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50年代，北京有三個露天劇場，每年仲春到深秋後的半年多時間常有京劇演出，是戲迷們特別熟悉的地方。其中資格最老的是位於中山公園內的音樂堂。
音樂堂始建於日偽時期。日寇想在北京建一個進行思想文化侵略的基地，於1942年初冬在中山公園社稷壇東南建成竣工。當時很簡陋，新中國成立後，經過修整，初具規模。由於地處市中心，許多重大活動都在這裡舉行。
這個露天劇場呈扇形，可容納三千餘人，起初只是灰色木質長條椅，雖也對號入座，但臨時硬擠進一位也是常有的事。我最早在音樂堂看戲是50年代初八一建軍節招待軍屬，由部隊京劇團演員李鳴盛、郭元汾、班世超等演出的《唐賽兒》。1954年以後，在這裡看戲次數逐漸多起來。1955年春末夏初，北京市京劇三團在音樂堂演出全部《四郎探母》，因久未露演，觀眾滿坑滿谷。我們的座椅上就擠了位看客，還引得母親、伯母的不高興。
1956年名家薈萃，音樂堂演出《四郎探母》謝幕
因為是露天劇場，所以只要一下雨，演出就無法進行。1955年秋開始動工加頂蓋，座位也換了單座摺疊椅。那麼大的劇場，場中無一立柱，僅在最後由一排大圓柱支撐。1956年春翻修竣工，此後許多重要的京劇演出都在這裡舉行。像1956年9月為慶祝北京市京劇工作者聯合會成立的《八蜡廟》、《鎖五龍》、《四郎探母》，1957年春末梅蘭芳、譚富英合作《御碑亭》，裘盛戎、李和曾合作《道遙津》，裘盛戎、李萬春合作《連環套》，梅先生的《醉酒》，1958年挖掘傳統劇目摺子戲展演，全選擇此處。由於這裡三面都沒有圍牆，盛夏時節比其他室內劇場涼快得多，又有頂蓋，不必擔心下雨，是彼時北京戲迷最喜光顧的場所。那十來年裡我在這兒看戲之多僅次於長安大戲院。
1957年7月上旬，馬連良先生在這裡演出《群英會・借東風》(前魯肅後孔明)。當夜，風雨交加，雷電不斷。次日是，雷擊配電室，引發了一場大火，舞臺和觀眾廳均被殃及。有人笑稱，馬先生真把東風借來了。那次損失不小，後臺沒來的及運走的戲箱被燒壞不少，北京京劇團單是大靠就燒燬了八件。筱老闆的戲裝因演出後沒及時運走，也有不少被燒燬。當時正值建軍30週年，不少重要活動要在這裡舉行，所以連彭真市長也親臨現場，要求盡全力搶修。經過工人努力，紀念建軍節30週年的各項活動終得照常進行。8月2日，我在這裡看北京京劇團的《龍鳳呈祥》時，天花板尚是一片焦黑。
露天劇場容納人多，票價也比室內劇場便宜。比如一般劇場賣1元的票，這裡賣8角。但因容納觀眾遠多於一般劇場，所以票房收人也多得多。1956年以前，民營或民營公助劇團在這裡演出後，分配會多些。比如馬劇團或市二團在這裡賣個大滿堂，都會開雙份。
譚富英、裘盛戎《將相和》
在這裡岔開話題，聊幾句當年民營、民營公助劇團的一種分配方案。以市二團為例，每個演員都根據他的能力、人氣、在團裡的位置，定下基本的“分”，按每場實際收入以“分”折算。譚富英先生定55分，裘盛戎先生定50分，這是團兩位頭牌。以下最高的也就是14分，像多爺、楊盛春都是14分。後來譚元壽來了，也是14分。硬裡子李世琦只有9分，武丑翟韻奎只有2.7分。二團排第六位的丑角，一位姓陸的演員是1.8分。龍套、武行一般是1.5分。那時劇團對非演出的職能人員控制得很少，聯繫劇場的、聯繫戲票的、管賬的包括後臺大管，不過七八個人(不像現在，非演出人員多達幾十甚至上百人，比登臺的人還多)。這樣，把全團的分加在一起，比如是500分，一場戲下來，和劇場分賬後(一般是三七分)，劇團收入(當然還得留一些基金)比如說是1000元，那麼，一分就合2元。譚先生就得110元，裘先生就得100元，多爺得28元，翟韻奎得5.4元。別看龍套只得3元，也比一般工人高得多。因為那時天天有戲，星期日還有白天場甚至早場。這種分配製度，我看還是挺合理的，多勞多得，按貢獻大小分配，比吃大鍋飯、演出不演出一個樣強多了。但是現在京劇市場的狀況，也很難再實行這種方案。所謂“開雙份”，就是在票房收入多的時候，把“分”翻一番。
當然，露天劇場也有侷限性，從秋末到仲春天冷，就沒法演出了，只好是“半年閒”。50年代初，春節期間為招待軍屬，河北省京劇團以孟幼冬領銜在勞動劇場演出《三打祝家莊》，我去看戲，穿了雙球鞋，三個多小時，把腳凍壞了，這是露天劇場的不足。
音樂堂在我的記憶中極為深刻，盛暑時節坐在劇場裡，晚風徐來，欣賞著那些大腕精湛的藝術，真是至高無上的享受。現在音樂堂完全封閉了，也比過去豪華多了，可是那種令人愜意的感覺全然沒有了。
《老田侃戲——京劇戲迷六十年看戲記憶》
學苑出版社
2014年5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