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蒙山，位於貴州高原西北部和滇東高原北部，由雲南延伸入黔，250公里綿延於威寧、赫章等地，平均海拔約2080米。
群峰聳立，如浩海騰波；峽谷深陷，如刀切斧削。
我們的車從織金進入畢節境，經納雍、七星關、赫章、威寧，一路向西，在這些逶迤連綿的山海之間穿梭起伏。
訪貧困村寨，看綠色產業，聊機制創新。行走間，我們看到了畢節人民在這片“不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戰天鬥地的治貧奇蹟，聽到了中國夢在烏蒙深處綻放的聲音。
文/彭奇偉 視頻/徐昆
▲赫章韭菜坪，貴州最高峰，海拔2900.6米。(貴州圖片庫)
畢節鉅變：制度優越性下的社會變革
“海拔二千三，人均三十三，山上光禿禿，地裡糧荒荒。”曾經，赫章縣海雀村“苦甲天下”。
▲海雀早已經滿眼翠綠，蒼翠挺拔的華山松，從村頭一直綿延到山頂，鬱鬱蔥蔥、一望無盡。(李森/攝)
4月初，我們看到了34年來的涅槃鉅變：
這裡，“年人均純收入僅33元、佔有糧食僅107公斤”已成歷史，229戶人家的村子擁有汽車64臺；這裡，上萬畝風沙四起的荒山禿嶺變成了莽莽松海；這裡，森林覆蓋率從不足5%上升到超過70.4%；這裡，適齡兒童入學率達100%，陸續走出13名大學生；這裡，老支書文朝榮的雕像早早地“站”在了村委會廣場；這裡，成了中國、貴州的精神高地。
“憶往昔，泥土牆，茅草房，支口鍋來鋪張床；到如今，小青瓦，白粉牆，真皮沙發彈簧床。”威寧自治縣石門鄉的一句順口溜，道出畢節正經歷一場社會變革。
基礎設施在變，四通八達的高速鐵路、高速公路、農村公路網絡正在形成。
生活方式在變，石門坎社區新營苗寨78歲的李文芝老人住上了120平方米的2層樓房，用上了水沖廁所、電視機、電冰箱，過上了城裡人的生活；韓銀春在結對幫扶幹部的幫助下，咬牙買了一輛微型小卡車跑起了運輸，還在新營新居開起了苗寨第一家超市。
▲石門鄉石門坎社區新營苗寨一角。(陳鵬/攝)
生產方式在變，海拔2200米的“石門鄉一把傘現代農業扶貧農場”上，搞起了自主改良的機械化耕種，發展起智慧農業；山坡下走循環農業路子的牛場，場地上將裝攝像頭，牛脖子上會帶數據項圈，大數據在養殖業中開始發揮作用。
▲流動的薄霧中，三臺機器發出轟鳴，在深色的土地上忙碌著。(陳鵬/攝)
七星關區柏楊林街道易地扶貧搬遷集中安置點，是恆大集團的援建點。街道辦事處組織委員居曉娟告訴記者，為給“新市民”的新家營造“故土感”，在社區工作人員引導下，“新市民”們組建起紅歌隊、山歌隊、廣場舞隊等11支文藝隊伍。
晚飯後，“新市民”的山歌老調被填上了新詞：“畢節街上柏楊林，搬遷搬來三萬人。大家來到廣場上，唱首山歌來歡迎……”
以“文”化人，以“產”穩人。為了讓搬遷群眾實現“安居”“樂業”，畢節市創新護校、護路、護林、護醫、護廠、護河、護寨、治安巡防、養老護理、環衛協管員等“十大員”公益性崗位兜底就業，依託東西部協作幫扶、恆大集團幫扶等輸出就業，設立縣(區)勞務公司、鄉鎮勞務工作站等組織引導勞動力外出務工就業，利用安置地周邊經濟開發區、公司、企業、大型超市、餐館等引導集中就業，解決搬遷勞動力就業6.03萬人，基本實現有勞動力搬遷戶1人以上穩定就業。
據統計，黨的十八大以來，畢節累計減少貧困人口252萬人，貧困發生率從29.95%下降到1.54%，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4926元增加到10320元，人民生活實現了從普遍貧困到基本小康的重大跨越。
在畢節歷屆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總結髮展經驗時，毫不例外地會有一條：畢節的發展，離不開全國統一戰線的鼎力支持，廣州和深圳等城市的對口幫扶，和恆大集團及社會各界的傾力幫扶。
畢節試驗區的發展，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彰顯了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優越性。
畢節算式：綠色發展=生態+產業
烏蒙山區一直流傳著一個故事：改革分田到戶，一戶農家分得6塊田，興沖沖上山，扔下斗笠數田，數來數去卻只有5塊。原來，斗笠蓋住了一塊。
支離破碎、廣種薄收的喀斯特地貌，一直是橫亙在畢節發展面前的“時代之問”。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這是“中國之答”、“畢節之綱”。從“五子登科”發展理念開始，畢節的答法一直就是，用生態和產業的“加法”做出金山銀山的乘數效應。
“烏江第一漂”的總溪河畔，納雍縣厙東關鄉陶營村。4500畝綠色森林，枝頭閃爍著無數果紅肉厚、晶瑩剔透的“瑪瑙紅”。
▲納雍縣厙東關鄉瑪瑙紅櫻桃(貴州圖片庫)
據當地幹部介紹，陶營村以種植瑪瑙紅櫻桃為主導產業，種植面積6000畝，進入盛產期4500畝，人均收入超過15000元。厙東關鄉的種植面積更是超過3萬畝，全鄉10個村有6個村基本實現全覆蓋，森林覆蓋率達到了76%。
厙東關鄉黨委書記周聰給記者算了一筆賬：瑪瑙紅櫻桃每畝投入1500元，畝產櫻桃800斤，按市價10元/斤計算，盛產期的瑪瑙紅櫻桃1.8萬畝，年均創收1.17億元，全鄉受益群眾1.6萬人，人均增收7312.5元。
不僅賣“果”，他們還賣“花”、賣“苗”。初春三月，櫻桃花競相開放，潔白如玉、天青一色，賞心悅目。厙東關鄉藉機發展賞花鄉村遊，年均接待遊客3萬人次、收入300萬元。劃定2000畝育苗區域，集中以“高枝壓條”的方式繁殖育苗，提供全縣26個鄉鎮(街道)及周邊縣區推廣種植，樹苗甚至遠銷湖南、四川、雲南、山東等地區。“叫瑪瑙紅的櫻桃，都源自我們納雍。”櫻桃大戶楊才貌說。
在織金縣，馬場鎮的雞場壩居、龍井村、布底村一帶，7200畝皂角樹連成片。離馬場不遠的貓場鎮，大大小小的精加工廠有100餘家，年產值近4億元，帶動當地農戶25000人受益，產品遠銷福建、廣東、香港、臺灣以及日本、東南亞等地。
織金，是“全國最大皂角精集散地”。皂角，成為了織金的富民產業。
產業之花，各美其美。大方縣借勢“中國皺椒之鄉”大力發展皺椒產業；百里杜鵑聚焦“茶·花·旅”產業，走短期以旅促茶、長期以茶促旅的茶旅融合產業發展之路；威寧自治縣，以草海為中心，以壩區為重點，建設覆蓋6個鄉鎮的“三白”蔬菜基地……
農業產業富了百姓，還綠了山坡。畢節的生態建設成績也是“芝麻開花——節節高”：2019年，全市完成造林綠化125萬畝，治理石漠化169.8平方公里、水土流失93.12平方公里，森林覆蓋率達57%。
綠色發展=生態+產業。
畢節的算式證明，石漠化治理、生態建設、產業發展，從來就不是悖論。
機制創新：黨建引領，激發村民自治的內生動力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治貧，是對基層治理能力和機制創新智慧的考驗。
大方縣星宿鄉河山村，一條條平整乾淨的步行道和鄉村路，從腳下一直延伸到村子的各個角落，儼然一幅美麗的田園畫卷。
“曾經的河山村是遠近聞名的‘髒亂差’”。大方縣整治辦主任黃彥瑾介紹說，這裡曾經垃圾亂堆、雜物亂放、汙水亂排、糞土亂倒等現象隨處可見，甚至有些農戶家裡被褥都髒得“發黑”。
變化，發生在2018年2月在全縣率先推行的“三個一元”機制。河山村第一書記鄧洪超說，“三個一元”機制，就是每個農戶每月出資1元錢、村集體補貼1元錢、鄉級財政獎勵1元錢，建立農村環境衛生治理獎勵基金，用於獎勵在環境衛生評比中表現好和進步快的家庭。“目前，河山村形成了‘人人愛清潔，個個講衛生’的局面”。
▲大方縣星宿鄉河山村每戶村民門口，都擺放著小型分類垃圾桶。(陳鵬/攝)
為什麼是“一元”？大方縣委書記佘龍說：“把‘公家’的事變成‘自家’的事。一元，就是一份付出、一份參與、一份責任，就是要用一元的最小付出，收穫超出一元、在家庭發展和社會治理方面的超值回饋。”
為什麼是“三個”一元？大方縣的邏輯是，打通縣鄉村三級治理體系，實現政府治理與村民自治的良性互動，這既是脫貧攻堅的需要，也是鄉村振興的需要。
如果說“三個一元”機制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基層治理的前端動力問題，那麼“道德超市”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基層治理的後端動力問題。
在赫章縣金銀山街道，“黨建+積分”模式就是這樣一種探索。
從2018年6月開始，2760戶、13622人陸續從烏蒙高原的深山區、石山區搬遷而來，形成了這個易地扶貧搬遷縣城集中安置點。
從“山裡”到“城裡”，從“村民”到“市民”，突然的變化讓社區搬遷戶存在著諸多的“不適應症”。
“社區管理，幹部大包大攬，累；群眾各做各的，冷。幹部幹，群眾看，幹部著急、群眾不急。”金銀山街道工作組組長朱啟輝說，在此背景下，2018年10月，“黨建+積分”模式開始運行。
“‘黨建+積分’模式，就是把社區幹部、黨員、樓棟長、居民全部納入積分管理，重在解決‘思想’問題。”赫章縣委組織部部務委員王力認為，“黨建+積分”制度，讓做有方向、評有標準、學有榜樣，量化的“數字表”變成了文明風氣的“助推器”，能有效解決基層社會治理失之於寬、失之於軟的問題。
其他縣區的治貧探索，也幾乎高度一致地表達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
織金縣的分類組織、分類講習、分類就業、分類服務、分類治理“五分”工作法，用七彩標記管理搬遷安置樓棟。
納雍縣易地扶貧搬遷安置點的“百姓評說員”，為群眾評理說事，推動搬遷群眾自我治理、革除陋習、樹立新風。
▲納雍縣珙桐街道白水河社區，評說員們正在開會評選“最美家庭”。(陳鵬/攝)
威寧自治縣的6333222移民服務熱線電話，暢通搬遷群眾訴求渠道。
……
當我們回望身後的莽莽群山，不禁感嘆：
畢節，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硬是靠著堅定信念、艱苦創業，讓“苦甲天下”的喀斯特土地開出了脫貧攻堅的“希望之花”。
畢節人，真是一群英雄的人民。硬是靠著求實進取、無私奉獻，讓“貧中之貧、困中之困”的畢節成就了“貧困地區脫貧攻堅的一個生動典型”。
來源 | 多彩貴州網-眾望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