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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天，關於“鮑某明被指性侵”的案件，引爆了不少人關於未成年人侵犯的憤怒。
事件一波三折，看的人心裡發慌。
雖然目前已經立案，最高人民檢察院也發佈通知會對這一案件進行督導。
但能不能查明真相，能不能維護受害者的權益，大家心裡都沒底。
誰來為未成年人發聲？誰又能保障弱勢群體的權益？
01
她是法律援助律師
她一直堅持為“弱勢群體”發聲
幸運的是，這一次，李星星遇到了位好律師。
她叫郭建梅，來自北京千千律師事務所，從業多年來，多次為婦女及弱勢群體提供法律援助。
被業內人稱為“中國女性公益律師第一人”。
她幫助過因為不堪忍受家暴，殺掉丈夫的家庭婦女李彥。
按照當時的法律，李彥必死無疑。
當時沒人願意接這個案子，郭建梅接了。
她知道這些年李彥遭受的苦痛，常年被家暴，身上留著菸頭燙傷的疤痕，手指也被剁掉了一根。
維權路上，不少人都跟她說，李彥殺了人，沒救了，可她不放棄：
“她是殺了人，但要看看她為什麼殺了人！”
她在網上發起了避免死刑的聯合署名活動，最終，李彥免除死刑，被判死緩。
她拯救過被丈夫挖掉右眼的小夏。
26歲的小夏，原本有一雙美麗動人的大眼睛，2004年與本市農民牟某結婚，同年11月生下一子。
誰知就在產後的第十七天，丈夫牟某提出要與她同房。她以身體未康復為由拒絕，牟某一氣之下，竟順手抄起一把螺絲刀，將還在月子期間的小夏右眼挖出。
“我都能聽到神經斷裂的聲音”，小夏後來回憶說。
一瞬間，小夏的天塌了。
可在維權的過程中，丈夫卻因為“患有”精神分裂症免遭法律追究。
得知真相後的郭建梅，迅速和團隊組織各種捐款活動，為小夏換上了最好的冰晶石義眼。
她還解救過被“困”在工廠的女工們。
那是一群走投無路的女工，她們被困在工廠裡，沒有工資，只扔給她們過期的方便麵。
生病了也沒人管，工廠門口的兩條大狼狗，一直在門口守著，想逃都逃不出去。
郭建梅取證過程中
僥倖跑出的女工沒有別的辦法，只能申請法律援助，她找到了郭建梅。
從此，郭建梅開始了漫長的取證過程。
整整三年，她東奔西走，四處取證，被不少人拒之門外，還差點被狗追著咬。
功夫不負有心人，終於，這場案子獲勝了，郭建梅為25名女工爭取到了工資和賠償金。
除此之外，她還接手過不少案件：
“結婚十月被丈夫家暴致死”案；
“山木集團總裁強暴數名女員工”案；
“農村土地剋扣女性賠償金”案；
……
02
逃離了重男輕女的環境後
她希望幫助更多弱勢群體擺脫困境
這些年，為了幫助更多的女性維權，郭建梅付出了不知多少精力。
這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
因為不賺錢，有時還得貼錢打官司，在中國，公益律師的數量少之又少。
2019年登記在冊的人數只有區區289名。
他們的救助對象，往往是社會的弱勢群體，沒有經濟來源，沒有社會背景，有的人連證據都沒能保存下來。
很多案件往往也不像表面看起來那麼簡單，暗中勢力盤根錯節，一個不小心就有可能掉進對方挖好的陷阱。
更重要的是，從事這一行的律師，大都沒有穩定的收入來源。
壓力大、事情多、收入低，成了公益援助律師們的現狀。
很多人都說，這就是件吃力不討好的苦差事。
這份差事有多苦，郭建梅心裡也知道，可自從踏上這一行到現在，她已經堅持了整整25年了。
不敢放棄也不能放棄，因為她知道，自己堅守的意義有多大。
這樣的堅持，跟她的成長環境有很大關係。
她生長在河南一個重男輕女的村莊裡。
那裡有早早輟學的女孩，有因家暴致死的女性。還有她的祖母，因為擔心祖父的毆打不敢多吃一口糧食，餓死在了賣饃的路上。
這些事帶給幼小的她極大的衝擊，在那裡，她第一次強烈感受到了中國女性的社會地位如此之低。
她想逃離那個地方。
大學填報志願時，她一股腦的都填報了北京的學校，並被北京大學法律系錄取，從此遠離故鄉。
畢業後，她在司法部研究室待過，還去全國婦聯擔任過法律顧問，參與起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也當過《中國律師》雜誌社的編輯記者。
一直在和法律打交道。
可雖然一直從事相關工作，也頻繁接觸不少弱勢的、被欺凌的女性群體，但她始終沒有找到機會近距離接觸這個群體，為她們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
直到1995年，機會來了。
當時，郭建梅參加了
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NGO論壇。
一入場她就震驚了，原來自己心中幻想過無數次的事情，已經有這麼多人身體力行的走在了前列。
她覺得自己渾身的毛孔都張開了，她知道要做的就是這件事！
大會結束後，郭建梅和會上的好友們合作建立了一個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他們打算幫助弱勢群體打官司。
後來，又創辦了千千律師事務所。
03
公益援助律師這條路很難走
但再難也不能放棄
確定了方向，意味著打開了這扇大門。
她沒想到的是，理想很豐滿，往後的路卻千難萬阻。
辭掉穩定工作，斷了社保，沒了收入，家人質疑她。
缺少資金來源，只靠著每年幾萬塊錢的基金資助，她交不起房租。
沒有知名度，更是無人問津，想幫別人打官司，卻沒人肯相信他們。
日子過得很煎熬。
直到半年後，靠著發傳單，貼小廣告，有了更多人瞭解他們後，才慢慢有人找上門來，請求他們幫助自己。
但很多時候，結果都不是那麼令人滿意。
她接待過一位傷痕累累的母親。
她的兒子是被打死的，為了給兒子鳴不平，母親跑遍了當地所有能找的地方，都沒有結果。
無奈之下，她一個人前往北京尋找最後的生機。
沒想到北上途中，她被一輛大巴撞得滿身骨折，眼睛也被手術摘掉一隻。
雖然最終判定大巴負全責，但她只拿到了三萬塊存款。
更悲慘的是，這僅有的三萬塊錢也被人偷走了。
她被安置到收容所裡，在那裡，她知道了還有法律援助這條路可走。
抱著最後的希望，她找到了郭建梅。
同情她的遭遇，也想盡快幫她伸張冤屈，郭建梅跑了不知道多少地方取證，還寫下了8000多字的代理詞，準備了將近一年的時間。
可惜，最終還是敗訴了。
有法官問她說：你怎麼代理這樣的案子，你是律師嗎？
她不服氣，反問道：這不就是我們律師應該做的嗎？
全國有14億人，能為弱勢群體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師，有幾個呢？
遭受不公對待，有冤不能伸的弱勢群體到底有多少，我們不得而知。
有時接了別人眼中“不該接”的案子，她會遭受威脅、恐嚇，逼迫她停止追究。
可即便這麼難，她也從未想過放棄。
在她眼裡，自己也是弱勢群體，但正是弱勢的人，在做強勢的事。
她還知道，自己很多人心中唯一能依靠的對象，是他們心中的明燈。
哪怕案子敗訴，她也絕不能倒下。
哪怕沒有辦法找到更有利的證據打贏這場官司，她也要堅持為她們發聲。
因為只有發聲的次數多了，這些走投無路的女性才有可能被重視起來。
就像這次的李星星一樣。
在《南風窗》的採訪中，早在14歲第一次遭受侵犯時，李星星曾經在網上查過自己為什麼會痛。
在一位老奶奶的指引下，她選擇了報警，敘述了被強暴的經過，還提供了“未成年人性題材影片”等很多線索。
她是勇敢的，遺憾的是，沒有人重視這件事。
她再三的給警察局打電話，一次又一次被搪塞過去。
我們不知道這樣的背後是怎樣一股勢力讓李星星一次又一次陷入絕望，三年來報案未果。
但我們知道，這絕不是一個個例。
在李星星的背後，有多少未成年人遭受侵犯卻無法說出口？
又有多少女性遭受暴力卻無處諮詢？
還有多少弱勢群體，一次又一次面對不公的對待，只能選擇沉默？
還好有郭建梅這樣的人在，有這群公益援助律師們在。
有她在，那些走投無路，只能用沉默，甚至以自殺來擺脫掌控的女性，心中就能燃起一盞明燈。
因為她們信任她，也因為她值得她們信任。
04
25年，12萬人，4000多起案件
是她和團隊共同的付出
從事法律援助這些年，郭建梅和團隊累計為12萬人提供無償法律幫助，其中有關婦女權益的案件，高達5000多起。
這不是一個乾巴巴的數字，它的背後關係著5000多個家庭能否和睦，關係著更多的女性能否被真正看見。
因為需要幫助的人實在太多了，僅靠幾名公益援助律師，完全彌補不了這個缺口。
他們也轉變過思路，出版過書籍、舉辦過公益活動，不斷推動公益律師群體和女性維權運動的發展。
因為在公益事業上的突出貢獻，2019年，她被評為“諾貝爾替代獎”（又稱正確生活方式獎）得主。
現在，在律師事務所相對穩定後，她還將法律援助的範圍由女性擴展到了殘疾人、老年人、農民工等弱勢群體，還開設了女工普法工作坊。
她希望能用自己的法律知識幫助更多人
在他們的推動下，越來越多的女性意識開始覺醒，她們對“性侵”、“歧視”、“暴力” 等不公對待不再容忍，她們願意靠打官司為自己贏得尊嚴與權利。
就像這次的李星星一樣，哪怕報警三年未果，她依然選擇說出真相，直到真正的被人看見。
我們希望，這次李星星的案件，能在輿論的監督下，在公益援助律師的介入下以及在最高法的督導下真相大白。
正義雖然遲到了，但遲到的正義，也能照亮未來很多女孩的路，讓她們不再畏懼，不再被侵犯。
只有更多的人重視這件事，才能讓她們真正生活在屬於自己的陽光下。
而為這件事不斷奔波的郭建梅，今年已經60歲了，為公益事業埋頭苦幹25年，她還依然堅守在一線。
她崩潰過，也想過放棄。甚至還有人質疑她，說她是故意炒作。
但她都認了，也挺了過來，因為在她眼裡：
“這是一件比太陽還光輝的事業，也是我人生最大的意義。”
謝謝郭建梅的堅守，也謝謝那些在公益事業上，為弱勢群體發聲的更多人！
本文系益美傳媒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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