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設現在是2030年春天，你回顧著2020年的那場新冠危機，資產遭到極大破壞，投資受挫。
你會怎麼評價呢？
讓我們面對現實，從人性的角度來說，你可能會說：“很顯然……”，“我覺得這事很明顯是……”，或“眾所周知……”。
在未來，你對2020 年危機的記憶並不會完全基於當時的事實。它將會是一種信息重構，部分源自當下正在發生的事實，還有一大部分則來源於當時尚未發生、事後你所瞭解到的信息。
我這裡說的是“後見之明”可能帶來的認知偏差：在事件發生後，我們都認為我們能夠預見其發生。
這種直覺會導致你無法從錯誤中吸取教訓，並把過多精力放在不靠譜的預測上，還會導致你錯誤估計自身的風險承受能力。
還好，你是可以有替代方案的。
有評論人士認為，此次新冠病毒所引起的恐慌狀況與2008、2009年金融危機時的完全不同。當年的決策者們完全清楚自己在幹什麼，不像現在。這簡直是胡說。金融與政治界的大佬們當年憑藉的並非什麼遠見卓識，而是虛張聲勢、分析、補充、爭吵、猜測與運氣。
不要傻得以為沒人知道現在發生了什麼事有多麼不尋常。過去發生的事，在回顧中被賦予意義，經過我們大腦的粉飾，成為我們喜歡的樣子。而當下則總是會讓我們感覺難以理解。
在1972年的一次經典實驗中，研究人員要求人們預估當年的美國總統尼克松(Richard Nixon)訪問中國和俄羅斯可能會產生的各種積極和消極影響。如今，我們將那次行程稱為一次歷史性的訪問，它化解了大國之間持續了數十年的敵對狀態。但事前，沒人知道此次訪問能否達成任何成果。
尼克松出訪中俄大約兩週後，71%參加測試者回憶的預測結果比他們實際給出的要積極。四個月後，81%的人回想起對尼克松成功出訪的確信度比實際要高。
簡而言之，已經知道發生了什麼，會阻礙你回憶原本你認為會發生什麼。
問三歲的孩子糖果盒裡有什麼，他們會說“糖果”。給他們看裡面裝著鉛筆，然後問他們之前覺得裡面有什麼，他們會說“鉛筆”。
一項研究顯示，1995年辛普森(O.J. Simpson)謀殺案判決一週後，有58%的人回憶說自己曾預測辛普森會被判無罪；一年後，有68%的人認為自己說過他會被無罪釋放。而事實上，只有48%的人在判決前做出過類似預測。與此相似的是，人們也同樣歪曲了對克林頓(Bill Clinton)總統在1999年的彈劾審判中被定罪可能性的預判。
2002年，有心理學家請到近1,000名美國人回憶他們在911事件剛過時預測恐怖主義相關事件以及其他危險事件發生的可能性。一年之後，這樣的恐懼基本消退，他們回想起來的悲觀程度要比實際低了許多。
因此，如果經濟崩潰，電視金融節目裡預測崩盤的專家就會說他們早就警告過了。但如果情況有所好轉，他和他的觀眾回想起的預測就會比真實的樂觀許多。
“我們傾向於從積極的角度看待自己。”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沃頓商學院(Wharton School)的心理學家斯莫爾(Deborah Small)說，“我們更願意相信自己是理性、聰明的。在我們的記憶中過去的行為，會比事實上更明智。我們會傾向於給自己過多的讚譽，也會傾向於記住自己成功而不是犯錯的部分。”
可以肯定的是，當投資者回顧自己的決策時，他們認為的收益比實際要多，他們認為的虧損比實際要少。
為了消除“後見之明”帶來的偏差，不要理會那些不交代完整預測記錄的經濟和金融預測者。（如果這樣你以後沒人可以參考了，那就理會吧。）
接下來，追蹤你自己的預測。如果你像我經常敦促的那樣，在金融危機期間堅持寫日記，那麼回頭讀一下。你對股市下跌幅度和恢復所需時間的預測有多準確？如果你對過去的判斷是錯誤的，那麼你對現在和未來的看法又有多大可能是正確的呢？
最後，試試心理學家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所說的“外部視角”。與其試圖弄清楚這場危機究竟會有多糟糕，不如著眼於更廣泛的歷史先例。
自1929年以來，標準普爾500指數經歷了14個熊市（按照道瓊斯指數的定義，熊市是指至少下跌20%）。時間最短、程度最淺的是1990年末持續不到三個月的20%的跌幅。最嚴重的是1929年9月到1932年6月的86.2％的跌幅。時間最長的一次是從1937年3月到1942年4月，下跌60%。每次熊市平均持續19個月，跌幅為39%。
誠實地面對過往，勿受記憶愚弄，這是對未來形成現實預期的最好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