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上海曾有一块名为“孤岛”之地,4年间俨然成了国中之国

1937年11月,持续3个月的淞沪抗战结束,国民党军队西撤,上海租界外围地区,尽数落入日军之手。当时,日本尚未向英、美、法等诸国宣战,所以,公共租界和法、英租界宣布中立。因此,上海租界的一隅之地,俨然成了国中之国。此空间四周皆是日军侵占的沦陷区,又被称为“孤岛”。

1937年,上海曾有一块名为“孤岛”之地,4年间俨然成了国中之国

钱钟书的小说《围城》里曾这样描绘“孤岛”,今年的上海和过去大不一样,全球局势每况俞下,日方因此在租界内肆意妄为。哪怕是与中国“并肩作战”的英、美也只想中立。可谓是中既然不中,立也根本立不住。可见,这中立竟变成只求在中国有一落脚点,其它全让给日本人。

如今,淞沪抗战纪念馆里专门有一个展厅内,设置了一个单独的场地,来纪念宝山战役700名浴血保卫宝山的中国军人,血洒沙场的临终一刻。当将士们被前仆后继的日军,逼迫在一个狭小的阵地时,他们喊出“祖国万岁”后,全营倒在日军的炮火之下。

1937年,上海曾有一块名为“孤岛”之地,4年间俨然成了国中之国

小编记得一份关于淞沪战役难民的统计数字,在战争初期,每天有3万多人离开上海,其余的一部分民众穿过战火进入租界。仅8·13一天,有6万中国人沿着苏州河躲进租界。狭小的租界,成为战火中上海一个奇特的景观,人们称其为“孤岛”。

1938年,王芸生出版发行了《劫后的上海》一书,书里生动地刻画了当时租界内的生存世界,说上海的“孤岛”内外几乎分为两个世界,一线之隔。一边是天堂,一边是地狱。而且,住在地狱里面的人们,饥寒交迫、艰难度日,天天幻想着天堂。

1937年,上海曾有一块名为“孤岛”之地,4年间俨然成了国中之国

当时的上海租界,整个被划分为三个区域:

一块名为“英租界”,就是现在的外滩,一直到西藏路。

一块名为“法租界”,就是如今的西藏路往西,徐家汇以南,江苏路以东。

一块名为“公共租界”,就是现在的黄埔区一带。

另外,当年在每个租界的交界之处,都被一个大铁门所阻挡。每天晚上9点半,就会关上大门。到了早晨6点半,大门才会再次打开。之所以这样,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维持租界的安全,害怕中国人在其管辖区内,做一些激怒日本人和影响他们利益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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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孤岛”现象存在的时间并不算长,从1937年至1941年的4年间。之所以称为“孤岛”,那是因为当时日方的势力,还不能完全控制租界范围,日方毕竟要顾及到法、英的力量。所以,在孤岛内有一部分中国人在暗中活动,但不能有大动作。

另外,当时租界内还有一项规定,就是在孤岛的所有刊物,不准出现像“日寇”、“日本军阀”、“抗战”、“抗日”等一些激烈言论。因此,孤岛内的报纸或者文学杂志上,经常出现如“日寇”二字被“X寇”所替代,“打倒日本”就变成了“打倒XX”等奇异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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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整个上海的大小刊物,都在日方的掌控之下。因此,不允许出现一些有损日本侵略者的文学作品流传。所以,躲藏在租界里的一些文人,手里没有可以发声的一些发行刊物。于是,文人们纷纷选择到内地、到香港。但这时的郑振铎,却选择留在孤岛,来完成一项特殊使命。

郑振铎,可以说是上海知识界在8年抗战当中,经历最为奇特的一个人物,他被学者称作是“中国文化界最值得尊敬的作家”。从淞沪会战开始再到上海光复,郑先生始终没有离开过上海。当上海知识界整体开始撤离时,他却一直活跃于孤岛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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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郑先生倾其全力抢救濒临战火中的中国古代典籍。日后,那些曾经被他冒死保存下来的大量古藉,被誉为中国戏剧史和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大发现,其文化价值更是无法估量。如今,随便拿出一本古籍出来,都是收藏界趋之若鹜的珍品。

1939年,上海一家报纸刊登了一则消息,说中国大量的珍贵书籍,正源源不断进入美国。举凡珍藏秘稿、稀世孤本、史文遗著,在美国各大图书馆里都有发现。仅以国会图书馆而论,所藏的中国图书已经有20万余册。而且,其数目正在与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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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大批北方来的一些书商,长期蹲守在上海街头的古书摊上。郑振铎从一些书店好友获知,正是这些北方书商,趁国难之际大批廉价收购珍本典籍,然后,再卖给哈佛燕京学社和华北交通公司。这让爱书成癖的郑先生,既震惊又忧虑。

1940年1月19日,在四面楚歌的孤岛内,突然出现了一个专事抢救古籍的文献保存同志会,该组织的发起人就是郑振铎。他们将利用抗战前庚子赔款董事会,拨给南京中央图书馆的建筑费,法币100万元,收购散失在战火中的中华古籍珍本,这几乎是一个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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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在上海租界的孤岛上,这个曾被人们称作众生尽在历劫中的畸形空间,就是郑振铎完成创举的一个舞台。他曾经在这里抢救出一套64册的《古今杂剧》,这套出自元明时期的杂剧,共有242种。而且,其中的半数皆是已经淹没了几百年来的孤本。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上午,日军武装进驻租界,至此存在了4年的孤岛消失。而坚守在上海的郑振铎,被迫依赖一间寺庙的仓库,继续古籍抢救使命。在《郑振铎传》里他曾这样感叹道,“我想以一人之力欲挽狂澜,诚若愚公移山,夜夜彷徨,不知涕之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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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了解,中国的第一部鲁迅全集,就是出版在孤岛时代,而郑先生是参与该书的重要组织者。当时,急于印行这样一套全集丛书,可以说是迫不得以,而为之。其中,一个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保存文化典籍,使鲁迅的大量手稿避免毁于战火或者被日本人抢走。

尽管,郑先生费尽周折、倾其全力搜集和保存古籍,但大批古籍仍然难逃兵火之劫,许多经郑先生之手保存的古籍,也未能幸免。当年,日军轰炸虹口的当天,他寄存开明书店的100多箱古籍,片纸不存。其中,包括他历20年心血,搜集的《诗经》和《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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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小编引用郑先生曾经的一篇《烧书记》里的一段话,作为结束语。文中这样写道:“天空中到处飘着带有字迹的焦纸片,我就曾在天井里面,拾到了好几张,一触手便粉碎。我此刻在想,我珍贵的书,能否捡得到一本只有一、二张烧焦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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