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0月30日，鲁迅基于自己治牙疼病的亲身经历，写了《从胡须说到牙齿》。说他从小就是“牙疼党”之一，牙齿或蛀或破，终于牙龈流血，在中国试尽“验方”，投用单方，看中医，服汤药，都不见疗效，被说是患了极难治疗的“牙损”，但后来到日本的长崎，只花了两元的诊金，用了 一小时的时间，医生刮去了牙后的“齿蜇”，此后便不再出血了。以后他看中国的医学书，忽而发现触目惊心的学说:齿是属于肾的，“牙损”的原因是“阴亏”。这才发觉了原先别人是在诬陷自己，说岀了 “有人说中医怎样可靠，单方怎样灵，我还都不信”这样的“名言”：
牙痛在中国不知发端于何人？相传古人壮健，尧舜时代盖未必有;现在假定为起于二千年前罢。我幼时曾经牙痛，历试诸方，只有用细辛者稍有效，但也不过麻痹片刻，不是对症药。至于拔牙的所谓“离骨散”，乃是理想之谈，实际上并没有。西法的牙医一到，这才根本解决了；但在中国人手里一再传，又每每只学得镶补而忘了去腐杀菌，仍复渐渐地靠不住起来。牙痛了二千年，敷敷衍衍的不想一个好方法，别人想出来了，却又不肯好好地学。这大约也可以算得天下奇事之一了
1926年六月二十五日，鲁迅在日记体杂文《马上日记》中，这样说到
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同时，“中医了不得论”也就应运而起;腰子有病，何不服黄芪欤？什么有病，何不吃鹿茸欤？但西医的病院里确也常有死尸抬出。我曾经忠告过G先生：
你要开医院，万不可收留些看来无法挽回的病人；治好了走出，没有人知道，死掉了抬出，就哄动一时了，尤其是死掉的如果是“名流”。我的本意是在设法推行新医学，但G先生却似乎以为我良心坏。这也未始不可以那么想---由他去罢。但据我看来，实行我所说的方法的医院可很有，只是他们的本意却并不在要使新医学通行。新的本国的西医又大抵模模胡胡，一出手便先学了中医一样的江湖诀，和水的龙胆丁几两日份八角；漱口的淡硼酸水每瓶一元。至于诊断学呢，我似的门外汉可不得而知。总之，西方的医学在中国还未萌芽，便已近于腐败。我虽然只相信西医，近来也颇有些望而却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