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仅22岁就香消玉殒的一代佳人，是红颜薄命还是是另有原因？孝庄皇太后在董鄂妃之死上，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她究竟因何命丧黄泉？
爱子夭折，一代名妃香消玉殒
顺治十四年（1657），董鄂妃生下皇四子，顺治欣喜若狂，颁诏天下“此乃朕第一子”，对这个孩子的待遇如同嫡出，大有册封太子之意。然而这个孩子生下不到三个月就夭折了，顺治下令追封为和硕荣亲王，为他修建了高规模园寑，并亲笔写下了《皇请和硕荣亲王圹志》，抒发对皇四子的宠爱和痛惜之情。
董鄂妃本来就体弱多病，皇四子又百日而殇，这种打击使得她一病不起，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十九日，一代名妃，绝代佳人董鄂氏香消玉殒，病逝于东六宫之一的乾清宫，年仅22岁，据福临说，董鄂妃薨时“言动不乱，端坐呼佛号，嘘气而死。薨后数日，容貌安正，俨如平时”。
因后宫角力而死
乍看起来，董鄂妃之死是出于身体原因。但是，也可能是一场后宫角力的结果。《汤若望传》中写道：“一六五八年（顺治十五年）皇帝遭遇酷烈打击。第三为皇后所生皇子，原定的皇位继承者，于产后不久，即行薨逝。”.....这位太子的母亲不久崩，董鄂妃圆寂，实际上是于荣亲王之死相隔两年但上述记载缺少注脚，活着的人看来，董鄂妃之死，是与其爱子早逝有密切的关系。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董鄂妃的同一年冬天，孝庄皇太后曾得了一场病，住在南苑调养，董鄂妃则在旁朝夕侍奉。人们不由会问，两年后董鄂妃的病亡，于产后不久侍奉婆婆有何内在关系？
董鄂妃生子与孝庄皇太后患病都在顺治十四年冬天，但不是在同一个月份，这从《清世祖实录》所载顺治在此时的活动中可以证实：十四年十月初七日，董鄂妃生皇四子，顺治称他为“朕第一子”。初九日至十一日，为此祭告天地，接受群臣朝贺。十月十三日至十九日，顺治在南苑骑射、阅武、狩猎。十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举行宣布皇四子诞生诏书的隆重典礼。十一月初四，顺治再赴南苑。十二月二十六日，顺治宣布“皇太后圣体违和”，“今皇太后圣体安宁，中外欢庆”；十五年正月初五日，即逗留两个月后，他才自南苑还宫。
以上情况表明，十一月初四前顺治一直沉浸在“朕第一子”诞生的莫大欢欣和喜悦中，如果在此期间皇太后患病，顺治则会立即趋之榻前，以尽其孝，绝不可能拖到十一月初四才“再赴南苑”。可见，孝庄皇太后患病是在十一月初四日或稍后几天，即董鄂妃生子即将满月，或已经满月之后。
孝庄皇太后是真病，还是装病。
皇帝刚刚喜得麟儿，皇太后却突然病倒，两件色调反差极大的小事首尾相连，是纯属巧合，还是后者有意为之？在缺少其他第一手资料的情况下，只有凭着顺治皇帝的有关言行对此进行分析。
顺治十四年是一月初四或稍后几天，顺治开始在南苑护理患病的皇太后。十二月二十六日，他宣布“今皇太后圣体康宁，中外欢庆”。此时，不光董鄂妃“朝夕奉侍废寝食”，顺治自己除了“为皇太后祷于上帝坛，旋宫者再”之外，“朝夕侍寝，废寝靡惶”。由于皇太后患病，不少朝中忠臣纷纷赶至南苑，鳌拜、遏必隆、巴哈、费扬古、苏克萨哈等“近侍卫护，昼夜勤奋，食息不暇”。
十二月二十八日，皇太后初愈，顺治特“发内帑银十万两一半给八旗兵丁，一半遣官赈济灾民”。二十九日，他奖赏侍奉皇太后有功的鳌拜、遏必隆、苏克萨哈等大臣，合计八十二人，其中包括侍卫、医官、祝师、司膳、司茶等下人。十五年正月初三，顺治以皇太后圣体康豫，颁诏大赦天下。同月初五，顺治至南苑回宫。
由此可见，顺治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月，孝庄皇太后确实患病，而且一度较重，使得皇帝、嫔妃及大臣们无不惶惶不可。经过一个多月的调理和护养，孝庄皇太后绝处逢生，顺治因此而大赦台下，并褒赏大批为皇太后康复作出共同贡献的人。显然，孝庄皇太后这次时间较长、险些牵动整个朝廷的重病，是不可能假装的。在众目睽睽之下，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就算是他小病大养，存心强调病情，也难做的不漏一点漏洞，是众人为之惊慌不安，况且孝庄皇太后是名深谋远虑的政治家，等候时机，发则必中，是她数十年政治斗争中养成的特性。装病之举费心费力，很难欲盖弥彰，与她的身份、地位及平时作风并不吻合。
孝庄皇太后患病的时候，董鄂妃“朝夕奉侍废寝食”，这对她的身体健康尽管没有太大的影响，但终究晦气。董鄂妃为什么这么做，是遵照皇太后的旨意行事还是自愿而为？
董鄂妃之死与孝庄有何关系
顺治在十七年（1660）八月，所撰的《董先行状》中指出：“后董性孝敬知大概，其于高下，能谦抑惠爱，不以贵为自矜。事皇太后赡养以至，伺神色如子女，左右趋走，无异女侍。”
后“侍朕如父，事今后（孝惠后）亦如母......”“前岁，（顺治十五年）今后（孝惠后）寝病濒危。，朕躬为扶植供养，今后宫中侍御尚得乘间少休，后则五昼夜目不交睫，且时为诵书史......”
顺治的上述回忆表明，尽管董鄂妃地位尊贵，却活的很累，他颇有自知之明，并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发现自己因宠冠六宫，不光招致嫉恨，还使得顺治与皇太后如何应对博尔济吉特氏后妃的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因此极为不安，这种难以言状的逆境，使得董鄂妃相对谨慎的态度处事，异常礼让，恭敬温婉，对于皇太后和皇后尤为如此。不论是皇太后、皇后和普通妃子，只要患病，他都不惜以牺牲自己的健康为代价，全力侍奉，夜以继日，希望以此换取人的理解，渐渐转化人们对自己的敌意，改善自己在宫中的处境。
当然，顺治也希望她能自己这么做，如皇后在顺治十五年病重时，董鄂妃曾说“上委我侍奉”一语，即可证实，所以，顺治十四年皇太后病倒南苑时，董鄂妃自动上前侍奉，是其一贯作风使然，这并不足奇，他这样做显然是顺治意指。
孝惠皇后的反常之举
董鄂妃侍奉南苑并非是孝庄皇太后旨意，还可以从孝庄患病时，孝惠皇后的反常表现得到证实。
顺治十五年正月初三日，顺治为皇太后的病愈班昭大赦天下的头一天，降谕礼部，“昨者，皇太后圣体违和，朕朝夕侍奉，......皇后身为子妇，平时格恭定省，原属敬勤无失，且承皇太后笃爱，恩眷殊常，而此番起居，间安礼节，殊觉阙然。”两年后，他在《董先行状》中指出：“皇太后圣体违和，......今后竟无一语问询，亦不曾遣使问候。”
顺治欲二次废后，以董鄂氏代之，于心已久。上述谕旨中对孝惠的指责更是用意昭然。假如孝庄皇太后曾有命令后妃侍疾问安的懿旨，那么孝惠皇后对病中的皇太后莫不体贴的做法，就是公然抗上，本质严重，顺治不会不抓住这一痛处，对她大张挞伐。
那么，我们应当怎样看待孝惠皇后的反常行为呢?
首先，应考虑到她与皇太后的迥殊关系，她不光是皇太后一手选拔的正宫娘娘，还是皇太后的亲侄女，一向为皇太后“笃爱，恩眷殊常”。与包括董鄂妃在内的其它嫔妃角力计算，孝惠皇后与皇太后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近。正因为如此，她才可能在某种场合表现的任性、粗心、不顾及其他。这与董鄂妃的处境和为人，形成鲜明对比。
其次，是当时宫内的形势使他一时亏损了明智。顺治十四年（1657）十月，顺治帝将董鄂妃之子作为未来皇帝，举行隆重典礼，昭告天下，孝惠皇后终于认识到自己将成为第二个废后，因而万念俱灰，对周围的一切事物漠不关心，以致连皇太后的患病也不体贴，全然忘却自己作为子妇的礼节和作风。她这一招失策之举，客观上为顺治二次废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而在皇太后病愈后，随即对她做出“止存皇后封号，册宝照旧，停其笔笺”的决断。只是由于皇太后及时干涉，顺治才自愿下达“嗣后中宫笺奏等项，诸照旧封进”的旨意，再次废后未能成为现实。
值得一提的是孝庄皇太后为自己的亲侄女（孝惠皇后）的做法也感到气愤，乃至从十五年到十七年末近三年中，不愿与她相见。
孝惠皇后对孝庄皇太后在关键时刻赐予的庇护感谢不尽，为自己的不智之举悔恨不已，得了大病一场。三十年后孝庄皇太后病逝，她悲痛欲绝，真切地表现出对自己的保护者的无限深情。
心力憔悴，红颜早逝
自此可以说，董鄂妃之死与其她产后侍疾并无多大关系，若久其来历，恐怕也是综合性的。顺治的《董先行状》为我们提供了线索：“后病阅三岁，虽容瘁身㿑，仍时勉谓无伤，诸事尤备，礼无少懈，后先一也。”
董鄂妃死于顺治十一年（1660）八月十五日。“后病阅三岁”可以理解为她从顺治十一年八月起便患了病。换言之，荣亲王出生前她已有患在身，；生子，体力消耗极大，进一步伤了元气；一个月后有侍疾南苑，更影响了她的身体恢复，。皇太后病愈不久，爱子不幸夭折，遭此艰巨重大打击，她的身体日渐衰败，病情日渐严重。以此看来，痛失爱子，是董鄂妃健康发生质的变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汤若望传》中将她在儿子薨逝后“不久崩殂”，并不是空穴来风。
董鄂妃入宫数载，每天都在承受巨大心理压力，又极为辛劳，身心俱疲。可是，她的客观处境，促使她仍需要在人前强颜为欢，勉自维持，无所不周，这更进一步加快了她的死亡，最后终于一病不起，撒手人寰。董鄂妃华年早逝，是包括宫闺之争在内的清廷政治战争漩涡中，一个弱女子无法操纵本身命运的必然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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