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準答案”型思維方式不可取!康樂院士談百年諾獎啟示

作者 | 康樂(中國科學院院士)

整理 | 馮麗妃(《中國科學報》記者)

• 諾獎級的研究不是規劃出來的,它們中許多是由教授帶著科研助手和研究生做出來的。如果我們一直培養“標準答案”型思維方式的學生,未來得到諾貝爾獎是不可思議的。

• 我們一些三四十歲剛做出點名堂的年輕人,被任命擔任各級領導,把在科學上最有創新精神的時間精力牽扯到其他方面,沒有在科學上達到最高峰,這非常可惜。

• 我希望中國在今後產生更多的諾貝爾獎。但也應認識到做科學研究,目的不是為了獲獎,獲獎是從事科學研究的“副產品”。

• 要想賺錢,就不要選擇當教授和做學問。當教授和做學問的最大魅力是你在創造新的知識,幹一件自己喜歡的事情,而且這個事情的完美度是你可以控制的。

近日,中科院院士康樂做客中國科學院大學第88期“院士大講堂”, 以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為例,暢談百年諾獎對中國科研和教育的啟示,並與200多名本科生進行了雲互動。

《中國科學報》對此次講座及互動內容進行了整理,以下為康樂院士的發言摘錄。

“標準答案”型思維方式不可取!康樂院士談百年諾獎啟示

康樂院士(圖源:中國科學院大學官微)

諾獎級成果需要條件

從1901年到2019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頒發了110次,219人獲獎。概括地分析,生理與醫學獎主要授予了人體生理學、生命現象統一性認識、人類疾病控制和藥物的研發以及方法學創新研究等方面。

從發現人類的血型到神經科學、免疫學、分子生物學、細胞生物學的發展,做出諾貝爾獎級成果的科學家都是具有持之以恆精神和堅強性格的人。循規蹈矩跟在別人後邊跑是不行的,沒有鍥而不捨的精神也是不可能的。

做出諾獎級的研究也需要一些體制性條件。諾獎級的研究不是規劃出來的,它們中許多是由教授帶著科研助手和研究生做出來的,這樣的組合可以把教授對科學問題的深入思考和年輕人活躍的思想兩個優勢結合在一起。

如果我們一直培養“標準答案”型思維方式的學生,未來得到諾貝爾獎是不可思議的。

二戰後,美國獲諾貝爾獎人數最多,約佔獲獎人數的70%。除了美國大量吸引全球傑出人才,他們的教育注重獨立思考、提出問題,而不是機械地死記硬背的學習方式也是重要原因。

他們檢驗學生學業完成度的方法除卷面考試外,還有文獻綜述和學生合作項目。後兩項考核內容沒有標準答案,更注重學生的創新和合作精神的培養,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借鑑的。

另外,我們一些三四十歲剛做出一點名堂的年輕人,被任命擔任各級領導,把在科學上最有創新精神的時間精力牽扯到其他方面,沒有在科學上達到最高峰,這非常可惜。

對於我國獲諾貝爾獎較少的原因,科學社會學者趙紅州曾提出4點:“科學知識積累不夠,科學研究時間不足,缺乏科學家群落,缺少科學人才識別和遴選的機制。”前兩點都非常明顯。中國實際上從1911年清朝結束以後才正式引進現代科學,時間尺度比較短。

另外,我們的科學家群體也不大。今天,我國(的科學家)看來比較多,但與美國科學家所佔人口比例相比,我們的科學家仍然很少。

我們對科學人才的識別也缺乏一些有效的長期機制,一會兒強調這個,一會兒又強調那個,讓人無所適從。此外,國家也要在科研體制上建立一種合理的激勵機制。

華人科學家獲獎幾率會越來越大

諾貝爾獎無疑代表了科學界的最高學術水平。現在,華人科學家獲獎比例明顯偏低。

事實上,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到現在的30年間,中國生命科學和醫學的發展已經發生了巨大的、翻天覆地的變化。發展也非常廣泛,從基礎生物學、生物技術到臨床醫學研究“全面開花”,我為這樣的發展感到高興和驕傲。

現在,我們的生命科學在全世界應該排在第二梯隊,整體上趕上第一梯隊仍然需要時間,但不排除我們在某些領域的某些點上會超過他們。

隨著我國基礎學科研究的發展和海外華人科學家的不斷成熟,華人科學家獲獎的幾率會越來越大。

近年來,我國的科技工作者和華人科學家在生物醫學領域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績,有些科研成果是具有世界影響力的。比如,通過孕婦外周血中存在遊離的胎兒DNA的無創產檢、砒霜治療白血病的分子機制、基因編輯技術、分子顯微成像技術、單細胞測序技術、病原免疫機制等等。

我希望中國在今後產生更多的諾貝爾獎。但也應認識到做科學研究,目的不是為了獲獎,獲獎是從事科學研究的“副產品”。我們做科學研究是為了新知識的發現,為了造福人類,為了保護環境,也可能是個人的興趣使然,有多種多樣的驅動力。

另外,獲得諾貝爾獎的研究肯定是傑出和優秀的,但傑出和優秀的研究未必都能獲得諾貝爾獎,何人、何時獲獎也具有一定偶然性、不可預知性。更何況有許多重要研究領域並不是諾貝爾獎的獎勵範圍,難道我們就能忽略那些領域的研究嗎?

我希望通過這堂課讓大家瞭解諾貝爾獎背後科學精神和它的內在規律,來指導我們從事科學研究。

科學家不是最掙錢的行業

在世界上任何國家,科學家都不是一個最掙錢的行業,大概是一箇中產階層。

中國科學家的生活水平和社會其他階層相比,收入還是相當不錯的。雖然我們不能跟發達國家的科學家比絕對收入,但也是一個有穩定收入的中產。千萬不要陷入一個誤區:收入代表了這個階層在社會上的地位。

要想賺錢,就不要選擇當教授和做學問。當教授和做學問的最大魅力是你在創造新的知識,幹一件自己喜歡的事情,而且這個事情的完美度是你可以控制的。如果學生讀書是為了考試就業,科研為了混職稱提工資,博士或博士後越來越多,科研和學術水平的提升反而會越來越慢。

我們這代人小學沒上好,中學沒上好,上大學前我們英語也不會說。但“文革”結束後,我們上大學、上研究生、出國深造,再回國工作,我們這些“改革開放”後成長起來的科學家把“這一棒”追跑到了第二位。這個接力棒必然要交給你們,你們年輕一代不能“掉棒”,你們的任務就是超越!

我們一直強調面向世界科技最前沿,教育和培養學生熱愛科學、追求真理。你們要利用(疫情)這段時間,不是焦慮,而要深入思考,如何成才,成為科技帥才。

在中國今天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文明水平下,你們要樹立遠大的理想和抱負,選擇自己喜歡的方向、喜歡的專業,不畏困難,持之以恆。要把眼界放長一點,而不是隻考慮當下和眼前的那點得失。人生的勝利是一次艱辛的長跑。

康樂

我國著名生態學家和昆蟲學家,國際生態基因學研究的領銜科學家,現任中科院北京生命科學研究院院長、中國科學院大學生命科學研究院院長。

2011年獲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進步獎,2015年獲第8屆談家楨生命科學獎成就獎,2017年獲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和中國科學院傑出成就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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