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石涛艺术对立人格统一的两位大师

作者:董江海

中国画源远流长,上古传说伏羲氏画八卦,黄帝画制服,舜帝妹螺氏绘影像,这可能就是最早的中国画。

早期的中国画由于当时的纸张没有发明,大部分是经过匠人再造,刻在物上,如:青铜器上及陶器上,这应该是中国画的早期作品,只是作品不像现在的中国画是画在纸上再现,而是依靠必要的载体呈显。

汉代纸张的发明,中国画的发展才出现里程碑式的划时代革命,从此,画家用毛笔在纸上绘画,逐渐发展成现在的中国画。

中国画一路走来,每个朝代都出现过大师宗匠,在无数大师引领和推动下,中国画传承有序至清代出现了八大与石涛,他们二人的出现是中国画历史上最具耀眼的两颗巨星。是清至今三百多年来最具代表性及对现今影响最大的书画大师。

三百多年不长不短,要从有限的历史记载中找出这两位与众不同的但又对后世书画影响巨大的大师级书画家详细情况,也着实不容易。因为他们二人本就不是当时官方正史记载的重要人物。在当时,八大算是混得最不得意的,几乎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落泊画家。但是,八大山人与众不同,他的书画艺术成就彪炳历史并一直影响后世。凭这点我们完全可以从当时的友人记述、民间谱志以及他自己的有限的绘画作品落款及私人信札中追寻其一生的艺术轨迹。

八大石涛艺术对立人格统一的两位大师


八大山人原名叫什么?至今无定论,但其很多号是被后人认同的,比如八大山人、个山、雪个、个衲、驴尾,人尾,拾得,何园,刃庵,传綮、法堀、灌园长老、广(同“庵”)道人等,刃庵、传綮、法堀是他出家为僧的释号。另外还有明月,良月,破云樵,据说是他出家的法号。八大山人虽入佛门,但自己思想行为受老庄道家影响明显,八大山人的名字又叫朱耷,这个也是至今比较广泛认同的说法。我们没有见过八大山人作品中有朱耷的落款,但也不能因为这就否定他叫朱耷的说法。至今既然有此说,相比也不是空穴来风。

早先的《江西通志》(康熙五十九年编纂)上就有:“八大山人名耷。”乾隆四年张庚的《国朝画征录》记载:“姓朱氏名耷。”《石渠宝笈》也有《朱耷独鹤图轴》记载。

“朱耷”一名被后世认同,我们也无需纠结。既然大家都认同,我以为就姑且认为这是就是八大的名字。

“八大山人”是他晚年(59岁)始到终一直用的名字落款,此名特别好记,也成就了八大山的艺术成就,此后成为中国书画艺术界念叨频率最高的名字。

八大山人出生大明天启六年,农历五月初六(1626年5月30日)。十六年后,1642年石涛出生,石涛小八大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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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山人 作品


一、八大石涛书画艺术标新立意的引领作用

八大山人名朱耷,朱姓乃皇姓。八大山人成年后面对的第一件事就是(八大十八岁)甲申之变,清兵入关,崇祯皇帝上吊,明朝完了,刚刚成年的八大山人失去了皇姓荣耀和对未来的幻想。突如其来的致命打击,让八大山人一度对未来产生绝望,这个时候也有一个朱姓后来也成为彪炳历史的书画大师石涛存在,但他比八大山人小十六岁,石涛生于1642年,成年后与八大山人成为艺术上的至交。石涛虽然也是皇家朱氏后裔(明宗室靖江王赞议之十世孙谱名朱若极),但明朝完蛋时石涛不过区区两岁,随后的大清统治,对于他来讲远没有八大山人对失去皇家身份的那般沮丧,所以,由于两人年龄的关系,虽同为明皇后裔,在清人治下,却有着不同的心情和对社会的理解,所以二人在其后形成不同的书画观及风格,两人对中国画的贡献堪称那个时代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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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山人 作品


1、八大、石涛艺术上的对立

八大山人虽然比石涛大十六岁,但对书画艺术有着各自的理解和追求,他们共同在当时掀起中国书画坛一阵惊天动地的艺术波澜。他们同时改变了此后中国绘画艺术的走向。

八大山人追求删繁就简的画风,他从理论上探索写意抽象的形而上发展方向,妙法自然。

石涛追求具象写实的绘画形式,理论上探索形而下技的高端强化发展。他们二人在中国绘画上的追求探索就象是中国古典哲学上的阴阳关系。老庄哲学指导下的中国绘画在八大山人和石涛二人身上得到完美的诠释。

石涛四岁出家,先做和尚后又做道士,最后又还俗。八大山人也曾出家,最后也还俗。这种入佛求道的经历,让二人都对禅学、老庄有着深刻的体悟和理解,这段不可或缺的经历可能就是他们后来能够成为中国绘画的艺术大师的关键。

石涛的绘画艺术观非同寻常,见解卓越,三百多年前他就提出“一画说”、“搜尽奇峰打草稿”、“笔墨当随时代”、“借古开今”、“我用我法”等观点,这一理论成果在当时可谓是解放思想,别开一面。他还提出在中国画上要物我一体回到本原,写生比临摹重要。石涛的这些画论蕴涵新的哲学观,解决中国画的终极问题。他的《苦瓜和尚语录》是中国画史论上最了不起的著作。他的出现直接挑战了明董其昌以禅宗思想引导当时普天下文人画家追崇的“画分南北宗”论。董其昌提出绘画要达到物我两意,进入禅境意境比实境重要,这一观点和石涛正好相反。石涛敢挑战当时画坛盟主董其昌的理论足显其在当时的勇气和书画方面的奇才。

石涛的山水画,改变了当时文人画几百年所形成的格局,当之无愧地成为北宋之后重写生画山水,开创中国画对景写生的一代宗师。他在宋画之外开辟了一方新的中国画天地。石涛的贡献和成就连当时体制内画家“四王”代表人物王原祁私底下对他的评价为:“海内丹青家不能尽识,而大江以南当推石涛为第一,予与石谷皆有所未逮”。王原祁在当时身居户部待郎,名满天下,当朝首席画家,如此评价石涛,足见石涛当时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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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涛和八大山人虽然都是前朝皇室后裔,但由于清入中原石涛才几岁,他的成长几乎全在大清朝教育下完成,所以石涛不会象八大山人一样为明朝消失而郁闷,更不会象八大山人一样对前途充满了暗淡的阴影。石涛的理想是如何报效朝廷,争取政治上的追求。从石涛的诗词中不难看出他的政治心性。

石涛曾两次被皇帝康熙召见,两次目睹圣颜,心存感激。第一次是1684年在南京长干寺,石涛与众僧接驾,事后激动不已,专门为此创作一幅作品《海晏河清图》并题诗:

东巡万国劲欢欣,

歌舞齐将玉辇迎。

方喜祥凤高岱岳,

更看佳氣擁蕪城。

堯仁總向衢歌見,

禹會遙從玉帛呈。

一片蕭韶真獻瑞,

鳳臺重見鳳凰鳴。

款識:臣僧元濟頓首。

此作品足見石涛恭维皇帝,希望得到皇上赏识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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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涛 作品


但是八大山人不一样,他和石涛不同,在书画理论方面,他也没有石涛那样的善论而洋洋洒洒理论见长,对于当朝政治也没有石涛那样的热情和寻机争取,他有的是实践自己的艺术,用画来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用作品来阐释自己的书画人生。他虽然没有石涛那样的政治上投机之心,但八大山人决不是傻瓜,他不会象傅山那样的先去对抗再去隐居,尽管他身上流淌着前朝皇家血脉,这一前朝衰落留给他的贵族气,从来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幸福安康,他始终处于清朝统治的底层,是一个和石涛完全不同的人生遭遇。

明朝末年,皇室气数已尽,摇摆欲坠的大明江山到处是哀呼四野,成年的八大山人远在皇城几千里以外,虽有几世皇室后裔的血统,也无济于事,皇恩早已荡然无存,朝庭自身难保,那有心思去照顾自己的子孙……

大清统治初期,八大山人和许多明朝遗老少一样,既无力回天又对当朝不满,要么循迹山林,要么混迹市井,成为百姓一员,面对现实,八大山人选择了远离政治,八大山人的人生计划被改朝换代粉碎的一沓糊涂,生气又无可奈何,所以这时的人生遭遇触动他所创作的作品几乎全是冷僻为主题,看到他身边的皇亲国戚由于复明反清被一个个专政,1648年,时年23岁的八大山人,只好出家做和尚以避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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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山人 作品

八大《题画飞鸟》诗云:“岂知巢未暖,两鸟竞相啄,巢覆卵亦倾,悲鸣向谁屋。”诗里暗示朝庭之争,悲剧不断的写照,八大山人的许多作品题诗确实难理解,甚至匪夷所思。后人认为诗里隐藏着反清复明的图谋,或者是亡国牢骚的心迹表述。比如:

题鱼鸟

到此偏冷恤悴人,

缘何花下两三旬。

定昆明在鱼儿放,

木芍药开金马春。

甲戌六月既望卿云庵画并题

盐醋食何堪,

何堪人不食。

是义往复之,

粗餐迈同列。

题画寄呈梅野先生之作

传闻江上李梅野

一见人来江右时

由拳半百开元钞

索写南昌故郡祠。

以上几首诗确也令人费解,究竟八大山人在这里想表达什么?我至今无法理解。

宋元绘画对后世的影响就如同书法上魏晋书风对书法后世的影响一样,被我们广泛认同,这足以说明,中国画发展中,宋之绘画的历史地位。那么到了明代,中国画的传承有序,宋元绘画的发扬广大是因为出现了明末一代宗师董其昌,这就如同元代因为赵孟頫的贡献,因为赵孟頫是宋皇家血脉,继承宋人书画,赵孟頫做到了极致。宋元绘画的延续辉煌离不开明末的董其昌继之发展,八大山人直接继承董其昌,深受董其昌南北宗论的影响,同时对五代北宋的巨然,董源、元初的黄公望、倪云林,吴镇、王蒙等研究继承,最后形成自己的风格,成为一代宗师。八大山人的艺术之路及观点正好相对于石涛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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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涛 作品

二、八大与石涛书画艺术观的对立中的统一性

对于中国画中以禅入画,八大山人与石涛都通过作品及诗词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相同的认知。

1、佛教中的禅宗,是中国佛教自印度传入后中国人本土佛教的真正内涵,也是中国人创造性理解佛学真谛的创举,更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中国绘画史宝贵的艺术遗产。禅宗是中国人根据本土文化相结合的对印度传来的佛教思想改造式的运用的智慧结晶。中国人对佛禅的理解就是:佛即我,我即佛;我心悟道,身体力行,参禅无早晚;信佛不一定必须出家为僧,佛法无定规,修行靠自己;一朝顿悟,放下屠刀,立地也能成佛;青灯黄卷,苦苦追寻,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对禅宗的顿悟,不仅仅是因为八大与石涛都曾入寺做过和尚,僧人入寺也未必能顿悟,普通人也未必不能开悟得道成佛。董其昌未入寺不就以禅宗开中国画一代先河成为一代宗师,对佛的顿悟需要天赋,八大与石涛对佛禅入画都有不同的体会和实践,让人始料不及的是,同样悟禅入道,八大对中国画的审美是继承董其昌的禅宗一脉,而石涛顿悟恰恰是背道而行,也同样悟出一条中国画的写实之路,这也许就是佛禅的伟大与魅力。

除了对佛禅的共同顿悟与接受,八大山人与石涛对中国的老庄道家学说也是非常认同,他们不仅崇尚和追寻道法自然在中国画中的应用,对于道非道,“道理”即“画理”的透彻省悟仍然是高于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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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涛 作品

2、我们不妨透析道家对于中国书画艺术的影响

道家对中国书画艺术的影响从先秦,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开始,这个时期中国社会以氏族公社基本结构解体为基础,社会出现激烈变革,这一时期,意识形态领域最为活跃,出现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百家蜂起,诸子争鸣的局面。思想领域贯穿一种思潮,一种倾向,就是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就是一方面摆脱原始巫术宗教的各种传统观念束缚,另一方面逐渐奠定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和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作为儒家的对立和补充出现。儒道互补成为中国两千多年来中国思想一条基本线索。

理性精神是先秦各派的共同的倾向,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对中国书画艺术审美具有深远的影响,它在塑造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文化心理结构和艺术理想、审美兴趣等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道家的思想除老子外,首推庄子的思想,庄子强调避世绝俗的独立人格理想(“彷徨乎尘垢以外,逍遥乎无为之业”),这一出世思想似乎是一种消极退避的处世之道,但实质上更是一种“独善其身”的人生哲理。庄子强调“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突出自然美。鼓励浪漫不羁的生活,热烈奔放的抒发,独特个性的追求,这一思想不断给中国书画艺术发展提供自然的新鲜的动力。庄子尽管避弃观世,却并不否定生命,即对自然生命有着珍贵的热爱,这让道家哲学思想及对待人生的审美态度充满了感情的真挚。“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庄子秋水),“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真贵也”。《庄子·天道》这些论说抓住了艺术、审美和创作的基本特征,这便是道家强调人与外界对象的超功利的无为关系,亦即审美关系是内在的、精神的、实质的美,是艺术创造的非认识性的规律,道家作用于书画艺术审美规律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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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山人 作品

中国书画艺术发展到宋元以后,书画题材的选择不是关键(书画题材内容的选择更多的是受儒家入世思想的影响),书画艺术自身形式的生命——艺术的本原,即书画艺术审美,更为确切的说是艺术的“神”“意”“韵”“气”如何在作品中体现。

道家崇尚自然,自然而然即万物生机意趣之本。道,天,地,人,自然的生命即如何摆脱外在的束缚,使自身的生命生机焕发,因此,突破局限,回归自然成为所有美的追求,也成为书画艺术的最终追求,这一审美艺术的诉求,符合八大山人与石涛对绘画艺术的追求,二人同时受中国老庄道家的影响从他们的作品中表现的淋漓尽致!

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八大与石涛在对于佛禅入画及“道法自然”对于自己的作品创作及审美境界的追求,无论八大的写意追求及形而上的探索,还是石涛写实诉求及形而下的技的精致,二人对于中国绘画的研究探索中的审美观完全就是老庄道家的哲学观——对立中的统一、阴阳中的平和,这是实实在在的两个书画大师所表现的书画审美的对立统一下的杰出典范,二人成为清后对后世书画艺术影响最大的两座难以超越的艺术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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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涛 作品

三、八大与石涛人格统一下书画艺术交往

八大山人年长于石涛,为同时代人。八大山人与同时代的画家很少交往,但与石涛至少有长达十年直到去世频繁交往。二人最初的交往可能是因为作品的流通,两人互相看到对方的作品,因作品而惺惺相惜,随后发展到互相通信题诗补画,彼此欣赏对方的书画水平,两个从没谋面的画家通过书画中介相互题诗赠画,留下许多墨迹,也成为当时书画坛一段佳话。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石涛提及八大的最早记录,是石涛一幅册页作品(1694年,甲戌年八月为鸣六先生所作,现藏洛杉矶州立美术馆)上对当时画家石溪,弘仁,八大,查工标,程邃、梅清等评论,谈及八大山人,石涛用“淋漓奇古”四个字来形容,石涛是当时眼界极高的画家,狂傲之极,对于许多古人都未必放在眼里,能用“淋漓奇古”来评说八大山人,足见其对八大山人的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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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涛 作品

石涛还曾在八大山人作于1694年前后的《水仙图》作品上先后两次题诗。

金枝玉叶老遗民,

笔研精良迥山尘。

兴到写花如戏彩,

眼空兜率是前身。

诗后款识为:“八大山人即当年之雪个也,淋漓仙去,余观偶题,清湘瞎尊者济大涤堂下”。

第二次又题:翠裙依水翳飘飘

光艳随波岂在描。

妒煞几班红粉太,

凌风无敌发清娇。

款为:“时丁丑二月复观,济又·济为石涛出家为僧法号,丁丑二月为1697年,此时八大72岁,也正是在这一处,八大知道石涛在扬州建了个大涤草堂,为此特地画了一幅《大涤草堂图》寄赠石涛,石涛在画的边绫上题诗,详细记述,但此画后失传,诗却被裁下保留下来,从诗中我们可以领略石涛对八大山人的赞誉之词。”

西江山人称八大,

往往游戏笔墨外。

心奇迹奇放浪观,

笔歌墨舞真三味。

有时对客发痴癫,

佯狂索酒呼青天。

须臾大醉草千纸,

书法画法前人前。

眼高百代古无比,

旁人赞美公不喜。

胡然图就特丫叉。

抹之大笑曰小伎。

四方知交皆问予,

女年踪迹那得知。

程子抱犊向予道,

雪个当年即是伊。

公皆与我同日病,

刚出世时天地震。

八大无家还是家,

清湘四海空霜鬂。

公时闻我客护江,

临溪新构大涤堂。

寄来巨幅真堪涤,

炎蒸六月飞秋霜。

老人知意何堪涤,

言就在耳尘沙历。

一念万年鸣指间,

洗空世界听霹雳。

诗中洋洋洒洒,描述八大山人的笔墨淋漓的绘画过程。全诗充满对八大山人的敬意和赞扬。这首诗流露出石涛对八大山人和自己一样具有相同的遗民皇亲情节的同病相怜的苦楚。

《大涤草堂图》原作失落。

石涛于1699年写信给八大山人,求八大再给画幅小作品,此信真迹存藏于纽约沙克乐博士处。这也是当今发现的唯一的石涛写给八大山人的信札,极其珍贵。信文如下:

闻先生花甲七十四五,登山如飞,真神仙中人,济将六十诸事不堪。十年已来,见往来者所得书画,皆非侪辈可能赞颂得之宝物也,济几次接先生手教,皆未得奉答,总因病苦,拙于酬应,不独于先生一人前,四方皆知济是此等病,真是笑话人。今因李松庵兄还南州,空画寄上,济欲求。

先生三尺高一尺阔小幅,平坡上老尾数椽敷数枝,阁中一老叟,空诸所有即大涤子大涤堂也,此事少不得者。余纸求法书数行列于上,真济宝物也。向承所寄太大,尾小放不下。款求书:大涤子大涤草堂。莫书和尚。济有冠有发工人,向上一齐涤。只不能迅身至两江一睹先生颜色为恨。老病在身,如保如何。

雪翁老先生

济顿首。

这封信的历史价值为我们还原了八大与石涛的生卒年岁,说明了石涛晚年还俗之事。八大山人是否给石涛重画《大涤草堂图》,我们不得而知,但八大山人与石涛的交往友谊却是实实在在的,也是令后人感动和遐想无边。八大山人与石涛合作的作品有四件:

《桃源图》长卷

八大山人在长卷右端写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全文,托人捎给石涛,石涛接作山水横幅《桃源图》,此作真迹遗失,目前只有不太清晰影印本。

《兰竹图》竖幅卷轴

八大画兰花,石涛画竹并题诗

八大山人写兰,

清湘大涤补竹。

两家笔墨源流,

向自独行整肃。

虽然两人画风取法各异,艺术观点不同,一个赏意,一个赏实,但二人合作并不影响相互之间的艺术交流和互相佩服的友谊。

《山水》1699年(已卯四月八日浴佛日)八大山人为岱老年翁作古树苔石,石涛补水滩红叶并题诗:

秋涧石头泉韵细,

晓峰烟树乍生寒,

残红落叶诗中画,

得意任从冷眼看。

《疏竹幽兰图》石涛画八大山人题诗:

南北宗开无法说,

画图一向泼云烟。

如何七十光年纪,

梦得兰花淮水边。

并附跋话:“禅与画皆分南北,而石尊者画兰,则自成一家也。”从这一合作八大山人的款诗中我们完全明白了八大山人是推崇董其昌的画分南北论,禅宗一说。

以上二人交往诗文中不难看出,八大山人与石涛尽管艺术理念、绘画风格截然不同,甚至相对立,但并不影响二人相互学习交往,二人能够拚弃绘画门户之异,相互欣赏并建立了忘年之交的友谊,也确实是尽三百年来绝无尽有的一对绘画宗师。

八大石涛艺术对立人格统一的两位大师

八大山人 作品

八大石涛在满清三百多年的统治下,能够脱颖而出成为一代宗师,其间同时代的书画家多不胜举,但绝没有二人的书画艺术成就高,也没有二人的书画艺术对后世影响如此巨大。二人同为明朝皇室遗老,进入大清从政治的角度是受当朝打击边缘化的对象,八大正是在这样的时局下远离政治,专一书画或者就是借书画抒内心之痛,石涛相比八大尽管也曾努力进入大清体制内,但也因诸多原因,一直被体制边缘化,相同的遭遇,共同的社会背景塑造了两位艺术风格,艺术观念完全不同的但都达到中国画顶峰的大师级人物,其间的深刻启迪作用令我们后人深思。

诚然,现实生活中许多书画家被时局所困,纠结于中国书协美协会员的奋斗中不能自拔,甚至于沉溺于书画体制顶层权力斗争的漩涡中不由自主,荒废了艺术,获得了一时的虚名与地位,终将被历史淘汰出局,被真正的艺术边缘化。耐得住寂寞,经得起生活的磨炼,受得住清贫渡日、冷潮热讽的讥笑,最终将在艺术上成为大彻大悟的“觉悟者。”八大石涛的艺术人生不就是这样吗?大清三百年至今,历史变迁往复,许多书画家如过眼烟云流星划过,谁曾记否?唯有八大石涛彪炳史册,熠熠发光,成为中国绘画史上两座照亮后人前行的艺术灯塔!

董江海,艺名,江海,字泰宇;别暑三太子;号莲花居士,书法师从陈羲明,人物画师从李学明,书画家、编辑学者;海峡两岸黄河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湖南省六合国学书院导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培训中心全国美术理论研究与书画创作高研班助教。

主要代表文章:

《范曾的存在是当下中国画的宿命》、《范扬的“尴尬”与“无奈”背后的思考》、《何家英的“结壳”与“破壳”的意义》、《穷途末路的中国人物画尴尬现状》、《批判楷书是唯一入门基础的千古谬论》、《扒开书画界的是非恩怨》、《书法国展与不要脸》、《书法国展与荒唐的结果》、《对龙瑞等名画家的批评不仅仅需要勇气》、《一批乳臭未干的年轻人改变了百年书画史》、《“丑书”的另类认识》、《田英章字帖的泛滥是对中国书法活生生的阉割》、《有感大师可遇而不可求》、《“当代草圣”林散之批判》、《“丑书”有背景“俗书”无来源》,‘「《“转基因”中国画的最后一位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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