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爱树
爱国卫生运动兴起于1952年，在历史上曾为防控霍乱、鼠疫、天花、血吸虫病以及SARS等传染病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被世卫组织誉为 “中国的国宝”。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中，全国各地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仅有效地改善了环境卫生状况，为疫情防控奠定了良好基础，更通过广泛的社会发动，形成群防群控、全民参与的良好局面。
那么，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爱国卫生运动，最初是由谁倡导发起的？卫生运动之前为何加上爱国二字？讲卫生和爱国之间又有什么联系？翻开尘封的档案，我们为您讲述那些与“爱卫”有关的防疫往事……
上海市徐汇区北平民村居民集体清扫街道
（上海市档案馆藏）
毛主席批示的卫生工作文件
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卫生防疫工作遵循“ 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 的三个原则，以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20种传染病作为防治目标，以对国防和经济建设威胁最大的天花、鼠疫、霍乱作为防治重点，这也被看作爱国卫生运动的初始阶段。
为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卫生工作并制定今后卫生工作的任务，1951年4 月卫生部召开了全国防疫会议。会议在肯定已有成绩的前提下，认为过去的卫生防疫工作还存在不少缺点：首先只抓住一些烈性传染病作为重点而忽视了其他传染病的防治；其次从地域上讲，只注意了老疫区而忽视了散在的不常发病的地区；三是群众性的防疫工作做得不普遍；四是鼓励医生下乡防疫的工作做得不够；五是还没有克服重治疗轻预防的旧医学观点。
因此，会议认为，今后的防疫工作必须使技术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必须加强对防疫人员群众观点的教育；必须加强对群众宣传教育的工作，使群众自觉自愿地参加防疫运动。只有这样，才能使卫生防疫工作普遍和深入到家喻户晓的程度。
据卫生部副部长贺诚于1951年9月6日写给中共中央的《二十一个月来全国防疫工作的综合报告》记载：
在新中国成立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卫生部门已在17000多人口中种了牛痘，东北、内蒙古平原、河北、江西、陕西、福建、天津、武汉等地，1951年天花发病人数平均较1950年减少了一半以上；为了控制鼠疫的蔓延，卫生部门在8个鼠疫中心地区，均设立了防疫所，发动群众捕鼠减蚤，并进行预防注射；为了制止霍乱及其他传染病的流行，我国加强了交通检疫，加强检验以期及早发现病人，厉行饮水消毒和改善环境卫生以杜绝传染途径，早期预防注射以增强免疫力；为了机动使用防疫力量，卫生部在全国组织了
125个防疫队，6000名卫生工作者深入灾区、疫区、治淮工程区，开展群众性的卫生防疫工作；为了防治血吸虫病，在长江流域成立了18个防治站（所）...... 防疫队医生在为孩子打预防针
9月9日，毛泽东主席看了三天前贺诚上报中共中央的《二十一个月来全国防疫工作的综合报告》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亲笔写了批语，转发给县以上各级党委。
1958年，毛主席在杭州市小营巷视察卫生工作
批示中说：“中央认为各级党委对于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缺乏注意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重大缺点，必须加以改正。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 批示同时强调：“必须教育干部，使他们懂得，就现状来说，每年全国人民因为缺乏卫生知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越过全国人民所受水旱风虫各项灾荒所受的损失，因此至少要将卫生工作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而决不应轻视卫生工作。”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对卫生工作亲自拟稿批转的第一个文件。它为新中国的卫生工作给出了明确定位，也为此后的爱国卫生运动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为抵御细菌战，全国人民紧急行动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从1952年1月开始，美国侵略者秘密地在朝鲜北部和我国东北、青岛等地撒布大量带有鼠疫、霍乱、伤寒和其他传染病的动物和昆虫，企图以细菌战制造疫区，削弱中朝军民的战斗力。一时间，鼠疫、霍乱、伤寒等10余种传染病在我国东北、青岛和朝鲜肆虐。
为了抵御美国的细菌战，1952年3月14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主持召开政务院第128次政务会议，决定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后改称为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领导和组织反细菌战，加强防疫宣传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人民防疫运动。接着，全国各大行政区及沿海省市也先后成立了防疫委员会。
宣传画《积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在党中央和政务院的号召下，全国人民紧急行动起来，迅速掀起了以反对美国细菌战为中心的人民防疫运动。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消灭传播鼠疫、霍乱、伤寒等传染病的病媒害虫。由于这场人民防疫运动是为了粉碎美国的细菌战而发动，是保卫祖国的一项政治任务，所以它被人民群众称为爱国卫生运动，并很快得到了党中央的认同。
上海的街道里弄发动了广泛的群众卫生运动
（上海市档案馆藏）
爱国卫生运动由此兴起，规模空前。据不完全统计，短短几个月内仅山东省和北京、天津、重庆三市，参加环境卫生大扫除的人民群众就达1400余万人。吉林省50％到60％的农民都能够定期进行环境卫生大扫除。通过这一行动在全国各地的全面开展，许多地方卫生面貌焕然一新。
在灭蝇、捕鼠方面：截至当年6月底，据不完全统计，仅浙江省和北京、天津、沈阳、抚顺、鞍山、本溪、南京、济南、青岛等市灭蝇达10亿多只，捕鼠在150万只以上。
在清除垃圾、污水和整理水源、修建公共厕所方面：沈阳市3、4两个月共疏通污水沟748公里；松江省（后并入黑龙江省）27个市、县在3到4月份改造和修建了13.5万多个厕所；天津市截至5月底填平或消毒污水坑的面积达4000亩，堵塞鼠洞、树洞42万多个；山东、河北两省到6月中旬已清除垃圾180.7万余吨；重庆市截至6月底已疏通水沟670公里；吉林、黑龙江、辽西等地农村的大部分水井都加了盖。
学生们聚在一起写爱国卫生运动决心书
（上海市档案馆藏）
在公共服务行业方面：各大城市中，饮食、肉摊、旅馆、浴池、理发等行业的卫生设施，在卫生机关的教育、督促和管理下，也有了很大的改进。大部分店铺不仅安装了纱窗、纱门，还在食品上安放了防尘防蝇盖，许多店员也穿上了白色工作服，戴上了口罩。
在家庭卫生方面：许多家庭经常清理畜圈、厕所，把室内外打扫得干干净净。
在个人卫生方面：广大人民群众做到不喝生水、不吃冷食，勤洗澡，经常清洗衣服和被褥等。由此可见爱国卫生运动不仅提高了群众的健康水平，还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
卫生习惯宣传画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爱国卫生运动取得了显著效果。截至1952年12月底，全国清除垃圾、粪便1.6亿多吨，填平污水坑4000余万立方米，修下水道3.3万余公里，疏通沟渠28万余公里，新建及改良水井130余万口，捕鼠1.2亿多只，消灭了大量的苍蝇、蚊子、臭虫等害虫。
鼠疫、霍乱、疟疾等基本得到控制
1956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布《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其中，第26条规定，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第27条“除四害”规定，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自1960年起，麻雀从“四害”名单中被移出，臭虫被列入“四害”）。
中共中央把爱国卫生运动写进农业发展纲要，标志着爱国卫生运动被纳入到了国家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开始从突击性的运动向经常性运动转变，从粉碎细菌战向消灭疾病转变，从保家卫国向移风易俗、改造国家转变。
1958年，毛主席视察四川省农村卫生时，
拿着蟑螂标本，问娃娃们认不认识这是害虫
在中央和各地的广泛发动下，人民群众在传染病多发季节和节假日，以日常和突击相结合的形式，开展卫生大扫除、消灭四害和处理污水的各项行动。据统计，长期参加爱国卫生运动的群众，在城市约占90％，在农村约占60％。
北京的龙须沟、南京的五老村、上海的横浜河和天津的金钟河、墙子河、赤龙河、四方坑等，都是有名的芦苇丛生、蚊蝇成团、又脏又臭的河渠或水沟。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52年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以后 ，这些地方的环境卫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如南京的五老村，过去被群众称作“苦恼村”。经过大力治理后，“苦恼村”终于变成了整洁的“欢乐村”。
人们在码头消灭苍蝇
（上海市档案馆藏）
随着爱国卫生运动的发展，几种烈性传染病到1956年基本上得到控制：曾有100多年流行史的霍乱未再发生。由于普种牛痘，天花除少数边疆地区还有个别发生外，已近绝迹。曾长期流行于内蒙古、吉林、福建、浙江、江西、湖南、广东等省区的鼠疫，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年间也先后不再发生。其他一些传染病的发病率也呈明显下降的趋势，如斑疹伤寒发病率1956年比1951年下降了89％，回归热发病率下降了91％。
当时血吸虫病流行于长江流域12个省市的350个市、县，患者近1000万人。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即开始注意血吸虫病的防治。到1957年第一季度，全国已治疗血吸虫病患者76万人。消灭血吸虫病的中间宿主钉螺的工作也有很大进展，仅1956年灭螺面积就达10亿平方米。到1959年，全国共治疗血吸虫病人490多万，达病人总数700万人的70%，其中约350万病人已经治愈。
防疫宣传画《预防疟疾 保护健康》
疟疾在我国有着长期的流行史。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疟疾流行省区建立专门防治所（站）49个、专门防治组72个，每年生产治疟药品数十吨。再加上其他抗疟中药，每年有大量病人得到治疗。以曾被称为瘴疟之区的云南芒市为例，1952年发病率为70％，到1956年已降至6％。至1958年底，全国722个县、市基本消灭了疟疾。
黑热病流行于长江以北的广大农村，涉及16个省、市、自治区。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成立专门防治机构24个，培训了1万多名防治人员。经过积极防治，截至1956年，全国已治疗黑热病患者50余万，到1960年就达到了基本消灭黑热病的要求。
“真正达到家喻户晓、人人动手的程度”
1957年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爱国卫生运动的任务，即会议讨论并通过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所提出的“除四害、讲卫生”，而“除四害、讲卫生”的根本要求，就是要达到“消灭疾病，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目的。
为了响应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号召，爱国卫生运动再次走向高潮，许多地方的党政负责人亲自向群众作宣传，一起共同参与。
在上海外滩举行的一次爱国卫生宣传活动中
浙江越剧一团宣传队正在为群众表演
（上海市档案馆藏）
1957年12月18日，上海市人委召开了行政会议和各区电话会议，布置了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要求领导干部带头参加突击。12月19日，中共上海市委、市人委、市工联、团市委、市妇委、卫生局等机关团体负责人和干部1000余人组成了100个突击队，深入到17个区38个单位进行了半天的“除四害”突击活动，在全市人民中做出了表率。随后，全市立即掀起了群众性的冬季爱国卫生运动。通过清除垃圾、堵竹节、挖蛹等工作，到1958年1月，全市比较严重的蚊蝇孳生地得到了初步治理。
1958年 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冬季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要求“各地尚未动员的必须立即动员起来”，做到家喻户晓。1月5日，毛泽东视察了杭州市小营巷的卫生工作并予以肯定。
杭州市小营巷居民把巷子扫得干干净净
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强调要在春夏两季把这一运动发展到“真正达到家喻户晓、人人动手的程度”。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各地人民群众积极参加爱国卫生运动。
安徽省在1958年1月14日到2月4日，灭麻雀3210多万只，灭鼠4900多万只，灭蝇120多万盆，灭蚊20多万盆，挖蝇蛹120多万斤，清除垃圾4亿多担。河北省蠡县发动了5万党团员、青少年和近10万群众投入运动，以青年骨干组织了218个战斗兵团、1054个突击组、2340个侦察组和156个火枪队，并成立了20个联防部，分区捕灭四害。从1957年12月中旬到1958年1月中旬，蠡县基本上消灭了老鼠和麻雀并在两万多个菜窖和暗室中消灭了越冬蚊蝇。在河南、山东、北京、上海及其他省市也出现了规模宏大的“除四害”队伍。
北京市西单南长街居民周永泉
向街道干部们介绍用脸盆捕鼠的经验
（《北京日报》 高宏摄）
对人畜粪便进行管理的“厕所革命”
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环境普遍不整洁，不少农村人畜同居，人无厕、畜无圈的现象极为普遍。自从爱国卫生运动开展之后, 各级政府就特别注重做好粪便、垃圾、污水的管理和利用，其中做好人畜粪便管理的“厕所革命”，便成了当时除病灭害的一项重要举措。
当年的农村厕所
各地卫生防疫机构和医学科学研究部门, 加强了对粪便管理工作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指导, 经常组织人员深入基层, 研究粪便、垃圾、污水的管理与利用问题、厕所的修建问题、牲畜栏圈的改良问题以及粪场的布局问题等。
河北省最先提倡粪便泥封、堆肥发酵的无害化处理，到1960 年秋季全省已有1 万多个生产队实行粪便无害化处理。河南、山东、辽宁、四川、湖南、安徽、福建、广东、宁夏等省区和北京市、上海市, 都划拨出专门经过无害化处理的粪便来施肥的试验田, 并召开现场会议, 发布了指示和规定, 举办了粪便管理人员训练班, 使这一工作逐步展开。
吉林通化一个经过改造的厕所
至1960 年代初, 对人畜粪便进行管理的“厕所革命”已初见成效。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 绝大部分地区都基本上做到了人有厕，畜有圈, 禽有窝。过去一些人畜同居的地方开始人畜分居, 过去根本没有厕所的地方建起了厕所, 从而改善了城乡卫生环境状况。
第二, 广大群众初步养成了管理粪便和垃圾的习惯, 随地大小便、乱倒马桶、乱丢垃圾的现象大大减少。有些城市已开始实行垃圾分类和污水、废水的综合利用, 使有机垃圾和污水变为肥料, 从而增加了肥源。
第三，很多地区改变了露天堆放粪便和使用鲜粪施肥的陋习, 开始采用泥封堆肥、挖坑堆肥、密闭贮粪和修建防病厕所、双坑厕所等方法, 对粪便、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 从而减轻了粪便对水源、土壤和空气的污染, 减少和防止了肥分的流失。
在爱国卫生运动中面貌一新的安徽农村
（上海市档案馆藏）
如今，爱国卫生运动已走过了68个年头。针对不同时期的突出卫生问题，我国政府先后开展了除四害、两管五改、五讲四美、环境整治、卫生创建、健康促进等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国居民健康指标得到持续改善，人均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5岁提高到2018年的77岁，婴儿死亡率由200‰下降到6.1‰，孕产妇死亡率由1500/10万下降到18.3/10万。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爱国卫生运动更凸显其全民参与的凝心聚力作用，也或将因战“疫”的持久性而愈加常态化。
杂志编辑：王良镭
新媒体编辑：周晓瑛、陆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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