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北京有三个露天剧场，每年仲春到深秋后的半年多时间常有京剧演出，是戏迷们特别熟悉的地方。其中资格最老的是位于中山公园内的音乐堂。
音乐堂始建于日伪时期。日寇想在北京建一个进行思想文化侵略的基地，于1942年初冬在中山公园社稷坛东南建成竣工。当时很简陋，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修整，初具规模。由于地处市中心，许多重大活动都在这里举行。
这个露天剧场呈扇形，可容纳三千余人，起初只是灰色木质长条椅，虽也对号入座，但临时硬挤进一位也是常有的事。我最早在音乐堂看戏是50年代初八一建军节招待军属，由部队京剧团演员李鸣盛、郭元汾、班世超等演出的《唐赛儿》。1954年以后，在这里看戏次数逐渐多起来。1955年春末夏初，北京市京剧三团在音乐堂演出全部《四郎探母》，因久未露演，观众满坑满谷。我们的座椅上就挤了位看客，还引得母亲、伯母的不高兴。
1956年名家荟萃，音乐堂演出《四郎探母》谢幕
因为是露天剧场，所以只要一下雨，演出就无法进行。1955年秋开始动工加顶盖，座位也换了单座折叠椅。那么大的剧场，场中无一立柱，仅在最后由一排大圆柱支撑。1956年春翻修竣工，此后许多重要的京剧演出都在这里举行。像1956年9月为庆祝北京市京剧工作者联合会成立的《八蜡庙》、《锁五龙》、《四郎探母》，1957年春末梅兰芳、谭富英合作《御碑亭》，裘盛戎、李和曾合作《道遥津》，裘盛戎、李万春合作《连环套》，梅先生的《醉酒》，1958年挖掘传统剧目折子戏展演，全选择此处。由于这里三面都没有围墙，盛夏时节比其他室内剧场凉快得多，又有顶盖，不必担心下雨，是彼时北京戏迷最喜光顾的场所。那十来年里我在这儿看戏之多仅次于长安大戏院。
1957年7月上旬，马连良先生在这里演出《群英会・借东风》(前鲁肃后孔明)。当夜，风雨交加，雷电不断。次日是，雷击配电室，引发了一场大火，舞台和观众厅均被殃及。有人笑称，马先生真把东风借来了。那次损失不小，后台没来的及运走的戏箱被烧坏不少，北京京剧团单是大靠就烧毁了八件。筱老板的戏装因演出后没及时运走，也有不少被烧毁。当时正值建军30周年，不少重要活动要在这里举行，所以连彭真市长也亲临现场，要求尽全力抢修。经过工人努力，纪念建军节30周年的各项活动终得照常进行。8月2日，我在这里看北京京剧团的《龙凤呈祥》时，天花板尚是一片焦黑。
露天剧场容纳人多，票价也比室内剧场便宜。比如一般剧场卖1元的票，这里卖8角。但因容纳观众远多于一般剧场，所以票房收人也多得多。1956年以前，民营或民营公助剧团在这里演出后，分配会多些。比如马剧团或市二团在这里卖个大满堂，都会开双份。
谭富英、裘盛戎《将相和》
在这里岔开话题，聊几句当年民营、民营公助剧团的一种分配方案。以市二团为例，每个演员都根据他的能力、人气、在团里的位置，定下基本的“分”，按每场实际收入以“分”折算。谭富英先生定55分，裘盛戎先生定50分，这是团两位头牌。以下最高的也就是14分，像多爷、杨盛春都是14分。后来谭元寿来了，也是14分。硬里子李世琦只有9分，武丑翟韵奎只有2.7分。二团排第六位的丑角，一位姓陆的演员是1.8分。龙套、武行一般是1.5分。那时剧团对非演出的职能人员控制得很少，联系剧场的、联系戏票的、管账的包括后台大管，不过七八个人(不像现在，非演出人员多达几十甚至上百人，比登台的人还多)。这样，把全团的分加在一起，比如是500分，一场戏下来，和剧场分账后(一般是三七分)，剧团收入(当然还得留一些基金)比如说是1000元，那么，一分就合2元。谭先生就得110元，裘先生就得100元，多爷得28元，翟韵奎得5.4元。别看龙套只得3元，也比一般工人高得多。因为那时天天有戏，星期日还有白天场甚至早场。这种分配制度，我看还是挺合理的，多劳多得，按贡献大小分配，比吃大锅饭、演出不演出一个样强多了。但是现在京剧市场的状况，也很难再实行这种方案。所谓“开双份”，就是在票房收入多的时候，把“分”翻一番。
当然，露天剧场也有局限性，从秋末到仲春天冷，就没法演出了，只好是“半年闲”。50年代初，春节期间为招待军属，河北省京剧团以孟幼冬领衔在劳动剧场演出《三打祝家庄》，我去看戏，穿了双球鞋，三个多小时，把脚冻坏了，这是露天剧场的不足。
音乐堂在我的记忆中极为深刻，盛暑时节坐在剧场里，晚风徐来，欣赏着那些大腕精湛的艺术，真是至高无上的享受。现在音乐堂完全封闭了，也比过去豪华多了，可是那种令人惬意的感觉全然没有了。
《老田侃戏——京剧戏迷六十年看戏记忆》
学苑出版社
2014年5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