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華略智庫新興產業研究院 陳昌智 孫承琳
來源：華略創智（ID：HUALUETT）
在這個互聯網深度重構經濟社會的新時代，傳統意義上的行業界限被重新定義，“人才”的內涵和外延在不斷拓展， “不拘一格降人才”不僅僅是一種願景，更彰顯出一個城市的格局與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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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7年開始，“人才大戰”的硝煙，燃起之後就沒有停過。2019年，全國有超過170個城市發佈新的人才政策，比2018年增長40%。2020年以來，儘管全國都受到新冠疫情衝擊，但各地“搶人才”的腳步沒有放慢，甚至在疫情最嚴重的一季度，依然有超過50城發佈新的人才政策。
有所不同的是，今年以來的“人才大戰”已經演變成無差別的“搶人大戰”，搶的不僅是人才，是人都搶，是人都要。不分男女、老少、貧富、學歷......
我們對5月以來發布的人才、人口政策進行梳理，發現落戶門檻再降低、親屬可投靠、先落戶再就業成為人才落戶三大關鍵詞。
4月8日，南京發佈《關於支持促進高校畢業生在寧就業創業十項措施》指出，落戶政策調整本科學歷人才年齡限制，從此前的40歲放寬至45歲。此外，留學回國人員和非全日制研究生，且40週歲以下大專學歷人員，在寧就業參保半年可以落戶。
4月28日，浙江省宣佈執行新修改的《浙江省常住戶口登記管理規定》。根據規定，父母投靠落戶年齡將不受限制（過去老年父母投靠城鎮地區子女落戶，男性需要年滿60週歲、女性年滿55週歲），支持孵化器、眾創空間、特色小鎮等設立集體戶，人才公寓、酒店式公寓可以設立集體戶。
5月8日，山東省13部門聯合印發《關於做好2020年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的通知》，要求全面放開對高校在校生、畢業生的落戶限制，全省16市均可先落戶後就業。不久，山東省出臺《全省開展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服務質量大提升專項行動工作方案》，要求著力抓好照料服務、甄別尋親、街面巡查、落戶安置......
演繹一下，三家“競標”就是這個樣子的：
南京說，我們不再要求“35歲”的落戶門檻，你只要有工作，45歲以內都歡迎呢，參保半年就夠了哦。國內外人士都一樣，大專以上都可以是南京人。
浙江說，你可以捎上父母一起落戶，父母還不限年齡。意思差不多就是，你來我家吃飯順便帶上父母.......且落戶對房子產權的要求放寬到人才公寓、酒店公寓，全國絕無僅有。
山東說，我們“好客山東”沒有門檻，大學畢業沒工作可以落戶，甚至流浪乞討者也可落戶並納入社保：遠方客人只要願意留下來，不管想落戶齊魯大地哪個城市，我們都歡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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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各地政府這些年非常重視搶人才、搶人口，“廣栽梧桐，爭引鳳凰”，甚至引發全國範圍內的“搶人大戰”，這背後是發展轉型、經濟轉型、社會轉型、城市轉型等長期疊加作用的結果。
為什麼要搶人？因為不搶不行，不搶人越來越少，不搶就沒有足夠人力資源支撐一個城市的未來。
第一個原因：產業轉型升級需要
實現產業轉型升級，關鍵要靠創新驅動、技術賦能，而創新的關鍵是年輕人集聚。隨著我國服務業佔國民經濟比重不斷提高，服務業容納的就業人數越來越多，中高端人力資源也更多流向以現代服務業為主的一線城市及大都市圈，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自然成為金融、科技、諮詢等服務領域人才的首選，而成都、重慶、寧波、佛山、東莞、南通等製造業較發達的新一線城市及二線城市，則受到廣大技能型人才的青睞。
無論是什麼規模、什麼等級的城市，在這一輪“搶人大戰”中獲得優勢的，首先是自身擁有較強產業集群帶來的人才集聚效應。
在新一輪科技革命浪潮中，互聯網企業集聚的城市，搶人優勢更明顯。
2020年一季度，受新冠疫情影響，各行業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我國GDP歷史性下降6.8%，人才需求整體上也變得低迷，但互聯網行業的招聘量卻出現小幅上升，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同比逆勢增長13.2%，領跑全行業。
據脈脈大數據3月30日發佈的《互聯網人才流動報告2020》顯示，在騰訊、阿里、百度、字節跳動、美團等19家公司中，僅有3家公司減少招人需求，其餘16家人才需求均有抬頭，其中字節跳動、華為、快手人才需求量漲幅顯著。
而據拉勾大數據6月22日發佈的《2020年新基建人才報告》顯示，新基建直接相關行業的人才需求指數大幅上升，其中杭州以28%的需求漲幅穩居第一，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成都、武漢等城市的新基建人才需求量也將大幅增長。
可見，最能吸引人才的城市，是那些現代服務業發達、率先實現產業轉型的一線城市和新一線城市。當然，最缺人才、搶人最給力的也是這些城市，因為它們需要的人才數以百萬計。
第二個原因：人口自然增長趨緩
隨著經濟結構往高級化轉變，國人的生育意願大幅度下降，近年開放的全面二胎政策效果也有限，全國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的下降趨勢，短期內基本不可逆轉（見下圖），人口紅利漸入尾聲。
人口流出型城市面臨產業和人才“空心化”的危險，均試圖通過人才政策扭轉活力不足、人氣不足的局面。
以東北地區為例。傳統制造業衰退，現代服務業發展水平不高，無法承載大規模新興產業人才，人才人口流出嚴重，生育率排名全國倒數。這種人口生態下，瀋陽於4月份宣佈全面取消落戶限制，真正實現“零門檻”落戶。
再放眼中西部地區。江西、貴州等地相繼打出“鄉情牌”，通過“黔歸人才計劃”“贛籍人才回鄉創新創業計劃”等，吸引本省人才回鄉創業。
第三個原因：供給過剩的去庫存
外來人口不僅能直接拉動經濟增長，更能間接改善當地人口的年齡結構特徵，當然也能提升一個地區的購買力、消費力。
在“房住不炒”的總基調下，導入人才能夠間接促進樓市的持續穩定發展。多數二三線城市通過放開人才落戶政策，吸引大批新增戶籍人口來消化商品房的巨量供應。當然，這也是導致部分城市的房價在2017-2018年間大幅增長的誘因。
對購房資格的放開，其實各地一直以“一地一策”的名義在進行，包括放開人才購房限制，打開人才租房、購房的“綠色通道”。
比如，杭州市規定，全球本科以上應屆畢業生，給予每年1萬元租房補貼，最多享受6年；溫州市則給予符合條件的人才購房享5-7折優惠；江門市則對外地戶籍買房全面放開，大專以上學歷無社保也可買一套房……
實際上，需要去庫存的不僅僅是房子，商場、夜市、街道、工廠，包括直播間，都需要有人集聚和支撐，尤其在新冠疫情的影響下，眼球集聚的地方，就有底氣和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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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令人眼花繚亂的政策背後，人才究竟流向了哪裡？
我們發現，一線城市通過對標國際一流城市，重點打造一流發展平臺，藉此吸引國內外高層次人才。
上海出臺的《上海加快實施人才高峰工程行動方案》，聚焦宇宙起源與天體觀測、腦科學與人工智能、高端裝備與智能製造等13個科技領域的高峰人才，並強調高峰人才“要取得國內外同行公認的突出成就、一般處於本領域全國前5名或國際前20名，或年富力強、活躍在創新創業一線，具有成長為世界級高峰人才的潛力”。
北京對於各類人才的引進也同樣設置相對較高的條件。以科研教育類人才為例，北京主要引進“具有國家‘雙一流’大學（或學科）或國家級重點實驗室5年以上工作經歷，且具有高級職稱的高等教育人才和科研人才”。
深圳的人口增幅連續三年領跑一線城市。這其中固然有北上2300萬與2500萬人口紅線的“推力”作用，但更為關鍵的是華為、騰訊、大疆等領軍型企業背後的強大產業吸引力。據統計，華為是2018年985高校畢業學生去向最多的企業，吸納了最多的優質人才。
當然，除了就業機會和工資水平，城市功能或說城市能級也是影響人才去留的關鍵因素。從美國移民研究專家、社會學家Massey的觀點來看，人口遷移不僅僅是一種理性選擇，更是一種“動態的社會過程”。
由於深圳建市時間較短，科研基礎設施、高等教育資源較為稀缺，為補上基礎研究和源頭創新的“短板”，深圳近年來引入一大批包括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區、北京大學深圳校區在內的一流大學分校。同時，深圳對中小學教育人才大批量、大投入引進。深圳中學強大的師資力量一度在朋友圈“刷屏”。
恆大研究院和智聯招聘聯合推出的《中國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顯示，2019年上海、深圳、北京位居前三名。而上海自2017年起已連續三年蟬聯最具人才吸引力的城市。儘管受疫情嚴重影響，2020年以來上海應屆生的本地求職率仍高達83%，領跑全國。
“讓草根燦爛，讓平凡出彩”是魔都的最新宣言。6月23日，十一屆上海市委九次全會審議通過《關於深入貫徹落實“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為人民”重要理念，譜寫新時代人民城市新篇章的意見》，提出了人民城市的根本屬性。
如今，植根江南的傳統文化、高度發達的商業文明、海納百川的包容氛圍，吸引著一代又一代創業者來滬紮根、生長，拼多多、攜程、嗶哩嗶哩等本土企業群星璀璨。對城市治理現代化的探索創新、“繡花”般的精細化管理，又讓上海多了一個讓人期待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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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產業到功能，一線城市的優勢是非常明顯的。那麼廣大的新一線、二三線城市就註定無法吸引人才了嗎？
先天不足，但事在人為。
從絕對人口增量來看，2019年全國主要城市中，杭州（55.4萬）、深圳（41.22萬）、廣州（40.15萬）、成都（25.1萬）和長沙（23.98萬）位列前五。值得一提的是，杭州新增人口首次超過深圳，躍居全國第一。
從應屆畢業生的去向看，2020年春招季，新一線城市吸引了38.5%的應屆生，較2019年同期（37.5%）再次提升，超出一線城市11.5個百分點。
新一線憑藉經濟結構成功轉型、戰略性新興產業蓬勃發展，以及居住環境和生活成本的比較優勢，在吸引年輕人方面，逐步實現了對一線城市的超越。
杭州提出“打造全國數字經濟第一城”的目標。阿里巴巴、貝貝網、丁香園等頭部互聯網公司生長於杭州、壯大於杭州，並吸引大量一線高端人才向杭州導入。
當前，杭州已成為北上深互聯網人才最心儀的城市。租房平臺自如的數據顯示，在杭州，10個租客裡差不多有4個是程序員，排名全國第一。阿里員工總數超過7.3萬名，而年末杭州常住人口為980.6萬人，佔比0.7%。也就是說，杭州每1000人中就有7人為阿里員工。
與北上深的特殊定位、政策傾斜相比，新一線城市本身不具備經濟、區位、功能的全面優勢，但可以在某領域取得局部領先的優勢。
比如南京的教育醫療、杭州的互聯網、佛山的製造業，當然也可以是人才綜合服務。新一線之所以能夠大量分流一線的人才，主要是依靠待遇留人，包括完善人才服務、降低落戶門檻、加大創業支持、推行租（購）房補貼等。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送房送戶口”就一定能夠留人。甚至可以絕對地說，沒有一個人是完全根據一個城市的人才政策力度大小來選擇是否紮根落戶的。人才政策能夠“錦上添花”，卻極少能夠“力挽狂瀾”。
天津和西安就是例證。
天津的“海河英才”計劃依靠“零門檻”吸引了23.5萬人落戶，但轉化為常住人口的比例卻很低。2019年天津常住人口增速是0.14%，同比僅增加2.23萬人，比2018年的0.18%略有下降。
天津政務網上，有網友留言稱：“若不提升天津本身的經濟軟實力，吸引外資，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那麼人才可能也只是在這邊落戶，把孩子放這邊，而自己可能去北京或是上海等一線城市工作。”
西安作為西部的“網紅城市”，自2017年開始，就推出了史上最寬鬆的落戶政策以及“23條人才新政”。僅2018年一年，就落戶了79.5萬“新西安人”，落戶標準還在不斷降低。
然而，這並沒有完全逆轉“孔雀東南飛”的趨勢。以本地C9大學西安交大為例，2018年西安交大畢業生在本地就業的綜合比例為37.60%，位列全國985高校的第20位。同為副省級城市的C9高校，浙大為59.69%，南大為50.05%，均遠遠超出西安交大。
另外一個不可忽視的事實是，伴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我國東北、中部和西南地區人口持續流入東部沿海地區，二三線城市人口持續流入大都市圈，部分省份出現了一個省會城市虹吸全省常住人口淨流入的情況。這種情況短期內難以改變。
2019年，東三省的常住人口增量分別為：遼寧負7.6萬，吉林負13.3萬，黑龍江負22.1萬。三省人口增速位列全國倒數前三，而它們連續負增長的年份分別是9年、4年和6年。所謂的百萬東北人“佔領”海南，就是人口長期流出的佐證。
2019年，河南的常住人口增量高居全國省級行政區的第6位。但是，根據上一年度的人口發展報告，鄭州市佔據了河南省內跨市流動人口中的59.8%、外省流入河南的人口中的36.8%。而除鄭州外，河南有10多個城市常住人口為淨流出狀態。
在人口流出地區，城市“攤大餅”式擴張與總人口增長不匹配，導致大量空置小區出現，資源要素得不到合理配置，最終出現“縣城空心化”“收縮城市”等現象，2019年末“5萬元到鶴崗買兩居室”引發輿論熱議。“白菜價”的房市，其實是我國部分人口流出型城市產業坍塌、經濟下滑、收入倒退的一個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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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必須思考，“十四五”時期，嚴峻的外部形勢和內部壓力之下，城市何以廣納賢才、競勝未來？
首先，是完善城市功能，打造有溫度的城市形象。
在這次疫情中，城市應對疫情的能力、效果，以及信息公開的透明度、準確度，都將對城市信譽、品牌、功能產生深遠影響，也將成為後疫情時代年輕人選擇棲息城市的重要考量指標。
因為，疫情這次“大考”給了我們全面比較城市醫療水平和治理能力的契機：論三甲醫院的數量，前三分別為北京、上海、廣州；論啟動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時間，前三分別為廣東、浙江、湖南；論防疫系統的高效，浙江的“一圖一碼一指數”提供了實時而精準的數據支持，併為諸多省份效仿；論優化營商環境、為企業紓困解難，蘇州的“蘇式十條”、廣東的“點對點”返崗專列，都體現了政府在非常時期的作為和擔當。
歷史將會證明，將人民群眾的安全與健康放在首位的城市，才是有溫度的城市，才能請年輕人“近悅遠來”。
其次，是做大做實產業集群，提升產城融合度。
產業集聚才會帶來人才集聚。尤其是對非一線城市來說，人才政策必須對接核心產業的人力資源需求。這裡舉例三個有代表性的例子。
寧波在2019年城市人口增量前十名中排名第四，也是長三角地區第二大人口增量城市，新增人口34萬，僅次於杭州、深圳、廣州。這背後是寧波強大的製造業實力。
寧波是首個“中國製造2025”試點示範城市、全國重要的先進製造業基地，擁有國家級製造業單項冠軍企業28家，數量居全國城市之首，其中57.1%的企業主導產品市場佔有率全球第一，92.9%的企業主導產品市場佔有率全國第一。
獵聘大數據研究院發佈的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6月，寧波製造業人才淨流入率達到19.59%，連續18個月位居全國首位，遠超國內的其他製造業大市。
佛山2019年新增常住人口達到25.3萬人，創下近9年來新高，排名全國第五、珠三角第三，是2019年城市人口增量前十名中唯一的地級市，排在前面的都是直轄市、省會城市或副省級城市。佛山對人口的吸引力，也是源於其強大的製造業實力——世界製造業之都。
佛山製造主要是To C型——面向消費者，擁有美的、碧桂園、聯塑、格蘭仕、海天、東鵬等一批在國際國內具有影響力的大型企業，以及一批具備核心競爭力的細分行業“單打冠軍”。佛山人經常說的一句話是：“有家的地方，就有佛山製造。”
當然，佛山人口吸引能力之所以僅次於成都，不僅僅是其製造業的優勢，還在於區位優勢。佛山與廣州構成廣佛都市圈，基本和廣州實現同城化。佛山人口淨增長超過成都，很大原因是廣州溢出的人口流入佛山。
成都2019年人口淨流入25.1萬人，排名全國第六，是西部人口流入第一城。成都人口流入量大，有強省會戰略的因素，畢竟人口淨流入的前十榜單中，還有長沙、鄭州、西安等中西部省會城市及直轄市重慶。
但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成都在集成電路、新型顯示、計算機、網絡通信、電子元器件、信息安全等領域的實力。多年以前，電子科技大學有綜合排名全國第一的電子類專業，但畢業生大多流向珠三角、長三角，留在成都的比例僅有10%左右。
如今，電子科大畢業生留在本地的比例達42%。是因為英特爾、華為、戴爾、緯創、富士康、仁寶、聯想、京東方、德州儀器等一批世界級企業在成都落戶，形成領先中西部乃至全國的發展優勢。
第三，是因時而變，不斷更新人才理念與政策。
在這個快速蝶變的時代，新技術、新模式、新需求層出不窮，這也倒逼地方政府必須以開放的姿態，與時俱進、開拓創新，不斷為城市發展和產業轉型注入新血液。因為人才的種類和特質不是一成不變的。
比如，此次疫情加速了網絡直播行業的崛起，直播專業人才的需求也日益擴大。近日，志在建設“直播經濟第一區”的杭州市餘杭區發佈了一則“直播電商政策”：明確對有行業引領力、影響力的直播電商人才可通過聯席認定，按最高B類人才（國家級領軍人才）享受相關政策。
《光明日報》對此發表評論稱，看到一批享受“國家級領軍人才”待遇的“李佳琦”“薇婭”忙碌於直播間中，或許真的指日可待。而先行者上海已經搶先一步——近日，李佳琦通過人才引進通道落戶上海市長寧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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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在這個時代，傳統意義上的行業界限被重新定義，“人才”的內涵和外延進一步得到拓展， “不拘一格降人才”不僅僅是一種願景，更加彰顯的是一個城市的態度。
古希臘哲學家普羅泰戈拉說，人是萬物的尺度。人才去留選擇，是對一座城市經濟實力、公共服務、生態環境、人文關懷以及自我價值實現等方面的綜合考量。
每一個城市的資源稟賦、發展基礎和功能定位都是不同的。如何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沒有通用模式、標準答案。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人們是否選擇在某個城市奮鬥和棲息，最核心的指標，是看這個城市是否能給予適合他們的發展平臺和機會。
能讓年輕人願意揮灑青春、追逐夢想的城市，必然是一座能讓年輕人“近悅遠來”的未來之城。
參考資料：
麥可思研究院，《2019年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
BOSS直聘研究院，《2020應屆生春招趨勢報告》
獵聘網，《2018中國互聯網人才發展白皮書》
自如&好奇心日報，《城市青年“租時代”居住生活報告》
獵聘網，《2019年度中高端人才盤點數據報告》
中國互聯網協會&工業和信息化部網絡安全產業發展中心，《2019年中國互聯網企業100強發展報告》
百度地圖，《2018第四季度及年度中國城市活力研究報告》
獵聘網，《2020應屆畢業生春招求職報告》
新一線城市研究所，《2020城市商業魅力排行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