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代化進程中，商人與商會組織曾經是經濟與社會變遷的主導力量之一。自20世紀80年代，商會逐漸進入國內學者的研究視野，商會史研究作為相對獨立的學術領域開始形成。經過30餘年的學術積澱，其研究廣度和深度不斷拓展，取得了豐碩成果。商會史研究的深入發展，得益於大量商會原始檔案整理的深入推進。近年來，武漢、南昌、長沙等地陸續發現了一批地方商會檔案。沙市、宜昌、九江、湘潭、衡陽等近代重要通商口岸城市，也收藏有大量的商會原始檔案資料，為開展長江中游區域性商會史和城市群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資料基礎。隨著《長江中游城市群發展規劃》《長江經濟帶發展規劃綱要》等的公佈，打造長江中游城市群成為區域崛起的重要戰略。歷史地考察明清以來特別是近代長江中游地區商會、商業史發展，無疑對深入推進長江中游城市群發展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與啟示意義。
一
位於長江中游的湘鄂贛地區，起著連接長江上下游的作用，自古以來這一地區山水相連、人文相親、市場相通、資源互補，有著特殊的文化淵源，形成了天然的內在聯繫。宋元時期，這一地區的經濟文化聯繫進一步加強，江西在元末明初成為人口大省和經濟大省，而毗鄰的湖廣地區，卻因戰爭等原因而人口稀少、經濟凋敝，因此出現“江西填湖廣”現象，並繼而引發“湖廣填四川”的移民潮。大規模的人口流動成就了“湖廣熟，天下足”的經濟地位，江西和湖南、湖北的經濟聯繫更加密切，明清時期這一區域以江西商人為紐帶，形成一個大的地域市場，兩湖地區因而有“無江西人不成市場”之說。正是這種流動，使湘鄂贛地區的地緣、血緣、業緣聯繫不斷加強，帶動了區域內密切的經貿往來，形成了以武漢為中心，長沙、南昌為區域中心的商業市場格局。湘鄂贛三省以長江為基幹，以漢江、湘江、贛江為骨架，形成了區域性的口岸城市群和環洞庭湖、鄱陽湖經濟圈。
近代以來，湘鄂贛地區的傳統市鎮繼續發展，隨著長江口岸的開埠，湘鄂贛區域內外轉口貿易不斷擴大。一些港口和省府逐漸發育成為區域經濟中心乃至全國市場中心，形成墟市、城鎮、都市三級市場格局。這三級市場整合了區域經濟發展，並構成國內市場的重要部分。特別是湖北漢口、宜昌，湖南嶽陽、長沙，江西南昌、九江等口岸城市和中心城市，帶動了區域經濟發展與社會開放。傳統的商業網絡在經濟發展中不斷整合，漢口、長沙、南昌成為長江中游乃至整個長江流域的重要經濟重鎮。由傳統的區域城鄉市場格局到統一納入更大的市場體系，其間商人流動與商幫組織發揮了重要作用。
長江中游地區的市鎮網絡較為完整，專業化程度較高，區域市場層級關係非常清晰，在全國商品生產體系和商品流通網絡中佔有重要地位。在全國範圍的長距離販運貿易中，長江中游地區的市鎮扮演了商品集散地的重要角色，尤其是在糧食、食鹽、紡織品、陶瓷、茶葉、紙張、藥材等大宗商品的跨地區流通過程中，形成了很多重要的專業市鎮，這也為這一區域商人組織的近代轉型準備了前提條件。
二
明清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跨區域商業市場聯繫的加強，個體商人及工匠在原先“行”的基礎上，以同鄉或同業關係為紐帶，形成會館、公所、公會等商人組織。這些商人組織逐漸成為各地區商業市場日常管理和組織的重要機構。
明清以來的大規模移民浪潮使得江西與湖廣的聯繫日益密切，而在區域市場孕育形成過程中，隨著交通的改善，商品貿易的互補性不斷增強，省域內與省域間的市場聯繫也更加緊密。各幫各業出於維護共同利益和管理內部事務的需要，紛紛以鄉籍或同業為紐帶，建立會館公所。如江西商人在湖廣地區建立起的萬壽宮，數量眾多，普遍具有傳統行業會館功能。
1904年，清政府商部決定仿照西方國家的商會模式，擬定並頒佈《奏定商會簡明章程》26條，倡導設立總會與分會。一批商會相繼產生，並在隨後從沿海沿江向內地和中小城鎮逐步推廣。隨著全國總商會以及各地商會組織的普遍建立，商會及同業公會逐漸滲透到社會經濟方方面面，成為近代社會變革的重要力量之一。
在國家政策的大力推動下，湘鄂贛三省傳統的商人組織或趨於消亡，或合併改組為新式的商會組織。在各地商埠商會組織普遍建立的背景下，湘鄂贛地區各城鎮也紛紛依照市場層級建立起各類商會組織。其中，在區域中心成立的是商務總會，如長沙商務總會、南昌商務總會及漢口商務總會；而在其他城市，如湘潭、岳陽、宜昌、沙市、九江等地，則紛紛成立商會。在此基礎上，逐漸形成了長江中游的商會網絡。這一商會網絡為區域社會、經濟以及城鎮建設等的發展構築起重要平臺。
湘鄂贛地區的商會在正式組建、發展過程中，與傳統的商幫組織、地方所設商務局存有密切關聯。商會的創設不僅有官方的積極倡導，同時亦可見傳統商人與組織的身影，其建立過程始終存在著官商互動的過程。
三
晚清民國時期，湘鄂贛三省重要城市的商會組織從結構、形式上經歷了幾次較大變遷。三省商務總會、分會以及民國時期建立的與商會關係密切的同業公會組織結構的內部網絡更是經歷了複雜的變遷過程。這一時期，湘鄂贛地方商會整體數量和覆蓋的商業區域得到更大發展，三省內的商會組織向省域內縣城和重要埠鎮普及。
隨著商業發展和商會內部事務的複雜化，湘鄂贛地區主要商會組織結構和制度框架漸趨完善。特別是在民國中後期，商會組織和制度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商會經歷了國民政府時期的改組、抗戰時期和抗戰後的反覆重組，以及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向工商聯的轉變。
近代湘鄂贛地區的商會、同業公會作為商人共同體，在區域行業與市場發育之中不斷髮揮組織與制度優勢，促進了區域性市場網絡構建。處於漢口、南昌、長沙等商業大埠的商務總會，構成地域性商會網絡中心。它們又通過區域市場與長江下游、長江上游、華北和華南等區域的商會及市場頻繁互動。三省內的基層商會與地方市場聯繫十分緊密，基層商會所覆蓋的次層級市場之間也互動頻繁。湘鄂贛三省不斷髮育的商會組織網絡，逐漸形成了立體的商會與商人網絡，構建為一個互相配合、縱橫交錯的商業市場網絡，對地方經濟的聯動以及跨區域市場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
近代商會組織發揮了聯絡工商、振興商務等主要經濟功能。漢口、南昌、長沙等地組建商會以來，在溝通區域市場商業貿易、維護市場穩定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漢口、南昌、長沙的總會以及三省內的基層商會，在推進區域內與跨區域商業貿易中，起到了組織保障和市場協調作用。除了參與地方經濟秩序維護，近代商會還在湘鄂贛三省的地方社會治理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核心城市如漢口、南昌、長沙等大埠商會，廣泛參與地方政治與社會事務，在較長時期內與政府保持互相扶持、共同合作的關係。商人組織以其資金上的優勢在促進市政建設、城市教育以及慈善救濟等公共事務中也扮演著重要角色。
總而言之，明清以來，湘鄂贛三省之間的天然聯繫與互動從未中斷，在經濟與社會發展中各方面的聯繫不斷拓展和深化。商會檔案不僅是研究中國近代商會史的第一手原生態資料，而且為研究近代中國經濟與社會的變遷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資料和可供切入的研究路徑。通過商會史的研究，不僅可以探尋區域間商業發展的內在機制，瞭解中游城市群在長江流域承東啟西、連南接北的橋樑紐帶作用，而且可以在探索明清以來長江中游城市、商業與商人組織的基礎上，探尋區域內歷史的源流與現實的鏈接，為促進城市群全面均衡發展、提升區域綜合實力和競爭力、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促進中部地區崛起提供重要歷史依據與歷史啟示。
（作者：張芳霖、劉傑，分別系南昌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副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近代長江中游地區〔湘鄂贛〕商會檔案資料整理與研究”階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