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內戰迭起的形勢下，對於中國的出路問題，各派政治勢力提出各自不同的主張。在統治階級方面，控制中央政權的直係軍閥鼓吹“武力統一”各省地方軍閥則要求“自制”或“連省自治”。這兩種對立的主張，實質上都是為了維護各派軍閥自身的利益，解決不了中國的任何問題。在資產階級方面，以胡適為代表的一些改良主義者主張建立 好人政府以為用不著反對帝國主義和推翻軍閥統治，只要有所謂的好人進入政府，中國就能得救。至於這些好人如何才能進入政府，以及進入政府後是否能起作用的問題，則是他們所不能答覆的。孫中山雖然仍堅持民主主義的革命立場，但卻提不出足以動員群眾奮起鬥爭的革命綱領。1920年11月，桂系軍閥勢力被粵軍逐出廣東後，孫中山從上海回到廣州，重新豎起護法的旗幟，1921年4月，孫中山被在廣東召開的國會非常會議選舉為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他打算依靠陳炯明的武力，以廣東為基地舉行北伐，陳炯明雖是國民黨人，表面上支持孫中山的事業，甚至還標榜奉行社會主義，但他暗中接受帝國主義者的策動，並和直係軍閥勾結，於1922年6月公開發動武裝叛亂，終於暴露出他作為帝國主義工具的反動嘴臉。孫中山被迫離開廣州，他的護法運動至此完結。中國向何處去？中華民族的前途在哪裡？許多愛國志士為此而苦惱、彷徨和憂慮。正在此時，年輕的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基礎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初步結合起來，提出了中國民主革命的綱領。
當中國共產黨人抱著為推翻反動階級的黑暗統治、實現社會主義而奮鬥的信念，深入到實際鬥爭中去的時候，他們很快發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條件下，中國人民迫切需要的並不是立即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由於外國資本控制著中國大部分近代工業，無論是上海、長沙、香港、日益高漲的罷工鬥爭，還是其他城市工人運動，都不可避免地同帝國主義發生衝突，都有不同程度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意義。即使工人要求改善生活條件的經濟鬥爭，也很容易轉變為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主義政府的政治鬥爭。帝國主義勢力和封建軍閥總是相互勾結，千方百計地破壞以至武力鎮壓這些群眾鬥爭。中國共產黨人在現實的鬥爭中認識到，中國革命不首先進行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反對封建軍閥統治的鬥爭，國家就不能獨立，人民就不能解放，也就談不到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理想。中國共產黨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派在革命鬥爭目標上有著某些一致的地方。這種從實踐中產生的對中國革命基本鬥爭目標上有著某些一致的地方。這種從實踐中產生的對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進一步認識，推動中國共產黨為實現社會主義理想而確定現實的奮鬥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