了，我可不讓俺閨女穿這個走，嘛時興買嘛。”老太太抹著眼淚，“轉過一天，這不，我剛去商場買來的最時興的衣服、高跟鞋和呢子大衣。這些東西都放在車上了，萬一，明明在引產中不行了，就穿這個走。”
這天，金明明順利引產了一個男嬰。
5
3月2日，我在電梯裡遇到主任，主任一臉疲憊。
“主任，你這是昨晚有手術嗎？”
“別提了，還是那個曾春花，我們搶救了一晚上！”
我心裡一驚：“曾春花不是好轉了嗎？”
“腹腔又出血了，昨晚和普外科主任一起做的手術，十二指腸穿孔了，把腸子截下一段。她還是持續地腎衰竭，繼而各個臟器也出現了衰竭的症狀，搶救了一個晚上。”
“最後怎麼樣？”我想在主任嘴中聽到好點的消息。
主任搖頭：“最後腦幹出血了，腦系科說保守治療，沒有手術意義了……”
我心裡一陣難過：在曾春花轉入腎內科和ICU之後，她的女兒和婆婆還留在我們科裡的走廊裡，我這幾天在下班前都會來到老人跟前問一下曾春花的情況——就在28日曾春花的病情暫時控制住的那天下班前，我才剛把一桶1段新生兒奶粉拿給老人，她對我千恩萬謝：“護士長，跟你說，小丫她娘，好多了，過幾天就出院了！”
當時曾春花的小女兒正甜甜地睡著，我聽了，打心眼裡為他們一家高興：“那就好，多乖的孩子！”
電梯到了16樓，主任打著大大的哈欠，下電梯去盯門診了，這個上午，她還要看50個門診病人。
我換完護士服出來時，小杜告訴我：“護士長，曾春花那個病人的婆婆說要還被子，我放在倉庫裡了。”
我這才意識到，剛才進科裡時覺得走廊裡少了點什麼，原來是曾春花的女兒和她的婆婆走了。回頭看了看到那祖孫倆睡過的地上，已經被清潔工打掃得一乾二淨了，彷彿她們不曾在那兒住過一般。
3月7日，我在進行院內護士技能大檢查時，碰到了腦系科的護士長，問她曾春花的病情。她說，剛剛辦理了出院手續，家屬說要轉到條件更好的北京醫院。我倆還不勝唏噓了一番。
這天也是金明明入院的第3天，仍有許多親戚圍在她的病床邊。她的兩個閨女也來了，11歲的大閨女到了病房後，坐到椅子上自顧自地拿起了媽媽的手機玩遊戲，5歲的小閨女吵吵著要媽媽帶她去吃肯德基——在我們這個城市，似乎只有週末帶孩子去吃肯德基，才算是合格的父母，孩子們以父母帶自己去吃肯德基而自豪，是他們在學校裡向小夥伴們炫耀的資本。
“我要吃肯德基，我要吃肯德基，爸爸你帶我去吃肯德基！”孩子還在鬧著，王輝也一言不發地坐在病床旁玩手機，對小女兒的哭鬧充耳不聞。
最後還是一個親戚實在看不下去了，拉著兩個哭鬧的孩子走出了病房：“走走，我帶你們去，全都去吃肯德基。”
當時，我正在病房裡給金明明吸氧，看到這一幕，想到以後她們的媽媽再也不能陪她們去吃肯德基了，鼻子一下就酸了。
一天後，金明明家屬說不願意病人再繼續治療，要求出院——晚期肝癌並伴多發轉移，治療吧，對他們這個農村家庭來說，可能是人財兩空，不治療，就是眼睜睜看著金明明忍受病痛的折磨。看著金明明被攙扶著走出我們科的背影，我在心裡深深地嘆了口氣。
3月9日，我們科進行了後續隨訪，聯繫到了曾春花的家屬，得到了一個讓我更難過的消息：原來曾春花的丈夫並沒有把她轉到條件更好的北京醫院，而是將人拉回家了，她在3月7日去世了。
窗外起風了，從科裡的窗戶往下看，醫院四周種植的海棠花上週還開得正繁盛，現在也七零八落地凋謝了，花瓣紛紛揚揚，隨風飄舞，不知道飄向哪兒去了。
我想到這幾天出院的兩個孕婦：28歲的曾春花，31歲的金明明，她們都是如海棠花般的年華。
編輯：許智博
題圖：《產科醫鴻鳥》劇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