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麗將她的父親、哥哥告上了法庭，她認為家裡拆遷所分四套房子中裡有自己和母親的部分，父親和哥哥應該還給她。這個訴求的背後，是一個受過教育的農村女孩對“家庭財產歸兒子”的村莊傳統的抗爭，也是為另一位家庭女性——李麗的母親長年的隱忍、痛苦和掙扎尋一個說法。
記者｜王珊
攝影｜吳皓
母親的遺囑
如果不是因為李麗和父親李銘、哥哥李飛打官司的事鬧得人盡皆知，河北省石家莊市裕華區賈村的村民可能早就忘了張秀菊這個人，她是李銘的老婆、李飛的繼母、李麗的母親。對於生活在賈村這片快速變遷土地上的人來說，生活裡有太多的變化需要迎接、適應、對待，這個時候再去談論一個已經去世兩年多的逝者，不論是誰，總是有些不合時宜的。
用“翻天覆地”來形容賈村的變化並不為過。眼前的這個地方已經很難用“村莊”二字來形容。李麗告訴我，原來的賈村根據姓氏分為李家街、崔家街、張家街、趙家街四片區域。每條街都有一條主要的幹道，兩邊則是縱橫的小道，延伸到每一戶人家。他們家在村子的東北角，二層小樓帶一個院子，典型的農村小院。院子裡有母親張秀菊種的一棵石榴樹，樹長得弱小，直到房子拆了也沒吃上石榴。村裡則有學校、饃房、自來水塔，還有信用社、衛生院，村民的日常所需都能在村莊裡解決。如今這些都沒了蹤影。
拆遷重建後的賈村已經沒有了村莊的模樣，並有了一個新的名字:賈村新村。
眼前的賈村已經是城市小區的模樣，有A、B兩個小區，A區在2016年建成，B區去年7月才交房。小區累計15棟樓，每棟樓有33層高，樓與樓之間的地面上是錯落有致的景觀樹，因為移栽日子短，樹木還不夠茂盛。如果家裡的關係沒有鬧掰，如果張秀菊還未去世，按照生活最正常的步調，去年她會跟丈夫、兒子一家搬進B區，每日從立著“賈村新村”的小區大門進進出出，出了小區大門、過了馬路就是菜市場，還有個小超市，買些日常所需物品也算方便。
這些都只是如果。事實是，自從2017年12月張秀菊去世後，李麗已經很難在原來生活的這片土地上找到母親生活的痕跡，它們都隨著拆遷和新生活的到來消失不見了。張秀菊1987年嫁到賈村，在這裡生活了30年，但現在，跟李麗聊到母親的人越來越少，“好像這個人從來沒有存在過，從生命裡消失了”。李麗傷感中夾雜著怨念。她的五官和臉形長得像父親，身形卻隨母親，上半身偏瘦，下半身細細長長，以前她經常跟母親比身高，“其實我們一樣高，都是1.65米”。
李麗試圖通過回憶、聊天讓母親的形象更加清晰一些。她告訴我，張秀菊喜歡拍照，喜歡旅遊，最喜歡種菜——2012年之前村裡的土地就被徵走了，每家每戶只剩幾分自留地，這是張秀菊的寶貝，她種茄子、豆角、西紅柿、黃瓜、小油菜、油麥菜，還有芸豆、蔥、蒜，冬天吃的大白菜也是她種的。家裡飯桌上的菜品幾乎都來自張秀菊的勤勞：誰家菜地裡多了新品種，她就去移一些過來。這些菜，她從來不上化肥、農藥，早上晚上下地捉蟲，還去村裡的養殖場拉鴕鳥糞，給菜地增肥。
李麗在家裡翻看與官司相關的材料
張秀菊去世後，李麗很少回賈村，上一次來還是過年到村裡為逝者設置的紀念堂裡祭拜母親，她沒有進家門。她已經和這個家庭決裂，雙方之間唯一的聯繫是一場官司。2019年4月，李麗到法院起訴了父親和哥哥，訴求是獲得家裡拆遷所分四套房子中自己和母親的部分。李麗起訴的依據是自己作為家庭中的一員，戶口沒有遷走，應該享有拆遷協議中的補償安置。
另外，她還有母親留下的一份遺囑：我去世後，我的全部遺產，包括屬於我個人的所有的、共同財產中我個人應享有的份額、未分割財產中我應享有的份額，以及我應享有的其他權益，均由女兒李麗一人繼承。立遺囑的日期是2017年10月。在這份遺囑上，張秀菊給出了立遺囑的原因：重病後，丈夫及養子（繼子）對她不管不問，全靠女兒一人照顧。
對拆遷的渴盼
張秀菊是在2017年4月查出患胰腺癌中末期的。那時她已由於跟丈夫、繼子意見不合離家出走，借住在親戚的房子裡。
不合是因為對拆遷安置房的分配意見不一致。賈村位於石家莊市的東南角，靠近南二環，是石家莊有名的城中村。從2008年開始，石家莊市政府提出“三年大變樣”的城中村拆遷改造計劃：3年內舊城改造拆除建築230萬平方米，城中村改造拆除建築334萬平方米。城市格局往外擴張，當時甚至有一個說法：石家莊要變成“石家城”。有著1800多戶、人口8000多人的賈村的改造得益於這一政策的延續。賈村的改造計劃直到2014年才啟動。當年，賈村村委會公佈了《賈村城中村改造拆遷補償安置協議書》。按照協議，賈村每家以戶為單位補償360平方米的房屋。除此之外，村民還會獲得地上房屋的補償款、搬遷費和村民租房時的過渡費。對於賈村的村民來說，這是盼望已久的事情。
賈村的周圍還在繼續建設，最終這裡將是現代化的小區和商區。
一位賈村村民告訴我，2012年以前因為城市道路和公共設施建設的需要，村裡的耕地被徵走，之後村裡人多靠外出打工或者去周邊的工廠幹活為生，收入並不多。好在賈村離市區近，只有8公里，又緊挨著客運站，許多人務工或者做生意會在賈村租房子。一份當時印發的《賈村城中村改造專刊》裡提到，當時賈村人口有4000人左右，流動人口卻有1萬多人，人車擁擠、街道狹窄，居住環境髒亂差。
李麗記得，2009年她讀大學以後，家裡的二樓就被隔成了四個房間，租給了別人，每間每月200元，可以貼補家用。除此之外，家裡能數得著的收入就是母親的工資了。她在村裡上班，當時一個月的工資只有450元。父親李銘原來是瓦工，每天的工資是30元。2008年之後，因為胃穿孔，他很少出去幹活了。
李麗說家裡的日子一直過得很緊巴，自己小時候的衣服都是親戚家的姐姐穿剩下的。母親也很儉省，她有一條半袖連衣裙，上半身有黑色的蕾絲花，有內襯，下面則是白色的裙子，價格100元出頭，她只有在見人或者上班時才穿。“那件裙子她很愛惜，每次脫下來，都要用衣架撐好，再掛起來。”李麗說。
無論是從改善居住環境，還是生活困窘的角度來看，張秀菊一家對拆遷的渴望都是更加強烈的。尤其是張秀菊，她兒時的發小住在別的村，2011年就搬進了寬敞明亮的回遷樓。張秀菊去串過門，回來給李麗描述過她看到的景象，言語中充滿了羨慕。“我們村沒拆遷前一直是自採暖，就是自己燒鍋爐，有時候為了省煤，還會往裡面塞柴火。房間的密封性不夠好，即使暖氣很熱了，家裡也要穿棉襖。母親說拆遷之後就能住進暖和的屋子。而且家裡的底子在這裡，怎麼收拾也不會乾淨，等搬進了高層，就能丟掉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李麗說。
插圖｜老牛
從2014年開始，對於這些即將到手的房產和錢款，張秀菊的意見是將這些東西放在她跟丈夫李銘的名下，等他們百年後再給兒子。除此之外，因為家裡的宅基地比別人家的多出兩間房，她希望村裡能夠多補給她一套房子，給已經出嫁的李麗。
這些做法，都是出於對自己日後養老的考慮：兒子畢竟不是親生的，萬一哪天李銘先離世，她該怎麼辦？同村和周邊村又不是沒有先例——有一對父母，將四套房子全給了兩個兒子，還出錢幫他們裝修。房子裝好後，大兒子家以父母偏心弟弟為由，不願意他們搬進來；小兒子因意外去世，兒媳婦則認為不應該自己管他們。最後，兩個老人只能寄住在親戚的房子裡，老無所依。
為了避免這樣的情況出現，和張秀菊同年齡段的為人父母者，大都將拆遷所得掌握在自己的手裡。賈村一位村民告訴我，對於像張秀菊這樣只有一個兒子的家庭，村裡大多數人的做法是，老兩口將房子留下兩套，另外兩套給兒子和媳婦。家庭成員彼此之間默認的是，等老人百年之後，剩下的財產再歸兒子所有。“兒子是親生的，但媳婦不是，以後的變化誰都說不清楚。”這樣看來，張秀菊的要求也不為過。
李銘和兒子卻不同意。2016年，在張秀菊不知情的狀況下，李銘將家裡的戶主變更為兒子李飛的名字，並由他代替這個家庭簽署了拆遷協議。在農村的鄉俗民規裡，戶主由老子變成兒子，這意味著李銘讓出了一家之主的地位，這個家任何獨立的權益，以後都由兒子做主，他將一手決定村裡拆遷分配的四套房子，累計360平方米的使用權。
求助
哥哥李飛簽署拆遷協議後，李麗覺得母親變得情緒化了。她在李麗面前一次次表達為整個家庭的付出和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李麗說，結婚後，自己週末下班都會回父母家，每次晚上吃完飯她都會和母親去遛彎，那時候只要一走出家裡的大門，母親就會變得激動，她的兩隻手在空中比畫著，被委屈和憤怒所包裹。“她一遍一遍重複地講著這些事情，像洪水傾瀉一樣，根本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緒。”
李麗能夠理解母親的心情。“她覺得自己盡力想為家裡多爭點東西，卻被家裡人背叛了。”李麗說，在村裡拆遷政策下來後，作為村幹部的母親和其他人一起在第一時間就被組織起來開會，要求他們起到積極帶頭作用。不過，因為對房屋分配面積的不滿，張秀菊一家的拆遷一直拖到2016年，成了“釘子戶”。家裡後來養了兩條大狗，又兇又大，就是為了防止有人闖進家裡強拆。
張秀菊在村裡做了20多年的工作，村裡傳話說，如果再不簽字，工作就不能幹了。李麗記得母親的決心，“工作不要了也行，幹一天算一天”。但這些都只能算是催化劑，李麗知道，母親這些情緒激動的表達背後，是長年壓抑、痛苦的最終爆發，它源於父親對她的暴力。李麗說，從小她就知道父親打母親。出手很多時候是沒有原因的。他喜歡喝酒，一天兩頓，只要喝醉了，就會叫母親過去。李麗的臥室跟父母就隔了一道門，裡面隨後就會傳來摔東西、吵架、碰撞的聲音。李麗對此最深的記憶是上小學時，父母打架之後，母親半夜出去了。她爬到二樓往外面望，但看不到母親的身影，就等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母親回來了，給她帶了一個煎餅。
李麗現在租住的小區也是回遷小區，跟賈村一樣，它們都是石家莊城中村改造政策的結果。
那時，作為一個小孩，李麗一方面覺得自己不應該去管父母的事情；另一方面，她怕父親。一直到現在李麗都記得，小時候哥哥李飛因為偷了家裡的20塊錢，被李銘吊起來打。當時她只有幾歲。父親倒是沒打過她，但給她立的規矩卻不少。比如用筷子的方式不對，父親會用筷子敲她；逢年過節待客，李麗夾菜只能夾面前的菜，夠不著不能站起來；給別人倒酒要倒滿，倒茶要倒八分滿，壺嘴不能朝向人，做錯了則會被當場數落。
“小時候一到過節，父親這邊的大家庭就會組織聚會，大人們在一起喝酒，喝多時，別家的女兒都敢教訓自己的老爸少喝點，我就沒有這個膽子。我在家裡不是有什麼想說的就能說的。我說什麼話都會斟酌著說。”李麗告訴我，父親的眼睛就是她的信號塔。“一旦我做錯了什麼事，父親就會瞪眼，眼睛又兇又大。只要他一瞪眼，你就會制止自己的行為，這好像變成了一種默認行為，什麼都不敢說，什麼也不敢做。你會覺得這個人是暴力的代表。我爸是家裡氛圍的主導者，他開心，全家就開心，他不高興，全家就冷了。 ”
母親張秀菊開始跟李麗提起丈夫李銘的家暴是在2009年之後。李麗那一年讀大學，閒暇的時候，她已經能夠做兼職打工賺錢了。李麗發現她和母親的關係發生了轉變。最早時母親做一些簡單的事情會尋求她的意見，比如買東西會讓她把把關，她手上的鐲子就是她們一起挑的。母親種花，想要弄些新的品種，也會讓李麗先看看哪些好看。賺錢多一點後，李麗還給母親買了手機，給家裡換了電視。李麗猜，這些在張秀菊看來，或許都是她自立和可依賴的表現。
對丈夫常年的家暴，張秀菊之前也求助過。她找過孃家的兄弟。起初，李麗的幾個舅舅也很氣憤，有幾次他們還帶著人到家裡來警告父親李銘。然而，家暴的次數多了以後，不知道是疲了，還是覺得愛莫能助，舅舅們不再願意摻和進來。“勸這個不聽，勸那個也不聽，不管了。”李麗的一個舅舅告訴我。
偶爾，張秀菊也跟關係好的同事講，但無一例外，大家都勸她再忍忍，有的人還會說：“畢竟已經忍了這麼多年。”所以，當母親跟李麗開啟關於家暴的話題時，李麗明白，母親是沒有人可以訴說了。
李麗現在租住的小區附近
李麗讀大二時，母親又捱了打，寒假時李麗回到家還能看到母親臉上的青色傷痕。在聽了母親的傾訴後，李麗決定為母親主持公道，她下了很大的決心。晚飯後，她要求父親、哥哥、母親留下來。李麗並沒有覺得發言很難，她只是在母親以往陳述的基礎上整理了思路。她記得有一句話是對父親說的：“以後，不能這樣了。”話音剛落，哥哥就接過了話頭，開始談家裡財權的問題，話題就這麼轉移了。
對於這次不成功的談話，李麗印象最深的是，那天母親和李麗坐在一起，哥哥和父親坐在對面的沙發上。後來李麗想，她的這次行為不僅沒有解救母親，而且還將她公開放到了哥哥和父親的對立面，反而將這個家庭的內部矛盾激化了。張秀菊後來的痛苦從她留下的照片上都能看出來。年輕的張秀菊是愛笑的，她長著一張多肉的臉，笑起來眼睛會眯成一條縫，臉上的表情輕鬆自在。這樣的笑臉出現在城牆邊、動物園裡、盛開的花朵前。但隨著年齡的增長，會發現後來的照片上，尤其是50歲以後，她的額頭、眉梢，甚至眼睛裡都是長年結成的苦悶。
起訴
賈村有個規矩，當去世的人被抬進殯儀館時，遇到門檻，親人們就要高喊逝者名字，提醒逝者“看著點，別撞到了”。李麗說，當耳邊此起彼伏的聲音響起時，她依然覺得母親還在，只是躺在那裡，“你們當她是小孩嗎？怎麼可能被絆到”。但當母親被推進火化爐的那一刻，李麗放聲大哭：“我才知道我媽要走了，不在了。我才意識到自己沒有媽媽了。”
母親去世後，李麗收拾她的遺物，翻到了很多有著母親字跡的A4紙，上面全是母親抄錄的與離婚和家庭暴力有關的法律條文。李麗將這些拿給我看。其中一條寫著：“家庭暴力，包括身體暴力、性暴力、精神暴力……眾多受害人生活在痛苦、憤怒和恐懼之中。”這些紙張中，還有張秀菊草擬的離婚起訴狀，在離婚理由一項中，張秀菊寫道：婚後發現家庭暴力，多次打罵，因是村裡人怕被嘲笑，一忍再忍實在忍不下去了。
李麗居住的小區
這些內容寫於2016年下半年。李麗說，在跟父親又一次發生衝突後，母親張秀菊離家去了北京。她找了一份保潔的工作，清閒時就去圖書館查文獻，滿心都是離婚的想法。收拾母親的遺物時，李麗的內心充滿了自責。這種自責源於她和母親的比較。
李麗說，她發現自己其實一直在試圖逃離這個家庭留給她的印記。比如談戀愛，父親沉默、脾氣擰，她喜歡開朗一點、善於溝通、不鑽牛角尖的性格；母親出去玩，父親阻止，她希望另一半給她足夠的自由，她想出去玩就能出去玩；她交往的男性，首先要看的就是家庭是否和睦……她發現她選擇對象的標準幾乎是這個家庭的對立面。在同前夫結婚前，她給他約定了兩件事情，放在第一位的就是不能家暴，一旦動手，立刻離婚。
“我能夠選擇，母親卻退無可退。”不管是親人、朋友乃至她自己，從來沒有人跟母親張秀菊提過“離婚”這樣的字眼。雖然他們的身邊，離婚已經是很常見的事情，很多年輕人結了離，離了又結。
幾乎所有人都認為，對於50多歲的張秀菊來說，忍耐是比離開更好的選擇，不管是為了孩子，還是為了自己日後的養老。張秀菊卻是不願意的，她說“自己一直過不了這個坎”。“如果當時我已經獨立有工作，能多賺點錢，能夠支撐她，她的心情能好點，也許就不會生病了。”李麗想到小時候母親的那次離家出走。後來她曾問過母親那晚去了哪裡，張秀菊回答：“我在村頭坐了一晚上，覺得自己沒處可去，就回來了。孃家已經不是我的家了。”
李麗最初將父親和哥哥告上法庭，爭一套房子，是為母親感到憤慨，也是完成母親想要擁有一個“小窩”的遺願。然而一審敗訴了，二審也敗訴了。法院的兩次判決都說應該尊重鄉俗民約。法院認為，回遷房屬於福利補償措施，張秀菊已經去世，不能享受這種福利，而李麗婚後另居，回遷安置房也不涉及她的利益。李麗覺得這個結果不公平：拆遷協議是在母親去世前籤的，拆遷所得按戶下發，每個家庭成員都應該享有權益，憑什麼母親為這個家庭付出一輩子，卻得不到房子。
二審結束後，她又提起上訴，2020年的一審、二審重審的開庭結果還是判她敗訴。她覺得在農村，如果她作為一個女性，和男性一樣能夠單獨立戶，那麼她就能申請宅基地，這樣拆遷的權益就該有她的份額。而如果母親在年輕時享有這樣的權益，她就不會在跟父親爭吵後無家可歸。在李麗看來，打官司就有了更大的意義，即為農村女性爭取權益。
李麗不斷地闡釋她的這個邏輯。她在講話時經常將“女性”“權利”“不平等”這樣的字眼掛在嘴邊，她太需要獲得自我認同了。自從她將父親和哥哥告上法庭後，有人支持他，但更多的人反對。反對的人認為她作為一個女兒，去跟父親和哥哥爭家裡的財產，是沒見過的事情，不應該。
2019年年中，李麗抑鬱了。一部分原因是官司進展不順，另一部分原因則來自她對自己婚姻的審視。丈夫張寧結婚後很少做家務。李麗跟他吵，她擔心，如果這樣下去，自己就會變成母親的樣子，什麼都得幹，一輩子辛苦勞累；張寧則會變成李銘，對她指手畫腳。
那一段時間，她覺得自己被放在火架上烤，生活裡的一點細枝末節都能在她這裡迅速生根發芽，長成巨大的恐懼。兩人最終於2019年辦理了離婚。狀態不好時，李麗寫過很多次遺囑，就在手機上，按著當時母親寫給她的格式。剛開始，遺囑裡會詳細說明遺產對於丈夫和孩子怎麼分配，後來離了婚，她就更新，將自己的財產全部留給女兒。這其中，也包括那套她還沒有從父親、哥哥那裡爭到的房子。
李麗總會想到母親離家出走去北京打工時，她去看母親的那幾天。母親住的是集體宿舍，上下鋪，母親住下鋪。李麗覺得母親的狀態比以前好了許多，最明顯的變化是母親的聊天話題已經不再是控訴父親的暴力。她會帶李麗去買栗子，會講稻香村的糕點太甜了，會講自己每天就是擦擦樓梯扶手，幹活不累。張秀菊還買了一件輕薄的羽絨服，兩三百塊錢，她誇讚衣服“又輕又薄又暖和”，這是以前她不捨得買的。“我當時覺得母親之前是被困在了原來的環境裡，所以走不出去，現在環境改變了，不被有父親、哥哥的生活包圍著，她的狀態也好了。”
這是李麗的記憶中，母親張秀菊為數不多的開心的日子。
（文中李銘、李飛為化名）
⊙文章版權歸《三聯生活週刊》所有，，轉載請聯繫後臺。
點擊封面圖，一鍵下單
「不焦慮方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