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很一点很奇怪，他身为民国知识圈的领袖、思想界超级大IP，对于知识分子同类，却始终都至为鄙夷，视为最不堪的丑类。
他所写文章，对无良的权力者，是不假辞色直接狙击；谈到“愚民”，都还有哀其不幸的一面。唯独言及文人时，态度不是愤怒，就是厌恶，挖苦都是算菩萨低眉。钱理群就说，所谓“鲁迅精神”，最大的对立面，其实是操笔杆的同行，尤其是“知识精英”。
只因为，在迅翁瞧来，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几乎都是奴才式的群像。而中国知识分子史，委实三千年奴化史。这类人，一张口就是什么“世道人心”、“精神独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满嘴哼哼嗡嗡，实际上终其身都寄生黏附于权力腌臜之上，近乎卜祝，倡优类蓄。
他很悲观地说，哪有啥“文化圣贤”，墨子不过反抗的奴隶，孔子实为顺从的奴才。历代所谓的“士”，固然是高自标置到云端之上的，可稍微一想，无非就是权贵们豢养的飞鹰、走犬和帮闲而已。“没有自个的思想,不用自身脑子思考,别人举手我也举手,别人讲啥我也讲啥,而且做得兴高采烈”,古代知识分子的工作，大体就是在协助培训这样的子民，自己也日益奴化。
衣着是光鲜了，谈吐是够清雅了，却并不见得有什么清白，多少光彩。李敖曾在其节目中谈及“文人相轻”现象，声称瞧不起中国文人，理由也是他们“挂羊头，卖狗肉”，太具奴性了。
也许，在迅翁看来，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权贵之间的关系， 这是一种制度性的病毒互染联盟。
稍作分析起来，他认为的知识分子，大体分为两类：一种，是吟风弄月，妆点太平，“不悟自己之为奴”，“与流氓政治同在”，很可悲；另外一种，则是可恶，是洋洋自得的奴才，“自己被人凌虐，但更积极凌虐别人”，诬赖，撒娇，装傻，热火朝天张罗“吃人肉的筵席”，同时拼命为主子鼓吹“压迫有理论”——能跳出二者方为“中国之脊梁”，可惜绝少。
“精神奴隶”四字，是鲁迅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国民性”，及其精神状态，最刻薄也是最切中根抵的评判。照他理解，权力者要利用这批风雅自命之人，以“文”的方式撑持特权；而读书人呢，或被迫屈从，或积极献媚，争为帮闲。偶有骨头硬的冒头，也必要要领受高压钳制，比如司马迁的被去势、高启的遭腰斩，都是著名案例。
“也就太监，才会去吹捧皇上吶”！在鲁迅眼中，传销至今的那些连《论语》句读都晕菜的“国学家”们所鼓吹的中国文化，是一宗太监化的文化传统；而自命清高的知识分子队伍，几乎就是一堆病入骨髓无可挽救的软骨病患者群。这是迅翁对民国及以前知识人的基本态度。他针砭同行，向来是无情的，无意博取不偏不倚的美名，斩将搴旗，口诛笔伐，外加踹走狗一脚。有人说他是爱深责切。
就我个人阅读而言，我从未觉得，鲁大师的这个论断是危言耸听的。甚至可以说，中国知识分子的奴性问题，还不是一个已远去的“古代标本”的问题，甚至是具体的、现实的遗留问题。中国社会的某些内在文化因素，虽历经千载，波海沉浮，但其根本，只怕在后来也未曾改变些许。看民国史，溥仪是早被撵出紫禁城了，可奴才们还聚集宫中不愿离开，每日叩头泣血，无所告诉。
至于具体的制度因素上，中国知识分子何以会集体奴才化，过去学者杨师群先生已有很好的见解，我想在他意见基础上，写几点成因总结。
1，秦汉以后，儒家的纲常礼教疏灌，衍化为奴化的教育模式
若论知识分子奴性思维与奴化人格的成因，他们所接收的教育系统，当是第一位的。读书人嘛，信息来源就集中在这，基本上会因读什么而信什么，最后成为什么。
中国历代王朝，都可说是极权与集权并备的经典模型。要万世一系维持住这种机制，对国民特别是对读书人的思想控制，是重中之重的。任何权力，必然首先是话语权力。汉唐盛世也好，明清末世也罢，无非城头变幻大王旗，套路依旧，范型仍然，旧拳法也还是那一招呐。
儒家自秦汉之后，独尊宇内，早非一文化系统那么表层，而是被权势者巧用为思想控制资源——用现下的话直白讲，就是洗脑的工具。君王为啥推重它，因为其忠君、纲常、等级、服从等理念，在文墨礼让的遮盖下，实有高强度的奴化意识灌水在里头。它最有助于偶像崇拜论、君权神圣化，最终拱手而治，天下是非定于一。
说来说去，强权即真理。“外儒内法”，儒家顶多是强权的花样点缀罢了。在这种教育模式下，知识人受儒学教育，目的从不是受教成为一个精神独立人格，而是乞望为权贵们所赏识，“志登天子堂”，乐为臣仆狗马。一种学问，之所以要“独尊”，无非马基雅维利所揭穿的，将别家的思想粉碎掉，然后将这些东西依照我要的需要重状起来，是为技术，亦是为权术，更是为惑术。
以往的读书人，整体上信息接收有限，也就单一化的这些，思维意识终身都被洗髓伐毛，想不彻底奴化都难。
2，封建帝制时代的国家机器，沦为随意镇压异议的私家工具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清人龚定庵的这句伤心话，可说道尽了过去中国知识人“忧谗畏饥”的全部惶恐。
率土之滨，莫非臣下，莫非奴才。中国封建历史上，知识分子的言论生产，几乎全部都为帝制所管制的。历朝历代，都有敢冒头的读书人言行，被权力者所掌控的国家机器判告为“异端邪说”、“妄言妄论”，以至于有话不能说，说了没人知道，知道了有人身危险。
当年，乾隆帝骂纪晓岚：“朕以你文学优长，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尔何妄谈国事”，就是直接挑明知识分子不过娼妓，爱你杀你都是皇恩浩荡。帝制时代，知识分子于国，就是贾府里的焦大，一心为主，恨不得剖心割肠表白，可分寸稍微不当，还得受赐一嘴牛粪。
是以，古代中国，文字狱横行妄由竟成为常态。文人的自由言说之权，被视若险物，且时刻催逼他们为臣为奴，其用意就是全面钳制“王官”之外的言论生产，要求知识人对权力、对“国家”无条件臣服，效死输忠。更可怖的是，此时所谓“国家”，不过就是封建帝王的私家，门阀权贵的厅堂。
在这样的机制环境中，文人的独立思想，理所当然被封建帝王视为洪水猛兽，五花八门最高等级的罪名也是层出叠现。远的如先秦，《韩非子》、《商君书》，种种诛心之论都列在目录上；汉唐早有“讪谤”，入宋而后，即有“通虏”，清初又有所谓“通海”，黜之、放之、逐之，甚或杀之。
鲁迅生前身后的晚清民国，这套招术依然被摆弄的无比娴熟。反正就是，谁当家谁代表真理，倘有异议，可说你是“康党”，可说你是“革命党”；民初的“乱党”，转眼几年又堕为“反革命”等等，名目实在繁杂，多到难以胜数的境地。同一批知识人，一旦政权轮替，遭遇就可能天上地下，一切是非早就在不同的定性中混淆，无所适从。
总之，对于封建帝王来说，奴才只能奉行,不许言议;闲议固需谨慎,连妄自吹马屁也犯忌,这就是“思不出其位”。
3，古代中国家长型王权统治的制度文化，时刻异化知识人的独立性
过去，萨孟武就直说，“中国之制即为王权之制”。就是讲，古代中国，封建政体中，帝王之术下，君臣父子，百家争宠，完全是一个巨型家长化的统治格局。
在古代政治中，君王与士大夫关系的基础，是在同一个体制下利益的分配。在此种全部权归中心、全部势归中心、全部利归中心，甚至是全部命都归中心的王朝文化架构中，每一个士\知识分子，在出生的第一天起，都天然是，或准备是宫廷的娼优、权贵的奴仆、御前的走狗。读书人的身板骨头，早就魄荡魂飞 ，而其归宿，无非是屈上媚势。不合作？出局了事，没有成为士\知识分子的可能性。
什么是“封建王朝”，“封建”的不是城墙，而是权力与思想，是压倒性政治力量的掌握。所以，欲问古代士人，读万卷书所为何事，公孙弘早就不吝点题，就是为权势者出谋划策，就是靠文化妆点升平，谋得一份残羹冷炙。这样的文化机制下，每一个体都不被允许有个性，也自然会被异化为唯唯诺诺的奴才，甚或是嗜血的野兽。为什么每一个封建王朝，都会形成君臣之间终日猜忌防范、权力基层里盲目服从的状态，本就是有着核心痼疾在。
这是古代中国，绝大多数读书人的可悲。他们无恒产无恒心，隶属权力寄生阶层，本身也缺乏能维系自身独立、乃至可去抗上的思想来源与现实力量。是以，历史上偶尔闪现的道与权、理与势冲突中，即便有极个别读书人敢冒不韪，挑战王权，也终是毫无悬念的被戕杀。精英知识分子，学识愈高，顾虑愈多，从而丧失冒险的精神。
而且，自明而后直到满清覆灭，封建王朝的专权手段是愈加隐秘恢诡的，压制倾向只有强化毫无衰退之迹，作为国之精英也是众矢之的读书人，惟有自堕为专权的奴才，方可明哲保身，进而名利双收。
4，封建帝国垄断一切生存资源的经济体制，迫使知识分子无路可逃
鲁迅讲，任何读书人，他首先是个人。既然是人，第一要素是生存，而非精神追求。真是至理名言。
封建王朝时代，一心“杀身成仁”者，宁饿死“义不食周粟”者，鲁迅也顶礼致敬，可那毕竟是圣贤境地，千载能逢一二，不能要求读书人都如此。就“人”的属性而言，读书人也是普通一份子，总要先有饭吃，能得温饱，才有能力和底气，去谈发展、谈尊严、谈骨气，谈知识分子人格，否则全是虚的。
而问题在于，历代中国读书人，基本上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物质上几乎都无法自给自足。更为麻烦的是，他们所存身的社会，经济上完全是一个由“王有制”垄断一切出与纳的制度形态，连要做伯夷、叔齐都是痴心妄想。鲁迅如此嘲讽他们这些迂夫子，“你们不吃周朝的粮食，可你们如今采摘的野菜，也是周朝土地上生长的呀!”
“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这是多么动听的话。反过来理解，便是天下不是任何人的天下，而是亦人亦神的帝王的“私家”。在这种经济形态笼罩下，古代读书人，他一切的衣食住行，全部都是由王权所操纵、所配给、所施予的。既然所有华衣美食乃至淡饭粗茶，都是“喂，嗟来之食”，你还有啥底气，去叫嚣啥独立，还有啥颜面，去闹腾啥骨气呢！
所以，鲁迅很悲观，古代士子的区别，不是本质的而是层次的，无非是“作奴才而不得”，和“坐稳了的奴才”，两类而已。彼时的陶渊明大叔，敢嚷嚷“不为五斗米折腰”，无非是自恃回家还有米，假若全家都嗷嗷待哺垂死挣扎，还管啥“腰”不腰的呢。杜甫至死，都在耒阳乞食，好些时候诸如武宗灭佛之际，是连深山出家做僧尼，都得逼迫你还俗的。对不起，率土之滨，不允许你吃饭砸锅，乱讲啥子人格。
古代中国的文化阶层，绝大多数没有能力甩掉包袱，杜绝不必要的酱缸，很大原因就是根本没办法自立生存。气节这东西，尤其是反抗权力的气节，不仅非人人能为愿为，也不大为人所赏。
这么分析下来，也就是说，在鲁迅的意识中，古代中国的士\读书人,基本都是权势的黏附物，根本在此之外，完全撑持起一种独立的生活方式，与骨气弥满的人格操守。
他笔下的《狂人日记》主人公，何尝没有强烈反抗过，最后还不是向现实妥协，被现行机制收服，“赴某地候补”去了。从反抗的奴隶，成长为顺从的奴才，是中国古代，多少读书人的命运呢？孙悟空与哪吒，玉皇大帝都敢闹，归途与“狂人”一样，最终都成为反对者的一员。
这种悲剧，正如当代作家巴金，在其《随想录·十年一梦》一文中所沉痛追述的，“我十几岁的时候,读过一部林琴南翻译的英国小说,可能就是《十字军英雄记》吧,书中有一句话,我一直忘记不了:“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他所说的，其实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
总之，封建时代的读书人，不为宋之问，便为孔乙己，无怪乎鲁迅看不上——尽管他自个就是此道中人。即便是到了当下，封建虽然倒塌，王权固然澌灭，可商品大潮是接替涌来，经济诱惑是不舍昼夜的。对于那些自我感觉良好，牛气冲冲的读书人们，我们还得追问一句：
亲，你们真能挺得起“汇仁肾宝”滋补下的脊梁，做到自给自足不卖良心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