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壹图网）
高林/文
两个记者出身的作者在看《纸牌屋》时，想到“其实魏玛共和国灭亡的历史比《纸牌屋》更扣人心弦——而且是真实发生过的”。他们决定把这个故事写成一个剧本，却发现“纳粹的崛起”这么热门的题材下，竟然没有一本现成的著作可以拿来当作创作蓝本。于是他们就把剧本写成了著作，这就是《掘墓人：魏玛共和国的最后一个冬天》，书中每一个在其他著作里念证词的亲历者们都仿佛活了过来，在这部纪录片般的作品里拥有了属于他们自己的角色和声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或者目的，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活动，不同程度地介入到了支配整本书的那个主题“纳粹的崛起”中。
并非神话般地崛起
假如从这个话题的传统观念出发去阅读这本书，那十有八九要经历一段充满颠覆性的过程。关于纳粹的崛起，人们的观念里已有非常条理明晰的解释：首先是当时德国主要政党之间彼此争斗不休、拒绝合作。因为它们拒绝合作导致议会无法形成有效的多数，没有稳定的多数支持就无法组成具有行动力的政府，政府没有行动能力就无法有效的应对1929年爆发的“大萧条”。于是深受“大萧条”折磨的德国选民因而对魏玛共和国的议会制、民主感到失望转而支持纳粹。从1930年开始一直增长的选票，不但让纳粹从1928年那个籍籍无名的小党一跃成为德国的第一大党，也让希特勒这个退伍二等兵在1933年1月昂首阔步走进柏林的总理府。
这个解释当中所隐含的一个最基本的因果关系，就是经济衰退和民粹崛起之间的因果关系，实际上已经成了今天人们的普遍观念。近年来当越来越多人开始被迫去面对欧洲新一轮的经济衰退和民粹崛起。无论是他们当中感到忧心忡忡的人、还是心存向往的人，实际上都默认了这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在《巴尔干两千年》里，卡普兰所采访的那位奥地利自由党的领袖就表达得相当明确，卡普兰说他们像纳粹，他反过来安抚卡普兰说“放心吧，在我们和人民之间永远都隔着一场经济危机”。这句话可以解释今天欧洲很多人的焦虑或者向往，因为假如硬币的正面是经济危机，那背面大概就是一个希特勒。
这个可能浮现在硬币背面的希特勒，在传统叙述当中被描绘成一个踌躇满志的胜利者，乘着经济危机和民主制失灵的东风，被选民送上总理的宝座。可在《掘墓人》一书中这样的希特勒并不存在，书中的希特勒是一幅焦虑不安、疑神疑鬼的形象，觉得每个准备跟他合作的政治家都是骗子；而他的追随者们要么已经背叛了自己、要么正在阴谋背叛自己；他的事业正在付诸东流，离失败和结束自己的生命只有一步之遥。透过他的追随者、敌人还有暗探们的记述，能看到一个被逼到墙角、已经绝望的胜利者。那个还有几天就要惨遭失败、从自己刚刚坐上的总理宝座上被人一脚踢开的施莱歇尔呢？恐怕再也找不到一个比他更加胸有成竹、觉得自己稳操胜券的失败者了。而且认为他胜券在握的人不单是他自己和他的追随者、同情者，连那些反对他的人也这么认为。即使是本书中出场的那位高高在上的花花公子哈里·凯斯勒伯爵，也在日记里说“纳粹运动正在衰退，希特勒就要完了！”这种奇妙的反差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这个问题单靠本书的内容恐怕很难回答，但对于读懂这本书却显得至关重要，所以我们需要向前和向后多说几句。
神话的反面
梳理一下前文所提到的“纳粹上台原因”的普遍观念，就会发现要让经济萧条等于纳粹的崛起这一逻辑链条成立，有两个基本的前提：“议会制民主的失灵”和“人民的转向”。但这两个前提真的存在么？先看看第一，所谓议会制民主的失灵有两层含义。第一是议会在处理具体的国家事务上的失灵，这种失灵体现在此时的德国议会无法形成一个有建设性的多数。到魏玛共和国末期，那些在德意志帝国时期已经诞生的主要政党，除了主张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党之外，几乎都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支持者群体。这些支持者无论政局如何，无论这些政党组成的内阁的政策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都不会改变对这些政党的支持，这就是政党选票的固化。选票固化原本并不是一件坏事，只要各政党愿意合作，他们还是可以背靠自己稳定的议席组成稳固的有建设性的多数。
但这种选票的固化其实可能有另一种原因：与其说是选民无条件地支持传统政党，不如说是在经济萧条的大环境下，传统政党已经放弃了通过采取积极的政策来赢得议会多数的希望，转而无条件的去讨好自己的支持者。雷打不动的得票率其实是政党千方百计讨好自己支持者的结果。如果这些政党的选票是这样得到的，那他们确实无法建立执政联盟。因为在自身没有过半数席位的情况下，合作必然导致妥协，而任何妥协都有可能激怒他们自己的支持者。所以为了满足自己的基本盘，这些传统政党就只能拒绝合作。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从1924年到1932年之间的8年间，魏玛德国举行了六次国会选举，其中1932年一年之间就举行了两次，但魏玛共和国的议会始终无法形成一个有建设的多数。从这个意义上说魏玛德国的议会制民主确实已经失灵了。
但议会失灵并不等于议会制本身就会失败。在一个典型的议会制民主国家里，一旦议会无法实现有效的多数，国家就会陷于停顿。因为不存在议会之外的其他权威可以继续维持国家的运转，社会的基本需求就会强迫议会里的政治家妥协。这种情况在英国司空见惯，虚悬的议会当中相持不下的两个大党往往为了完成基本的使命被迫与议会里的小党妥协。而魏玛德国的议会分裂状态之所以能够形成且长期存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魏玛德国并不是一个典型的议会制国家。魏玛共和国的体制实际上是一种双头政治。除了一个普选产生的议会，还有一个同样由普选产生的总统。《魏玛宪法》第四十八条授予总统在非常状态下采取紧急措施、发布临时条例、将法律草案直接付诸公决的权力。这就让魏玛共和国的内阁有两种获得授权的方式。如果内阁能够得到议会多数的支持，它就可以成为一个依靠议会授权执政的“议会内阁”。可假如它得不到议会多数的支持，也并不意味着它就必然下台。只要没有遭到议会多数的反对，议会没有通过针对它的“不信任案”，那就可以依靠总统的授权继续执政。这时候它就成了一个依靠总统授权的“总统内阁”。从魏玛德国这种独特的双头政治的制度出发就会发现，1930年代以来议会的分裂本身并不能导致魏玛共和国制度的失败。这种议会分裂的局面正是制度的设计者所默许甚至鼓励的局面，《魏玛宪法》为这种局面已经留出了解决方案。
然后再来看看所谓“人民转向纳粹”。如果纳粹真的是在德国人民的支持下取得权力的，那在1932年一年之内，它们有连续三次机会以两种不同的方式执政。第一次是1932年3月的总统选举，这是希特勒最名正言顺的被人民送上执政宝座的机会。因为魏玛共和国的总统是普选产生的，如果多数人民支持希特勒，这就是他证明自己的最好机会。但在这次选举当中，希特勒只拿到36.8%的选票，也就是说德国总共只有三分之一多一点的选民支持希特勒。当然希特勒可以认为，这是因为他的对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兴登堡。但1932年还有两次公平竞争的机会，1932年7月和11月连续举行的两次议会大选。老元帅兴登堡并没有一个自己的党，不会在议会选举里挑战希特勒。如果纳粹党真的得到了多数德国人民的支持，他们有两次机会独立赢得议会里的过半数席位，然后希特勒就可以作为议会多数党的党首组织一个属于他自己的议会内阁。但是纳粹在这两次选举当中再次证明，他们并没有赢得多数德国人民的支持，在这两次大选当中投票给纳粹的选民比例分别是37.4%和33.1%。
从这个前提出发再来看《掘墓人》所展现的那幅1932年年底到1933年年初的画面，就完全可以理解那个看起来令人难以置信的希特勒。这位元首和他的“运动”并没有得到多数德国选民的支持。他既无法在总统大选当中取胜，也无法在议会大选当中取胜。在1932年里，纳粹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连续支持希特勒投入了一次总统大选和两次议会大选。纳粹已经精疲力尽，更糟糕的是它已经财政枯竭。这个新兴的右翼党从来没有得到过大笔的资助。但为了竞选他们却动用了从飞机到汽车，从留声机到广播在内的一切先进手段。先进就意味着价格昂贵。这时候再看看《掘墓人》当中戈培尔面对的那副入不敷出、发不出工资、甚至没钱给冲锋队提供基本饮食的窘境；看看那个人心惶惶，不断有人退出的凄凉场面；就会理解为什么希特勒如此焦虑，如此忐忑不安、觉得他已经被逼到了失败和灭亡的边缘。
因为如果纳粹党再不能取得权力，它在财政上就会破产。既然无法获得过半数的席位，留给希特勒的其实就只剩下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获得总统的授权成为一个“总统内阁”的总理。但此时的总统兴登堡是希特勒八个月前的竞选对手，从出身上说兴登堡是一个普鲁士贵族，而希特勒是一个奥地利平民；从个人形象上说兴登堡是一个普鲁士元帅、一个贵族将领，而希特勒只是一个波希米亚流浪汉、一个退伍二等兵，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为希特勒赢得兴登堡的信任。
纳粹党正在枯竭，希特勒无望执政，这两条都足以压垮一个政治家，但还有更可怕的东西在折磨希特勒，人民对他的兴趣正在衰退。1932年3月的总统大选当中，希特勒利用一切新技术全身心投入，一共争取到1341万选民。1932年7月的议会大选当中，他借助总统大选的余威，以及当时的总理帕彭（他也是本书两个掘墓人里的一个）对冲锋队禁令的取消，一鼓作气争取到1377万选民的支持。四个月里纳粹的选民增加了36万，正是这个胜利让希特勒认为自己应该成为总理。但11月的大选，纳粹得到的支持下降了，虽然还有1173万人投票给纳粹，但比起上一次纳粹失去了200万选民的支持。
纳粹以外的各政党都有自己雷打不动的选民团体。在反纳粹的三个主要政党的选票没有大幅度损失的情况下，纳粹在短短的四年当中从无到有，并一举夺取第一大党的宝座，首要原因当然是右翼选民聚集到了纳粹旗下。但其他右翼党的损失并不足以解释纳粹争取到的那1000万选民到底是从哪来的。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是投票率。1928、1930、1932年7月的历次大选当中投票率屡创新高。这些过去不投票的人给纳粹带来的好处是最大的。但1932年一年他们已经给纳粹投了两次票了，第三次他们不想再去了。11月的大选投票率下降了3.5个百分点，损失最大的自然也是纳粹。
希特勒没有机会得到兴登堡的授权，纳粹的财源就会枯竭。没有资金就无法扩大宣传、甚至无力维持现有的宣传规模。一旦宣传后继乏力，人民对他们的兴趣就会降温，等待着“元首”和他的“运动”的，就是与骤然崛起相映成趣的倏忽陨落。而这正是在后世眼中“困坐总理府”的施莱歇尔采取“拖延战术”的真正目的，他在等纳粹自己失败，当1933年到来的时候，他看起来胜利在望。
意外的胜利
为什么最后的胜利者还是希特勒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就在《掘墓人》书中。《掘墓人》是一本精彩的书，但关注的焦点只集中于1932、1933年之交的那两个月里。它就像一幅精巧的全景画，每一个细节都准确无误，唯一的遗憾是忽略了这些细节的背景。如果我们理解了这些背景就能更好的感受到本书隐藏在叙述背后的那种悲剧的戏剧性。
魏玛共和国的议会到1920年代末已经陷于分裂。面对这个局面，作为“政客将军”的施莱歇尔敏锐地意识到，他可以创造一种不依赖于议会多数的“总统内阁”。在他的推动说服下布吕宁成为第一届总统内阁的总理。但布吕宁在执政后不久，就在经济上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面对凶猛袭来的“大萧条”，没有像此时其他国家那样，采取以政府主导的投资和设施建设来逐渐拉动经济；反而基于对1923年德国“恶性通胀”的恐惧，采取严厉的紧缩政策，这种政策让布吕宁被德国人叫做“饥饿总理”。这时，本书中的另一个主角帕彭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他指出了布吕宁的错误，而且自告奋勇取而代之，执行真正行之有效的解决手段。
此时的施莱歇尔发现随着“总统内阁”的建立，决定内阁去留和总理人选的权力已经从议会转移到总统府。而所谓总统府，实际上不过是包括他在内的几个围绕在老总统兴登堡身边的核心人物而已。这些核心人物当中，除了1932年被迫辞职的布吕宁，其他人都在《掘墓人》发挥了各自的作用。议会的分裂让德国政治的游戏规则，回到了宫廷阴谋的老路上。
而且施莱歇尔也看到了参与这样的密谋对他个人的巨大好处。支持兴登堡心中的红人帕彭推翻布吕宁内阁可以让德国经济趋于稳定，可以提高总统对他的信任，还可以让他取代自己的恩师威廉·格勒纳将军成为国防部长，所有这些好处让他于公于私都决心冒险。这个冒险的结果就是1932年6月帕彭内阁的建立，施莱歇尔自己也随之荣升国防部长。但正是这次密谋改变了帕彭和施莱歇尔两个人的命运，使他们走上了成为魏玛共和国的“掘墓人”的道路。
先谈帕彭，帕彭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却因为自己的高傲作派而到处树敌。他的内阁被叫做“男爵内阁”，贵族出身的帕彭激怒了议会里所有的政党。帕彭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纳粹党身上，他认为自己对纳粹示好和取消布吕宁内阁对冲锋队的禁令，可以让纳粹成为自己的主要支持者。但帕彭没有想到，希特勒因为1932年7月大选的胜利而觉得自己可以组阁。帕彭寄予厚望的纳粹反而成了他最大的敌人。1932年9月新开幕的议会决心把帕彭赶出总理府，接近90%的议员投票支持针对帕彭内阁的“不信任案”。总统内阁赖以存在的“议会的容忍”，已经不复存在。帕彭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总统签署的《解散令》解散了议会。
按照宪法，解散议会以后两个月内应该举行新的大选。但帕彭很清楚只要举行新的大选等待着他的就是一个新的“不信任案”。所以他要求总统无限延期大选，或者允许他修改选举法。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将决定帕彭内阁的命运。帕彭想要阻止或者延期的那次大选，就是《掘墓人》序幕里那次大选。换而言之，当本书的故事开始时，帕彭内阁的命运其实已经决定了，而决定他命运的人就是施莱歇尔。
施莱歇尔看到了帕彭内阁的最大问题其实在帕彭自己。帕彭有正确的政策，却不是一个能够实现这样政策的人，他树敌太多，又无法争取到纳粹。帕彭开出的价码是副总理，但希特勒要的是总理。对施莱歇尔来说他有三个选择，第一是继续支持帕彭，这可能导致内战，而且这样的内战对国防军来说几乎没有胜算，这一点本书写的很清楚；第二是由他自己取代帕彭继续实施帕彭的政策，同时利用他和各政党的友好关系来重新争取议会对内阁的容忍，这样的好处是施莱歇尔将由此再高升一步，登上德国总理的宝座。而问题则在于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如果他能够用副总理争取到纳粹党，他将成为一个成功的帕彭；假如他无法争取到希特勒，他还有第三条道路可走，那就是撕裂纳粹党，用副总理去争取纳粹党的第二号人物施特拉塞，然后让施特拉塞分裂纳粹党，这样就再次为内阁争取到了议会的容忍。
对施莱歇尔来说，他手里全是好牌，总统站在他一边，只要总统继续支持他不接受希特勒，那么时间就站在他一边。因为1932年已经连续举行了两次议会选举，各政党都已经精疲力尽、囊中羞涩了。包括纳粹党在内，没有哪个党愿意马上再举行十二月内的第三次大选。这就让议会的各党派不敢正面挑战手握《解散令》的总理。一旦议会不去挑战总理，就变相的让内阁得到了议会的容忍。这届议会拖延的越长，内阁采取的复苏经济的效果就越大，人民对希特勒的运动的兴趣就越小。对施莱歇尔来说，这是一个稳赢的牌局。
唯一被忽略的变数是帕彭。决定内阁和总理命运的权威从1930年建立布吕宁内阁，就从议会移到了总统府。而总统府的决策集团说到底就是那么几个人，布吕宁现在已经出局，剩下的是总统自己、总统的儿子和国务秘书迈斯纳、还有就是施莱歇尔和帕彭。帕彭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没能争取到希特勒的支持；而他之所以无法争取到希特勒的支持是因为他坚持自己做总理，只肯给希特勒副总理的位置。
但帕彭内阁垮台之后，他认为自己的失败是因为施莱歇尔的背叛。施莱歇尔背叛布吕宁当上了国防部长，背叛自己当上了总理。只要能够报复施莱歇尔，帕彭自己到底当总理还是副总理其实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于是在魏玛共和国最后的冬天里，没有议会的投票也没有公开的选举。一个前总理、一个国防军上校、一个国务秘书围绕着一个只剩二十个月生命的老人，就决定了魏玛共和国的命运。
希特勒将被帕彭从灭亡的边缘揪出来，奇迹般的被任命为总理，帕彭则屈居副总理。唯一的目的只是为了把施莱歇尔赶走，赶走施莱歇尔的方式将非常简单，兴登堡拒绝给施莱歇尔签署《解散令》就将迫使这位野心勃勃的“福利将军”辞职。希特勒以一种最意想不到的方式登上了总理的宝座。这个过程和所有的宫廷阴谋一样充满了戏剧性，当然也就充满了不确定性。德国人的“元首”的命运掌握在一个心怀怨恨的贵族、一个觉得自己被抛弃的老人、一个讨厌他的公子哥和一个永远不动声色的国务秘书手里。希特勒和他们的大部分内阁成员在1933年1月30日都是第一次见面，包括日后决定他命运的国防部长布伦堡将军。
神话的诞生与共谋
没有什么比这样的上台方式更屈辱、更不符合希特勒给自己塑造的“人民的选择”的形象了。所以对希特勒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把所有当事人都从自己身边铲除，从历史上抹掉。1934年希特勒派人暗杀了施莱歇尔将军夫妇和背叛他的施特拉塞。帕彭被迫辞去副总理，一度被派到土耳其当大使。在这些人的背影里浮出水面的是希特勒的“第三帝国”。而这个帝国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塑造自己被人民所选择的神话。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猛烈攻击魏玛共和国的失灵，并反复强调人民对自己的选择。
不过有趣的是，它们所塑造的这个神话却没有随着世界大战的结束和纳粹德国的灭亡的终结。在纳粹统治的12年当中，德国制造了恐怖的灾难、犯下了震惊人类的罪行。当战胜者要求德国人解释为什么他们会让纳粹上台？并任由他们犯下如此令人发指的罪恶。没有哪一个德国人能说“说到底希特勒组阁就是帕彭、迈斯纳、小兴登堡搞出来的一个阴谋。”即使他敢也说服不了任何人，尤其是不了解魏玛共和国历史的外国人。于是战后的德国知识分子在纳粹崛起的问题上，从反纳粹的立场上继承了纳粹给自己编织的那个众望所归的神话。并借此让纳粹的崛起从一次简单的宫廷密谋，反思成了牵扯到德国的方方面面，从历史传统到政治制度、从哲学思想到艺术趣味的宿命论般的悲剧。
这个事实也就解释了一开头，本书的两个作者为什么抱怨他们无法从浩如烟海的关于魏玛共和国的著作当中，找到一本来作为《掘墓人》的蓝本。因为任何一本单纯的从当事人角度分析纳粹崛起的书，都必然导致一个结论。那就是本书的作者们在后记里拐弯抹角的表达的“纳粹的崛起或许是一个必然，但魏玛共和国的掘墓人真的有太多失败的可能了。”这一点刚好决定了它难以被“深入反思纳粹罪行的”知识共同体所接受。甚至可以解释为什么本书的作者是两个记者，因为记者是最倾向于从具体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深刻的思想出发去解释问题的职业。虽然这两位作者说他们找不到一本可以作为本书蓝本的著作，但我想说真的存在着一本即使不能直接作为本书蓝本，至少也可以成为本书参考读物的书。作者刚好也是一个记者，那就是海因茨·赫内的《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这本书用一种中规中矩的方式讨论了和《掘墓人》一样的主题，只不过它涵盖的范围更广，因此也就更好的帮助我们理解这段历史。而他的结论刚好和本书的作者们是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