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永遠追逐著幻光，但若誰把幻光當作幻光，便沉入了無邊的苦海” ——臧克家
人總是被時間牽著他的妄想往前面跑去，顧不得形象，顧不得姿態，有時候甚至在尊嚴之上還是有可商討的餘地。但當他走到盡頭，舉目四望，除卻年來的苦痛，周遭，空空如也。也許，他至死也未曾明白，人生如一場鬧劇，劇中人永遠只是那一世的歲月消遣的籌碼。但正如錢鍾書先生所言：“人生雖痛苦，卻並不悲觀，因為他始終抱著快樂的希望。”即使是“幾分鐘或幾天的快樂賺我們活了一世，忍受著許多痛苦”，我們還是希望快樂它能來，希望它能留，希望它能再來。如文中所道：
穆勒曾把“痛苦的蘇格拉底”和“快樂的豬”比較。假使豬真知道快活，那麼豬和蘇格拉底也相去無幾了。豬是否能快樂得像人，我們不知道；但人會容易滿足得像豬，我們是常看見的。
然而世事並不如人所願，一生處於苦痛之中，為的，只是逐求一個令自己快樂久長而不短暫的理由。只可惜，“夜長春夢短”，快樂的，永不久長！我們把這一切的罪責推脫到歲月和人生之上，卻並不能心安理得，人世間一切因果，未嘗不是自己“從心之所欲”、性之所至的原故。人們總嫌歡娛太短，“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總想在生活之中發掘更多的快樂。毛稚黃曰：“病味亦佳，第不堪為燥熱人道耳！”，羅登巴煦也說苦痛是“靈魂的洗滌”。這些趣味，自是將忍受化為享受，它是精神自主的哲理，同時，“未嘗不是一種自欺”。
古來世人多飲酒，好酒的不多，酗酒成性的如李白之屬確是不少。酗酒成性，多是區寰失意、求之不得之故，如“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之云云。古人好興寄煙霞、遺塵出世，然而怡然自樂的人並不多，柳宗元在《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刺史》中寫到：
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
驚風亂颭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牆。
嶺樹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迴腸。
如此淒涼荒楚，能怡然自得，確難免有些自欺。“酒賤常愁客少”，人本群居，離群索居之後，非是怡然自樂的人，必有“悽神寒骨，悄愴幽邃”之感。還是柳柳州反倒是真切道出了失意之人寄情山水之意。失意之人大抵都是“秋風蕭蕭愁殺人，出亦愁，入亦愁”之狀，在營營一世而終無所得之後，自然會對山水詠歎起 “鳶飛戾天者，望峰息心；經綸世務者，窺谷忘返”之辭章。若非南北朝時局動盪，斷卻不少文士經世之志，怕是也不會有陶景弘在《答謝中書書》中的清麗逸然之辭了。
無論是靈魂自主，抑或是興寄煙霞，志託詩酒，都是苦痛人生中的自我排遣。《世說新語·言語》載：
謝太傅語王右軍曰：“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賴絲竹陶寫，恆恐兒輩覺，損欣樂之趣。”
人生對痛苦的漸覺即是如此——年在桑榆，自然至此。人在有一定閱歷和經歷之後，在“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之下，自然會逐漸清曉人生痛苦的本質。然而大道總是“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因物順化，與時為遷的，“賴絲竹陶寫”自然成了人們在苦痛之中的唯一消遣。然而，如此也多有耽緬於物之人，蘇軾在《寶繪堂記》中寫到：
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冢，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複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兇此身。
如此則又大可不必。王羲之之言“恆恐兒輩覺，損欣樂之趣”，則是能權衡輕重，道盡為父的護犢之情。在唐人張籍的“家貧長畏客，身老轉憐兒”中也可管窺眾人甘願承受苦痛的一二。所謂“得成比目何辭死，願作鴛鴦不羨仙”，可見人並不害怕逝去，只是人世有你的念想，如右軍之“恆恐”，水部之“轉憐”，抑或是種求之不得的不甘，如“得成”之願。正是這些念想和不甘，讓我們頂著苦痛越發步履蹣跚地向夕陽走去。
大抵凡人必有逐求，必有念想，因而人生從不悲觀。人生或許如此，所有逐求和念想都會隨著日月的逾邁由己及人，在自己的願景之中，求不得而苦無方，只好移情它處，因此，社會也從不悲觀。只是有人完成了這種轉化，從海明威《喪鐘為誰而鳴》中可以看到這種思想的蛻變：
每個人的逝去，都是我的損失，因為我的命運與所有人的命運相連。所以，不要問我喪鐘為誰而鳴，它就是為你而敲響！
也有人死執在自己的求不得之上，最終萬劫不復……人生必是痛苦的，在歷盡苦痛之後，躁動的心會逐漸沉降，越發清靜，而人的慾望，也會越走越單純，越走越善良。
人生，它本就是一個孽障，人一生揹負著這個障，在苦痛之中艱辛地將這份孽緣逐漸轉化成善緣，人性之美，也大抵出於此。只是有些人得成善果，有些人，他，還在路上，直到他消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