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硯歌
中國文學從現代開始，逐漸從傳統士大夫的廟堂價值取向向民間大眾取向的轉變，這是一個艱難的過程。而五四時期，周作人提出了人的文學，這裡的人只要是指人的權利及人道主義的立場。這個時期的周作人，和魯迅一樣，批判社會，文筆尖銳。他也作為具有啟蒙意識的知識分子，抨擊社會上的各種落後、腐敗現象。
關於”人的權利“
人的權利，首先是物質生活，用個人的勞動換得衣食住行，保障基本的生存。其次是精神生活，反對封建的禮法對人的迫害，人都有權利享有幸福的生活。周作人所說的人的這兩個生活的權利，今天我們都能輕鬆地享有，而在一百年前，這些真的只是美好的願望。首先生存很難保障，即使拼命勞動，也是食不果腹，無處安身，生病了無錢可醫，這樣的生存狀態是大多數老百姓的真實生活。至於精神生活，那更像是遙不可及的烏托邦夢想。
在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學之後，逐漸地他自己都忘記了自己曾經的追求，曾經的美好願望，在艱難的鬥爭面前，選擇了關門閉戶，埋下頭不問世間之事，專心寫作自己那些不涉及政事的文章。
周作人的”人道主義“
周作人所說的人道主義，不是世間所謂的”悲天憫人“”博施濟眾“的慈善主義，更不是今天我們所認為的慈善救助行為。他所說的人道主義其實是一種個人主義。他所說的個人主義，首先是人要愛惜自己，每個人作為人類的一分子，每個人都懂得愛自己，才能讓整個人類變得美好。其次是個人對人類的愛，人存在於人類之中，所以要愛這個和自己密切相關的人類。這邊是墨子所講的”兼愛“。每個人從個人做起，愛自己，愛人類。人只有能愛自己的能力，才有可能去愛別人，愛人類。周作人不相信純粹的”利他“主義和行為，他認為那是不現實也不可能實現的，超人間的道德並不存在。
以人道主義為本，研究人生的諸種問題，即為人的文學
周作人說：”以人道主義為本，研究人生的諸種問題，即為人的文學。“人的文學裡有兩項，一是正面的文學，就是寫理想生活的文學。另一類是側面的，就是寫人的正常生活。而周作人認為寫正常人的生活是最重要的，寫出人的命運，人的悲苦，具有性情的文學。從作品裡能看見人類，即使是不同國度的文學，跨越國界的讀者都能在作品裡看見的人的道德和人的生活。
結語：
上個世紀20年代的知識分子，大多全身心地投入戰鬥之中，他們以啟蒙者的姿態，先天下之憂而憂，希望用筆和文字改變這個世界。而漸漸地，大多數人都感到了無力。能像魯迅那樣鍥而不捨地堅持下去的少之又少。周作人後來雖然也注重人的文學，卻不再犀利的發聲，也不期望用文字拯救誰，和誰戰鬥。雖然不再繼續承擔啟蒙的任務，但是他關於人的思考和理解仍在繼續。現在我用周作人曾引用法國思想家帕斯卡爾《思想錄》裡的一段話來結束：
人只是一根蘆葦，世上最脆弱的東西，但他是一根會思想的蘆葦。這不必要世間武裝起來，才能毀壞他。只須一陣風，一滴水，便足以弄死他了。但即使宇宙害了他，人總比他的加害者還要高貴，因為他知道他是將要死了，知道宇宙的優勝，宇宙卻一點不知道這些。夕露霑衿
評價一個人，中國有句古話："知人論世”。即把評價一個人必須要和當時所處的社會環境聯繫起來，可以理解為“論世以知人”。
周作人所處的歷史時代是“五四”時期。眾所周知，“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興起。它所舉的兩面旗幟是民主和科學。當時，各種社會思潮風起雲湧。在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的理論倡導下，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學”，主張“用人道主義為本，對於人生諸問題，加以記錄研究的文學”，要排斥、反對“非人的文學”。周作人在《平民的文學》中，提出了“為人生的文學”口號，後來被“文學研學會”作家所採用。
作為魯迅胞弟的周作人，在他一生的早期，追隨兄長魯迅，還是比較進步積極的。不要因為後期當了漢奸而全面否定他，這樣也不符合歷史事實，也對他不公平。
縱觀周作人一生，論者認為周作人身兼“叛逆”和“隱士”雙重人格。他不像魯迅那樣金剛怒目，大義凜然。魯迅說：“真的勇士，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周作人則相反，生性懦弱，懼內，就因為懼內而聽信日本老婆的挑唆和魯迅分道揚鑣了，就像他的文章一樣，平淡沖和。他的歸宿令人唏噓，所謂性格決定命運，的確不假。
蒹葭堂主人
事實上，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學”觀發軔於晚清時期的維新變法運動。
維新派將文學當作思想啟蒙的武器，希望以此啟迪民智，促使民眾覺醒，於是他們積極開展了文學改良運動，倡導“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戲劇改良”和文體革新，提出了一系列解放思想，變貴族化“舊文體”為大眾化“新文體”的文學改良主張。
這次文學改良運動以“小說界革命”為先導，初步消解了封建文化對人的禁錮和奴役，逐步建立起面向現實，深人民眾，催促社會發展，具有“人學”色彩的文學觀念。
其中的代表人物黃遵憲就提倡文學自由的思想，他在《雜感》詩中說：“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梁啟超也主張寫“平易暢達”的新體散文，尊重文學創作的思想自由和情感自由；梁啟超還把推行“俗文學”看作文學改良的關鍵，這使文學越來越趨向現實生活和民眾階層。
到了“五四”時代，中國開始了歷史性大變革，新世紀的思想啟蒙和思想解放運動在華夏大地蓬勃興起。
蘊涵著“科學”與“民主”精神的新文學，否定傳統的立場態度，向扼殺人性，禁錮人們思想的封建主義舊文學宣戰。
周作人在“五四”初期發現封建舊文學最大的危害是缺乏“人道”，無視“人”的存在。他在1918年底發表的《人的文學》這篇著名文章中，鮮明地提出新文學的核心問題，是要寫“人的文學”，要立足於“人間本位主義”，“講人道，做人類”，以此描繪社會“人生諸問題”。
1919年初，他又在《每週評論》第5期上發表了《平民文學》一文，文學革新思想更為銳利，該文深化了“人的文學”的內涵和意義，提出用通俗的白話語體描寫廣大民眾生活的真實情狀，忠實反映“世間普通男女的悲歡成敗”的“平民文學”，才是“人道主義”的文學，才是真正的“人的文學”。
封建舊文學最大的弊病是人的異化以及主體性的喪失，作者的心靈被封建思想意識牢牢禁錮，病態心理的作者敘寫著病態的社會。
而“五四”時期作家的自由意志和個性精神閃耀著熠熠光彩，人的生命存在及其價值意義得到充分肯定。
可以說，“人”的發現開闢了文學新時代，以主體表現為特徵的“人的文學”領域，全方位地展現著人的價值存在和美的豐富內涵。“五四”文學由人性的“全面復歸”發展為“全面的人”的形成，並走向了文學主體性。
總體而言，周作人的“人的文學”藝術觀的主體內涵主要表現為如下3個方面：
01 寫“真人”
作家主體性的自覺以及作品中人物主體地位的確立，都使得“五四”文學能夠突破封建思想的禁錮真實地描寫社會人生，自主地塑造有血有肉，有個性，有靈性的“真人”。
周作人在《人的文學》一文中將新文學的本質界定為重新發現人，認為新文學家的使命就是從人道主義立場出發，嚴肅認真地對待“人生諸問題”，真實地描寫底層人們“非人的生活”。
既周作人之後，魯迅堅持要打破“瞞和騙”的文藝，他的作品處處表現出最為真誠和嚴肅的寫“真人”的創作傾向。
文學研究會（新文學運動中成立最早、影響和貢獻最大的文學社團之一，由周作人、鄭振鐸、沈雁冰、郭紹虞、朱希祖、瞿世英、蔣百里、孫伏園、耿濟之、王統照、葉紹鈞、許地山等十二人發起，其宗旨是“研究介紹世界文學，整理中國舊文學，創造新文學”）則忠實地描繪社會真相和人生百態，熱切關注現實生活中人的真實命運。
02 寫“真性靈”
獲得思想解放的“五四”作家，自由地抒發內心情感，表達內在真實的心靈世界和精神追求，這種“真性靈”的存在不僅體現在作品中人物生命現象的真實、鮮明和生動，更體現在作家主體對生命現象及其意蘊自主性地把握和審美創造。
魯迅和文學研究會作家的創作將深摯的主觀感悟與嚴肅的理性批判相融合，描繪了意蘊深邃的人生現象和具有鮮明靈性的人物，作品中顯現著作家主體豐富而真切的心靈躍動、精神張揚以及審美價值的取向。
“五四”文壇最為真切而充分地寫“真性靈”的是創造社作家，他們宣稱要本著“內心的要求”，憑藉“直覺”與“靈感”，盡興抒發對現實的反抗情緒，暢快淋漓地表達內心的矛盾，充分展示對藝術美的追求，他們是以自覺意識的情感傾訴，率真而深切地暴露著主體的心靈世界和精神特性。
03 充分發揮主體創造性的文體大解放
思想自由、個性解放是“五四”的時代精神，在文學方面，便有了主體創造性的充分發揮，以及各種文體的不斷創新與發展。“五四”文學實現了語體化或散文化，這是邁向文體大解放的關鍵一步。
“五四”文壇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開放大視野，全面拓展了整個社會的審美心理空間和審美表現領域，一切舊有的模式、框框、格局統統被排除，代之而起的是全新的思維、全新的視角、全新的藝術追求，風格獨特的作家和作品相繼出現，新思潮、新流派、新的文體樣式如同雨後春筍一般竟相破土生長。
比如，魯迅的小說一篇有一篇的樣式，而且篇篇藝術精湛，富有開拓性。同樣是“為人生”的現實主義創作，葉聖陶以冷靜客觀的態度諦視人生，他的作品採用平靜的敘述和冷靜批判的方法。
冰心側重梳理人物內心感情變化的脈絡，文字清新、細膩、溫婉。同樣是自我寫真的抒情作品。
再如，郁達夫只是想赤裸裸地袒露心境，以把他內心的者悶傳達給人們，他不追求情節結構的周密，而是以直抒胸臆、心理剖析的方式，形成抒情主人公情緒的流動和心理的變化，以此表達了作家的思想感情和審美態度，也自然形成了作品的情節結構。
郭沫若更多浪漫氣質，他的“自敘傳”小說追求幻美的詩情和人生境界，表現純真人性的光彩，情節結構則較為鬆散。
總之，周作人的 “人的文學”觀開闢了文學描寫人，表現社會人生的廣闊空間，它不僅實現了人性的復歸，而且，還充分展現人的現實性，強烈關注廣大底層民眾的生存狀況和生命價值。
當時“人的文學”的意義內涵便潛在於不同形態和樣式的文學作品之中，這些文學作品被稱作是白話文學、寫實文學、社會文學、人的文學、“為人生”的文學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