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锢之祸”指的是东汉桓帝、灵帝时，士大夫、贵族等对宦官乱政的现象不满，与宦官发生党争的事件。事件因宦官以"党人"罪名禁锢士人终身而得名，前后共发生过两次。两次党锢之祸都以反宦官集团的失败而结束，反宦官的士大夫集团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党人被残酷镇压。当时的言论以及日后的史学家多同情士大夫一党，并认为党锢之祸伤汉朝根本，为黄巾之乱和汉朝的最终灭亡埋下伏笔。
一、"党锢之祸"的原因
以"察举"和"征辟"为主要内容的选官制度是汉代人才选拔的重要途径。 随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和统治阶级构成的变化，其弊端也日益暴露，逐渐沦为世族把持朝政、官僚结党营私的工具，最终酿成惊心动魄的"党锢之祸"，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党锢之祸"的深层动因，是政坛长期形成的外戚、宦官和士大夫三大政治集团的较量。汉朝士大夫集团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迅速发展壮大。 刘秀建立的东汉信奉儒学，士人以儒学为纽带，形成了自己的利益集团。伴随着儒学的发展，教育的发达，大量的儒生 机会成为官僚的后备军，由此进入仕途。他们与在朝任职的士大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
从光武帝刘秀开始，皇帝就娶豪族之女为妻，此后均立功臣的后代为皇后，形成东汉外戚贵盛的局面。东汉的皇后无不具有显赫的世家背景，外戚权利也因此得以急剧膨胀，成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东汉中后期，很多皇帝均是幼年继位，幕后的太后对外戚的过分依赖，也助长了外戚势力的膨胀。
宦官本来是皇帝的仆役，但在皇帝幼小、太后临朝的局面下，外戚权势加强的同时也为宦官势力的扩展带来可乘之机。皇帝在最孤立无援的时候，唯有朝夕相处的宦官是可以信任的；在皇帝同外戚的斗争中，皇权对宦官的依赖日益加深。东汉许多皇帝是在宦官的帮助下，铲除外戚势力的。这时的宦官往往会被委以重任。而宦官握有实权后，不断扩展自己的势力，将依靠、投奔他们的人大力提拔，形成自己的势力。特别是汉顺帝时，"中官得以养子为后，世袭封爵"，标志着东汉宦官作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势力的合法化。
东汉统治者深知经学对维护封建统治的重要性，对经学给予极度的重视和扶持。特别是在察举征辟制度中，对儒家的"孝"极为重视，"举孝廉皆先孝行"，使社会上形成了"崇尚名节"的士风，士大夫多以举孝廉步入仕途。
儒生对宦官普遍存在歧视。因为宦官是受过宫刑的，儒家认为这是一个人对父母最大的不孝。因此士人在宦官面前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双方处于相互敌对和仇恨的状态。宦官走的是一条由内宠而获得升官的捷径，他们的得势力就意味着苦读经书，以志行高洁入仕的儒生的失势。所以宦官在取得权势后，必将会和一贯藐视他们的士大夫产生激烈的矛盾和冲突。
二、士人与宦官的矛盾
早在党锢之祸发生前，士大夫和太学生们与宦官的矛盾就已经比较尖锐。 士人以朝中的一部分正直的官员为中心，以言论为武器对时政和宦官展开攻击。希望统治者能有所改变。他们利用"清议"作为斗争的重要手段，"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 ，婞直之风，于斯行矣。"
面对抱团的士大夫们，宦官利用手中的权力，垄断选官制度，打击和排斥正直的官僚士大夫。"宦官既据权要，征辟 、察举者，无不望风迎附。非其子弟，即其亲知 。"他们把持选举权，严重地阻塞了士人的仕途，造成士人与宦官集团的矛盾越发尖锐。
东汉士人之"诽讪"朝廷源自他们内心的忠君思想。士人以济世救民为己任，但能直接干预朝政的毕竟只是少数，更多没有实权的士人只能靠言论为统治者服务。 他们以知识分子的敏感，发现各种社会问题， 能预见性地看到许多对王朝有危害的隐患 。士人在忠君思想的鼓舞下，将消除这些隐患看做是自己应尽的义务。士人领袖、"八顾"之一的郭林宗不愿做官，却积极地参与社会活动，在士人中间激扬正气，选择了一条独特的干预社会、间接参政的道路。
清议虽然能制造强大的舆论，但如果没有具体的措施和行动，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时的政治问题的。士人虽然不是官，但他们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阶级局限性使得他们不会采用暴力的手段反对腐朽的政治，只有营造舆论吸引统治者的注意。但政治问题永远不是靠舆论能够解决的，而是要有一定的实力的。而这一点，正是那些士人们欠缺的。
外戚、宦官和官僚士大夫矛盾的焦点，是由谁来掌握选举权的问题。 比如东汉窦太后临朝称制时， 外戚窦宪总揽军政大权，窦家的党羽都做了大官，控制 了选举之权。 桓帝和灵帝时 ，宦官集团掌权，公开卖 官鬻爵，只有交钱才能当官。所以选举权利落到宦官或者外戚集团手中，都是士大夫们不愿意看到的。士大夫们不甘心权力的丧失，因此他们千方百计组 织力量要夺回权力。
"党锢之祸" 的形成固然有着错综复杂的原因，但双方斗争的焦点由谁来掌握选官的大权。在封建社会， 有权就拥有一切；而要掌握权力就必须做官。对士大夫阶层来说， 要夺回选官之权，单靠个体力量是不行的，所以他们聚朋结党，形成了以"清议"为武器的"党人"。
"清议"阵营垒以官僚集团中的士大夫、太学生为主，太学生数量多以万计，他们的言行足以影响舆论，动摇视听，是一股强大的在野政治势力。他们不满宦官专权 ，与朝臣互通声气，以太学为讲坛，抨击宦官 掌权的腐朽政治。 他们与士大夫之间结成 了互相依附、 互相支持的关系。很多时候，士大夫都必须倚重太学生的力量来反对宦官。
东汉"党锢之祸"实质是士人与同宦官在政治、文化和利益上的较量。士人最终失败了，虽然他们出于忠君观念，并没有走上谋反的道路，但是这次失败极大地打击了士人入仕、为国效力积极性。在两次大规模的党锢之后，被禁锢住的不仅仅是士人，还有王朝的政治生命和活力。失去了活力的东汉王朝已经积重难返，只能走向灭亡。
三、"党锢之争"精神的传承
"党锢之争"虽然以士人的失败告终，但是学生作为一股政治力量，第一次走上历史舞台，开始在社会中崭露头角，其中的意义是巨大和积极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相互勾结，北洋政府对外的妥协，在"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对日本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二十一条"置之不理，反而在和约中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让给 日本，彻底暴露了帝国主义的真面目。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心中的悲愤再也无法抑制，一 场声势浩大、规模壮阔的爱国运动就此爆发。
1919年5月4日，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北京 14所学校的三千多名学生来到天安门广场，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激发起全国各地高校的轰轰烈烈的支援。 "五四运动"是由学生先发起的革命举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更是学生运动的一座里程碑。
"党锢之祸"和"五四运动"中的青年大学生，都是肩负道义，投身政治的热血青年。无论是汉代面对宦官集团的强大势力，还是近代面对军阀残酷的镇压，年轻的学生们都展示出了浩然正气，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 在东汉的"党锢之祸"中，面对国势衰败、宦官谗言，士人们自觉承担起社会政治责任， 太学生们群起响应， 直言抨击朝政；五四运动中，面对软弱的政府，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态度， 知识分子并没有屈服，他们组织游行示威活动，广大志士青年到处演讲宣传，让人民了解了中国在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情形，激发了人民的热情。 他们以振兴中华为己任，投入到政治革命中，发挥了先导和生力军 的作用。
东汉"党锢之祸"中，陈蕃被宦官看做眼中钉，当他被追杀，乡人劝说逃跑时，他却无惧于色地说："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 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将安之。 "范滂在被捕之后面对狱吏的严刑拷打，毫无惧色。 在"党锢之祸"中，知识分子无论是为官还是为民，无论是在朝还是在野，皆能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向邪恶势力挑战，表现出了知识分子的良知。
"五四运动"中，当北洋军阀政府军队企图强行解散学生队伍时，学生们愤怒高呼"打倒卖国贼"，与反动政府进行殊死斗争。很多游行的学生被捕入狱，但大学生们捍卫正义的声音从没有停止，全国各地相继出现了更加轰轰烈烈的内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使这场学生运动如同暴风骤雨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开来。二十世纪青年学生身上，体现的正是两千年前的先辈们宁死不屈的精神。
东汉的党锢之士获得了士林普遍的同情和支持。 陈蕃死后，他的好友朱穆弃官为其收尸，为保全陈蕃之子 的性命，受尽酷刑。 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的表现，激起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爱国运动的浪潮在二十多个省份的掀起，社会各阶级相互配合，迫使北洋政府拒绝在合约上签字。
东汉"党锢之祸"中的太学生附属于"党人"集团；五四运动中以青年学生为代表的广大知识分子也逐渐向无产阶级组织靠拢。自古以来，学生追求的不是个人的利益，更多的是民族和国家的命运。 无论古代还是近代，这些接受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始终走在 时代的前列，对朝代的更替、社会的发展、文化的进步都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
四、综评
与东汉"党锢之祸"这场士大夫自发的匡时救世的政治运动不同的是，东汉士人和学生的抗争，并未达到预定的政治目标，终不免于事败身亡；士林精英的奋起救世，未能改变历史的方向和政权的前途，东汉政权还是不可避免的走向了毁灭。而新时代的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除了波及中国思想、文化和政治发展方向以及社会、经济之外，对党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现代青年学生身上的爱国精神、为真理和正义而战的精神、不畏强暴和黑暗政治精神，正是两千年前的太学生身上精神的一脉相传，值得任何时代的青年去学习。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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