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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愛狗人士中的一些社科院“專家”，搞了一個《反虐待動物法》專家建議稿，試圖推動立法保護貓狗。（全文地址：網頁鏈接）
我國早已有《野生動物保護法》，對於實驗動物、經濟動物等，也有相應的法規。明眼人一看便知：《反虐待動物法》號稱保護所有動物，其實保護的就是貓狗。不但保護寵物貓狗，還保護散養貓狗（起了個高大上的名字叫“群護”，其實就是散養），和流浪貓狗。
這些“專家教授”聲稱：在網上做過民意調查，超過80%的投票網民贊成立法。“80%的立法贊成率，是很罕見的，體現了最廣大人民群眾的迫切心聲。”
幸好這事最後不了了之，建議稿報送上去後，就沒有了下文。
中國是狂犬病第二大國，在愛狗人士推動立法的2010年，狂犬病死亡人數超過2千人。據估算，每年被狗咬傷的人數超過4000萬，打疫苗的費用超過100億（2011年數據）。
印度是狂犬病第一大國，每年近2萬人死於狂犬病。在印度，殺狗是違法的，大部分印度人的宗教信仰也使得他們不會去殺狗。
如果愛狗人士真的得逞了，我們將生活在一個怎樣的世界？我根本不敢想象。
推動立法保護貓狗沒有成功，但愛狗人士吸取了教訓。他們意識到，直接立法保護狗，缺乏民意基礎，很難成功。於是，他們選擇了在其他法規中夾帶私貨的方式。
2011年，愛狗人士取得了一個小勝利。這個“小勝利”的影響是深遠的：現在所有的愛狗人士攔車救狗、圍攻狗肉店，理論基礎都是它。這就是農業部於2011年出臺的《犬產地檢疫規程》《貓產地檢疫規程》。這兩個檢疫規程，可以說是農業部送給愛狗人士的救命稻草。
農業部的這些規程使得犬貓產地檢疫成本非常高。和豬牛羊低廉的檢疫費相比，完全沒有可操作性。這些過於嚴格的規程，是不是故意設置的？目的就是給狗肉經營設置障礙，讓狗販被迫”非法運輸”，為愛狗人士攔車救狗提供“正義”的理由？問題在於，我們從新聞報道中可以看到，愛狗人士攔車救狗，有時確實救下了一些狗，最後狗被運到了愛狗人士的“動保基地”。一個基地裝不下，還分流到了其他的基地，有些還分流到了外地。愛狗人士運輸狗的時候，有檢疫證明嗎？有一犬一證嗎？顯然沒有。如果說狗販子運狗屬於違法，那愛狗人士運狗是不是違法？而且，愛狗人士還是知法犯法！
如果一定要嚴格執法，那麼這些未經檢疫的貓狗，應該由政府進行無害化處理，絕不應該交給愛狗人士。最諷刺的是：2019年5月，愛狗人士打著“食品安全”的旗號，圍堵四川一家狗場。政府介入後，得知狗來自“包蟲病”疫區，要將狗全部無害化處理，卻遭到了愛狗人士的強烈反對。
狗被無害化處理，難道不是維護了食品安全嗎？愛狗人士又憑什麼反對呢？
狗根本沒有屠宰檢疫規程，無法出具檢疫證明。因此狗肉上餐桌，根本不需要檢疫！
有篇論文寫得非常清楚：“狗肉等食材尚未納入屠宰監管範疇, 對狗肉的檢驗檢疫缺乏法律依據。”論文作者就是專門研究食品安全的專家。
前面已經說的很清楚了：狗肉上餐桌，法律上根本不需要檢疫。但是不檢疫，有的老百姓不太放心。那麼問題來了：農業部能不能制定“犬屠宰檢疫規程”，規範狗肉市場呢？制定了規程，老百姓就能吃上經過檢疫的放心狗肉。愛狗人士如此關心食品安全，為何不呼籲農業部制定犬的屠宰規程呢？其實，農業部在2014年，的確試圖通過狗肉屠宰標準。但由於愛狗人士的阻撓，標準至今無法出臺！
十年後，2020年，疫情來勢洶洶。
一開始的時候，我們認為病毒來源於濫食野味的行為。（實際上，根據目前的研究結果，華南海鮮市場很可能根本不是病毒的發源地。野味只是背鍋俠）全國人大出臺了禁食野生動物的《決定》。明確指出：要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維護生物安全和生態安全，有效防範重大公共衛生風險，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然後，農業部把狗這種動物，排除出了畜禽之外。理由是：“國際慣例”，“狗已經特化為伴侶動物”。這段話清楚地表明：本意為了保護野生動物、保護人民安全、防止病毒傳播的“禁野令”，已經脫離了它制定的本意。愛狗人士，已經成為“禁野令”最大的受益者！
這是廣大人民群眾和愛狗人士的最終決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