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驱逐胡虏开创大明，功业煌煌，最终未能入选四大明君，未能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并驾齐驱，有几个重要原因。除了臭名昭著的残暴嗜杀，还有一个毛病是心胸狭隘，猜忌疑虑之心太重，对于他人严重缺乏信任感，恨不得把兵权、相权全部攥在手中，给谁都不放心。洪武年间大杀功臣，根本原因就是想收回权力，集中皇权。
朱元璋把统兵大将屠戮一空，又把李善长、胡惟庸、汪广洋、杨宪等宰相全部宰掉，并永久废除宰相的职位，彻底实现了大权一把抓。但堂堂大明帝国，事无巨细全靠他一人裁决，繁重庞杂的工作量，天长日久谁也受不了。于是，不知不觉间，他身边的宦官逐渐走上台前，成为他的重要助手。
但朱元璋马上意识到，宦官阶层同样会给皇权带来威胁，历朝历代宦官专权乱政之惨祸，实在数不胜数。朱元璋处心积虑想了一招，来防止后世皇帝宠信宦官，“洪武十七年立铁牌，文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置宫门中。又敕诸司，毋得与内官监文移往来。”从此，“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就成为大明朝历代相传的家法，想以此来警告约束后世皇帝和宦官。
朱元璋死后，他儿子燕王朱棣和他孙子建文帝，为了皇位大打出手，数年征战之后，朱棣赢得胜利，是为明成祖。朱棣不仅继承了老爸的雄才大略，还继承了老爸的疑虑猜忌心态。加之他是谋朝篡位上台，朝中大臣对他持反对态度者不乏其人，因此对大臣的猜疑防范之心，比之朱元璋有增无减。
在此背景下，朱棣开始重用身边宦官，把他们作为可信赖之人。于是永乐年间，原来在皇宫中深藏不露的宦官们，开始大模大样参与政事。闻名世界的七下西洋，就是由宦官郑和率领执行的。很多宦官被安插到军队中担任监军，代表皇帝监督武将言行。在特务机构锦衣卫之外，在开设一个级别更高的东厂，首领也是皇帝的亲信宦官。
同时朱棣为了掩人耳目，免得背负违背朱元璋家法的恶名，他还郑重其事明发旨意：“朕一遵太祖训，无御宝文书，即一军、一民，中官不得擅调发。”表面看来，大义凛然冠冕堂皇，口口声声谨遵祖训，其实他暗中使出偷梁换柱的法子，把朱元璋家法中“干预政事”四个字，偷偷改成了“擅调发”。
这样一来，家法中的“不得干预政事”，就变成了“不得擅调发”，实质含义已经有了本质区别。朱元璋说的是宦官根本不准染指政事，而朱棣的意思是宦官可以参与政事，只是不得擅自做主。朱棣耍了个文字游戏，自以为很聪明，却不料他这一改，从此开启了祸乱之源，把大明江山推进万丈深渊。
以朱棣在位期间为转折点，失去约束的宦官，此后如同猛虎出笼，肆无忌惮祸乱朝纲。明朝也因此成为历史上宦官专权最为猖獗的时代之一。巧合的是，明朝接连发生四场惨烈阉祸，出现了有名的四大权阉。明英宗时期的王振，一手导致土木之变，致使大明皇帝变身敌国俘虏，明武宗时期的刘瑾，贪婪纳贿，富可敌国，明宪宗时期的汪直，权倾朝野，擅作威福，天启皇帝时的魏忠贤，残害忠良把持朝政。每一次阉祸，都给明朝带来不可弥补的重创，让朱家皇室子孙吃尽苦头。朱棣作为这一切灾难的始作俑者，他自诩的英明之君形象也因此大受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