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文化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晋商文化， 是指在山西晋中地区而形成的，在明清经济史上，叱诧华夏大地的山西商人。以山西的太谷、祁县、平遥为代表的金融前驱，明清时期商业发展的达到了最繁盛的时期。晋商文化有着较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日中为市”的原始社会时期，他的起初形成奠基于晋国的始祖唐晋时代。晋商文化是由山西商人创造的精神财富，包括了晋商的商业组织制度、商业技术、经营技术、城乡建筑、庙宇奉祀、商业教育、社会习俗整个商业文明的体系。晋商文化的思想内容比较的丰富，包括了唐晋遗风的管理思想；崇拜关公的商业伦理;源于地缘贸易的创业精神和乡土轴心的理财理念；人本思想的的企业文化。晋商文化是在特定的发展过程及经营实践中凝结起来独特的经营理念和价值观念。它具有自己特性和个性，对外是一面旗帜，对内是一种向心力。晋商文化中融合了数千年的儒家文化思想和塞外文化碰撞，以融合黄土文化的形式，消化而形成独特的晋商文化。晋商之所以能称雄于世，就在于他们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晋商文化贯穿到经营和组织理念中来，是晋商文化成为他们在实践中的灵魂。
晋商文化蕴含仁义礼智信
晋商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晋商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当地的历史背景、人文环境、地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带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征。这只鼎足华夏的商帮，在明清时期称雄500年而不弱的晋商，是什么原因使它处于不败之地。晋商依靠着自身独有的文化内涵。
一、从晋商的形成历史背景
晋商在明清时期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曾雄踞中国商界500年，这与他在长期的经营活动中形成的晋商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历史背景能使晋商的兴盛持续这长的时间。
晋商的形成与它的历史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晋商有着源远流长历史背景，晋商所在地山西，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源地，中华民族的祖先炎帝、皇帝和尧、舜、禹都是主要活动于山西的南部。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采取了“轻关、易道、通商”的政策，益于培养发展商业根据。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晋商的始祖猗顿（今运城临猗）靠着畜牧业，经营河东盐池和珠宝玉器，终成巨富，成为当时富商 。
晋商家训
（一）受唐晋遗风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尧、舜、禹、夏都是在山西建都城的。周朝建立后，周成王封其弟叔虞为唐侯，后来改为晋国，当时周成王要求叔虞到唐地（今山西晋南一带）后来在政策上实施“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施政方针。唐叔虞按照中央政府要求制定的施政方针，适当保留了夏代以来的一些制度，维护夏代的一些制度，维护夏人的传统习俗，暂不实行以周礼为中心的宗法制度。同时，依照游牧民族生产和生活习惯分配土地，开设田间疆界，以便利农牧生产，暂不实行周朝规定的井田制，实行了不等同于周朝的政治经济政策。所以，晋国孕育出有别于其他诸国的唐晋文化，他相对于其他诸国。
（在2006年5月16日，香港凤凰卫视品牌栏目《世界大讲堂》邀请了山西作家、文化学者王进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堂世纪大厅开讲《解密晋商文化》中，）王进先生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山西这个地方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他概括为四句话：天下王气出山西，天下霸气出山西，天下文气出山西，天下财气出山西”。山西是中国历史上出皇帝的地方，远古时期的尧舜禹，春秋战国时期的晋文公、赵简子，汉代的刘恒，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后汉皇帝刘渊，后赵皇帝石勒，北魏皇帝拓跋珪，北齐皇帝高欢、高洋父子，隋末的时候李渊、李世民父子就是在太原起兵的。山西还出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以为女皇帝。唐玄宗对山西的评价“井邑龙斯，城池凤翔余”——山西是个龙翔凤舞的地方。
晋商这个群体，自古代晋国时期出现，经过“开放关市，招徕商贾，以有易无，各得所需，四方来集，远乡都到”（礼记·月令）的原始、半原始经营活动的艰苦岁月，发展到明代中期，随着资本市场的兴起，山西商人善于从事商品交易的商品活动，他们凭借着他们的智慧和才能，趁势崛起，逐渐形成一股以地域文化、乡土纽带为特征的商行帮会文化群体。据史料考证，秦汉时代，山西的太原、平遥等地已成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唐朝时，太原城成为商业繁华的都市，诗人韩愈是这样形容太原城的“朗朗闻鼓声、晨起似朝时”。到了宋朝，山西商人与徽商并称，成为当时中国商业的中坚力量。宋王朝所需的战马大多需要北方的辽来供给，同时，辽国也需要宋王朝的手工业制造品。在宋朝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宋王朝出藏绢2000多匹在山西岢岚买马，又出绢30000多匹在山西各州府买马，非官方的民间贸易更是繁荣。（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着：“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
由于山西有着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历史背景因素，晋国孕育出有别于其他诸国的晋国文化。从而形成了唐晋遗风的管理思想文化，它相对于以周礼为基础的周、鲁、齐、燕、文化，具有政治上的博大宽厚、兼容并蓄，经济上求同存异、自强不息的内力与特点，唐晋文化为后期晋商文化的繁荣做了基础性的作用。
（二）“开中法”的实施
所谓的开中法是指：政府召盐商赴指定的地点上纳粮草，在根据其所纳粮的地点与数量，酬之与相应的官盐。这里的“中”有着认购的含意，政府开示纳粮的地点与所酬盐数，出榜召商，称之为“开中”，盐商接受政府的条件，盐商自报纳粮的数量，称之为“报中”。在明代，“开中法”主要实施于边境大军粮饷的供给。
元朝灭亡后，蒙古族退居漠北。但这只强悍的马背民族可能进犯中原，成为明王朝的心腹大患。为了抵御蒙古族的入侵，朱元璋修复了从山海关到嘉峪关的长城，并设置了九处边境要塞，号称“九边”。在长城沿线驻扎了80万的军队、饲养了军马30多万匹，强大的军需物资给刚刚建立的明王朝才成为了一大难。由于明王朝要解决“九边”重镇的军需吃紧问题，这时候就有人提出了“开中法”。就是建议商人向边关输粮，国家则以“盐引”报偿。在中国古代“盐”、“铁”两种商品是属于国家专卖的，不允许个人染指的。然而明王朝政府却提出了“盐引”的政策，就是允许个人经营食盐买卖凭证，商人凭据的“盐引”就可以到指定的地域提取定量的食盐贩卖，获取利润，以报偿粮费。这种鼓励商人向边关输粮的政策就叫“开中法”。因为“开中法”是在山西提出的，首先在太原、大同试行。1371年在全国推广，大同先行，俨然有试点的味道。尽管开中法曾时断时续，大同纳粮中却一直未曾停止。在1371—1412年间，宣府5个卫所因没设立边仓，每年的官军俸粮都靠大同供给。宣府到1413年设立了粮仓，山西商民被官府命令到顺天府纳粮中盐，这是晋商最早去宣府纳粮的证明。因此在开中活动中，晋人就“捷足先登”了，而后，商人们的经营品种不断扩展，除了刚开始的盐、粮之外，茶叶、丝织品、五金农具等日益繁多，从而带动商业的发展。这是明初山西商业启动的重要原因。
但是，随着“开中法”的实施过程中，就流露出一些弊端，边商日渐微弱，许多边商就选择向关口外渗透，就出现了一些晋商“走西口”的说法。（在《绥远通志稿》里有记载：“其始也，皆取给于城市中货商，捆载而去，及其迫也，则易货而偿其值，两俱获利。”）这些晋商三五合伙，肩挑背扛，在晋北沿边地区和蒙古草原上行走，与蒙古草原上的牧民进行贸易，被蒙古人成为“丹门庆”（汉语“货郎”）。走西口的晋商开辟出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横越长城，穿越戈壁沙漠的通道，深入到俄罗斯境内。他们在走西口的路上栉风沐雨、披星戴月、千里行走于荒漠中，培养了走西口的晋商们自强不息的精神。他们不畏险阻、开拓进取、勤奋敬业、团结协作的商业品质，树立了审时度势、机动灵活的商业头脑。走西口中，造就了晋商一种坚忍不拔的精神文化，他们自强不息的文化内涵。“开中法”的实施，使大量晋商的资本得到了一定的积累，为他们的商业文化的繁荣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
（三）金融业的兴起，“票号”的繁荣
在余秋雨先生的一篇散文《抱愧山西》一文中，他对山西的金融业做了大体的描述，余秋雨先生认为山西是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他考察了平遥的《票号博物馆》后，讲山西称为“中国金融业的乡下老祖父”，山西的平遥被称作中国的“华尔街”。
明清时期，晋商的资本积累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在乾隆时期，就有一句关于晋商的俗语“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另外，由于晋商从事大量的商业活动，晋商大多生意从事长途贩运，商品的流通和资本的周转速度太慢，垫支的资本太大，在资本不宽裕的条件下只有向社会贷款。例如从晋商贩卖南方的茶到北方及其国外，路程数千里，资本用量大，周转速度慢，需要大量的贷款，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晋商商帮首创了账局，经营存放贷款业务，后来，在账局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票号”。其三，晋商的商号之间资金调拨和结算的需要，晋商的商号是遍布全国的，形成一定规模的商业网络，各地的商号需要把盈利的部分押运到山西总部。由于押运的数量过于的庞大，当时的社会也不是太安稳，由于运送现银的难度太大，经常出现被抢的现象。
“票号”成为适应当时国内外经济发展而产生的。以前用的是现银的运送，费时误工，开支太大，而且不安全。“票号”的产生，为晋商的商业活动提供了一个基础性的作用，方便商业活动的流通。“票号”办理汇兑、存放款，解决了人们在运输时候的困难，加速资金的周转，促进商业的文明。票号商人还以政府合作，充当中央银行角色，为政府筹措军饷、筹还外债，收取各地的官款及其税收，起过代理国库及省库的作用。票号促进了晋商的快速发展，为许多晋商提供了一个物质基础的作用，晋商利用“票号”，加速资本的运转速度，晋商就在这样的过程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实力。
另外，由于票号的发展壮大，以前老的一套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晋商现有的管理。晋商有着不断创新的精神，票号的兴盛，带来了新的管理方法，晋商们提出了新的管理方法——顶身股。顶身股的管理方法，创造了票号的辉煌，令人惊叹的业绩。在这样的经营环境中，晋商就创立了一套新的管理方法，到了21世纪的今天，现在好多的企业都是用他们的——顶身股管理企业的，就是现在所谓的职业经理团队管理及其股权激励。这样的经营理念文化就诞生了。
日升昌票号是世界银行的鼻祖、中国最早的一家票号。日升昌票诞生于1823年，1914年破产，1922年复业，到1948年歇业，百年间几经波折，在中国的金融业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日升昌票的诞生，就说明了晋商有着创新的精神。日升昌票的财东李大全、经理雷覆泰是因为有着创新的精神，才能在全国商业网络中抓住机遇，率先创立了票号，成立专业经营货币资本的的私人金融机构，勇敢的站在社会的前沿。晋商创立的票号之所以能这样的走向繁荣，就是因为他们有着开拓创新的精神。
二、从人文成因考虑晋商的文化成因
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财富的综合。现代新儒学的代表徐复关认为：“文化是由生活自觉而来的生活及生活方式这方面的价值的充实体现。其主要包括宗教、艺术、道德等。”晋商作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其中的每个成员的血管中都流淌着祖先赋予他们的血液。晋商在行为方式、价值取向、思想理念都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传统文化的历史沉淀。某一文化的形成，是由该民族代代相传的结果而形成的，他具有一定的历史性、社会性、民族性等。
晋商文化就是祖先赋予他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的创新与改良后，而后形成都有的晋商文化。每个文化的形成都是通过一个沉淀的过程。晋商文化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文化及其“关羽”的忠义和晋商独有的重商轻仕的文化背景下而沉淀的。
（一）儒家文化孕育了文明的晋商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自古就以儒家文化为主流。晋商是最早把儒家学说引入商业文化的典范，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把其思想纳入了仁的范畴；孟子在其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仁、义、礼、智之说；汉代的董仲舒把先秦时期各家学派的思想综合起来，归纳为“|五常”，即“仁、义、礼、智、信”。经过漫长选择，儒家文化成为了中国的正统文化，奠定了中国文化的根据，在不断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山西商人大多以儒家伦理规范自己的的经营活动，即“用儒意以通积著之理”《陆文公集》卷七）。儒家文化不断吸取“道家”和“佛家”精华思想，儒家文化不断的完善与创新。 晋商在“仁、义、礼、智、信”五德的支撑下，折射出一种群体的关系，每个家族并不是单一的，家族之间都有着错综复杂的联姻关系，从而形成强大的凝结力和向心力的文化。
儒家文化重要的思想是：立德、立身、立业，而晋商明确把立德、立身、立业作为整个商业群体的座右铭。儒家文化与晋商的结合产生了优秀的晋商文化。在儒家文化影响下从事商业活动的称为儒商，而晋商就是儒商的一个典型形态。晋商以儒家文化和道德约束自己的行为规范，规范自己的经营之道和价值取向，并吸取了民间晋商之道，在其鼎盛时期形成了一套有自己的经营理念和价值取向的经营模式。
在封建社会中，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等级观念，分为士、农、工、商，士是一等，而商是最低的等级。晋商并没有受这种思想的束缚，而是大胆的迈开属于自己的行走之路。晋商打破了“儒为名高，贾为厚利”，贵贱有别，目标不一定的封建观念，提出了“贾可以习儒，儒可以行商，商也可士，士也可不失商业”的儒贾想通观。
晋商文化中蕴含了很多的儒家文化，晋商之所以能在商业上取得叫大的成功，离不开儒家文化。“信”是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范畴，主要含义是诚实守信，作为人应该拥有的良好品质和做人的规范原则，“信”在儒家中占有重要地位，孟子强调：“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宋代的朱熹认为：“信，便是真个有仁义礼智,不是假”（《朱子语类》）。晋商深受儒家的文化熏陶，他们将“诚实守信”的观念用在买卖中，融入到了商业活动中，以诚实为本的经营理念。清末的梁启超先生就对晋商有很好的评价，梁启超说：“晋商笃守信用”，他对晋商珍惜信誉、笃实守信的评价无疑代表了整个晋商群体。
晋商在发展的过程中，“晋商”视信誉如命根，坚守“宁可不赚钱，不能失信”的道德准则，清代晋商袁嘉盛在张家口经商，以“诚招天下之客，义纳八方才”的经营理念。晋商的经营理念源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仁者爱人”，晋商受儒家思想以影响特别深，造就了晋商崇尚信誉、仁爱、中庸的精神文化。儒家思想的最高理念就是“和谐”，以人为本的文化思想。
（二）深受忠义思想的影响
“义气”一词在《辞源》上有两种解释：一是指“刚正之气”，二是指“忠孝之气”。把“忠义”作为人生的价值标准，已经大范围地深入到晋商每个人的心中，经过长久的积淀，已经成为晋商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判断标准。马克思·韦伯曾经说过“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的背后，都必须存在着一种不易被察觉的，无形的精神力量，他引导人们去努力争取胜利果实，鼓励人们开拓、进取、创造财富”。
晋商文化蕴涵了“关公”文化，经过数百年的历史沉淀，“关公”由一位单纯的历史人物神化为中华民族的道德偶像和人格楷模。晋商之所以能在商界称霸500年，就是有着这种精神信仰与理念的支称，这个精神信仰就是关公文化，理念就是独特的关公文化。在有晋商踏过的地方，都能看到几做关帝庙。在晋商繁荣的500余年里，晋商群体一直将他们山西的先人——关羽视为精神上的偶像。在涉足的地方皆为关公建立庙宇，使他成为商贾们财源广进、富贵平安的财神和保护神。全国各地的商人也纷纷效仿，供关公为财神之风愈演愈烈。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奇特的现象，晋商之所以把关公视为最普遍敬奉神，并形成中国商人普遍尊崇的一种文化，究其根本原因，是凝结在关公身上的忠、义、信、智、仁、勇等中华民族博大的文化与明清时期晋商所面临的独特历史环境，晋商群体的独特经营理念和高尚的价值追求完美契合而产生的，可以说是晋商的精神文化就是由这些庙宇所铸造。
关公一直给予晋商们在心中留下了“忠义”的思想，关公的具体表现在，其一勇猛善战、武艺高强的关公背井离乡、漂泊四海的山西商人们的精神保佑。晋商们的生活极其的艰辛。其二关公的“忠”、“信”、“义”、“仁”既是中国传统美德的最高境界也是山西商人所趋同的人生价值标准，更是晋商群体独树一帜、彪炳后世的为商之道。关公文化具有广泛性的特征，“全民性”特点；关公文化还有群众性的特征，关公文化的“世俗性”及其“延续性”。关公文化的信、义精神，可以引申、转化到晋商的生活中，晋商学习关公的“对国以忠”，后来晋商产业救国；学习关公的诚实守信和崇义精神，晋商在经营中讲究诚信，乡邻之间互帮互组；关公的勇武精神、开拓创新，晋商远赴沙漠的精神。
关公义气深重，被誉为天下义士，关羽的忠义所包括的思想内容正是中国传统至高无上的道德、情操和伦理关系，是民族道德意识的提炼和深化，从帝王将相到贩夫走卒都将其视为标杆，对社会各个群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个文化的兴盛后面必定有一个强大的文化作为支撑的。晋商的明礼诚信、经营管理、节俭勤奋、勇于开拓的精神，受益于关公文化的熏陶和训示。
（三）晋商重商轻仕的文化影响
山西的民风，从春秋战国以来的“尚武”到隋唐后的“文风极盛”，直至明清时期的“由文入商”而最重形成了晋商一贯“重商轻仕”的风气，这种风气深入人心，因而晋商将其培养最优秀的弟子投入经商贸易之路，从而在对待教育的问题上形成了“学而优从商”的教育观念。
中国封建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仕、农、工、商的等级观念，为什么明清时期的晋商会打破中国2000多年的仕途文化。贾而好儒，学而优则商，晋商打破“学而优则仕”的金科玉律和“士农工商”的传统。树立了“学而优则商”的新观念，他们以商业为荣，以贾为乐，让成批“学而优者”和良家子弟进入店为徒，砥砺磨练，学习商道，使晋商的大军兵源滚滚，一代接一代的在商场上驰骋。他们教育子女的目的不是以学而进仕，而是为家族培养接班人。所以，晋商们每个家族的领导人大多是饱读诗书的儒生，所以人们也会把他们称为儒商，祁县渠家的——渠本翘，通过仕途之路，进仕而为官，最后子承父业，放弃仕途，以商为本，在晋商中，像渠本翘这样的人太多了，他们学习文化的目的就是为了做一个好的领导者，在经商中能立于不败之地。明代中后期的名臣张四维，他是山西蒲州人，出生于商人地主家庭。他父亲在外出经商，非常关注子弟的学习，他常常“够诸子传疏义及史汉诸书，车载之”（明张思维《条麓唐集》卷三）。晋商认识到了教育的重要作用，他们教育的需要是商业经营的需要和内心对教育的渴望。
他对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及作用有比较深的认识和感受，扫除了以往的一些观念，认为士、农、工、商是平等的。
明末清初，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兴起，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晋商善于经营商品交易的智慧和才能，趁势崛起，随渐形成一股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晋商们“相亲相助”为宗旨，他们以会馆、公所成为在异乡联系的一种交流方法。
晋商加强血缘之间的凝结力，家族间和睦相处，发挥血缘的纽带效应，曾强了血缘之间的商业活动的团结力看，因为这种团结力而造就了晋商家族间相互扶持关系。晋商的经营范围是面向很多的地区，活动区域的扩大和业务范围的扩大，商业竞争愈演愈烈，于是晋商从家族到乡人间，逐渐形成“同舟共济”的群体。地缘关系的认同力，晋商发展为地缘组织，晋商在各地设置的会馆就是晋商重要的标志。
另外，由于晋商在形成的过程中，长期依附封建体制的以宗族血缘为核心的家长经营管理与以攀缘政治为特色的官商文化情结，也是晋商文化的一特征。由于封建社会对商业统治比较的严格，晋商只有依附于政府势力，这样在商业上才有路可寻。
三、从地域文化来看晋商的文化
傅筑夫先生曾经说过:“从长期看，地理因素对历史的一切变化都在起着潜在的决定性作用，这种作用是通过经济因素表现出来的，有时则以经济因素共同起作用，而这些经济追本溯源到最后，仍是地域文化的因素。” 由于地域文化的不同，晋商有着独特地域文化，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地理特征，生活在黄土高原上的人们有着不同于其他地方生活方式及其气候因素。
晋商就是由于有着这样的地理区位，在“开中法”实施中，晋商凭据他的地理优势才能捷足先登，走西口之类的。晋商的文化形成中，地理因素起着巨大的作用。
（一）生活方式影响
生活方式的不同，也会影响到人的性格形成。山区居民因地广人稀，长久生活在这种环境之中，便会养成了说话声音洪亮，议事直爽，带人诚恳的性格特征，故有“爱山者仁”的说法。暖湿宜人的河湖海滨地区，因气候湿润，景色秀丽，生机勃勃，所以，这里的人大多是多愁善感，机智敏捷，故有“爱水者智”之说。生活在广阔草原上的牧民，因草原茫茫，交通不便，所以性格豪爽粗犷，热情好客。而生活寒冷区域的人，则因室外活动时间少，人们多在一个不大的空间与人朝夕相处，因此常常有较强的耐力和自制力。
明代沈思孝的《晋录》载“晋俗勤俭，善殖利于外。”清朝康熙帝南巡的时候说：“夙闻东南巨商大贾，号称辐辏，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主人，而土著盖寡，良由晋风多俭，积累易饶，南人习俗奢靡，家无储蓄。”晋商生活在黄土高原上，生活环境及其的艰辛，生存条件较差，由于普通的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不能满足自身的需要，晋人只有外出经商，晋人在做生意的时候都是白手起家的，所以他们养成了勤俭节约、辛勤劳动的品行。晋商提倡“贸易之道，勤俭为先，富从勤的，贫系懒招”。
同时，晋商虽富了还比较的抠，而晋商把抠和小气作为他们的传统美德，这就和晋商的生活方式有着很大的关系了。每一个晋商在发家前，都是过着极其的艰苦的生活，晋商能够兴旺发达，最初起步的就是抠，中国有句俗话叫“富不过三代，清官不到头”，任何大富大贵都传不过三代，但是晋商不仅传了十几二十几代的，还传了五六百年，渠家更是传的长远，一直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另外，晋商的大院，也是属于晋商特有的文化，在中国十大商帮里，只有晋商在自己的家乡修建起大院，这也是晋商保守的一面，他们有着顾家的文化。
晋人们由于过去生活上的艰辛与困难，所以他们在大富大贵后仍然能保持着节俭之风，并把做为一种文化一代传承一代。在电视剧《乔家大院》中，乔家的生活也是过的节俭，从里面人物的穿着上看，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朴素的文化修养。生活方式的不同，也会对文化造成很大的影响。晋商在生活中悟到了这道理，所以形成了勤俭节约的文化。
（二）地域文化影响
地处于黄河中下游之交的晋西南地区自古便是山西经济最早开发最为发达的地区。地域文化是造就一个地区及其一个民族的重要因素。历史和文化的沉淀对一个地域的人有着巨大的影响。一个地区性格的同一性，是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逐渐形成的。历史和文化对人的性格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晋商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地域环境中，山西地处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交界处，晋商即受到来自中原地区的中原文化文明的熏陶。同时，晋商还收到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感染，晋商生活在两种文化共同交汇的区域，所以在晋商产生的地区，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这种地域文化为晋商文化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另外，山西的地理位置也是处于汉族文化与少数名族文化碰撞与融合的地带，民族的反复融合使山西的文化不仅既有中原的儒家文化崇礼守信特征，而且既有少数民族的骁勇豪放，敢闯敢创的文化特征。在性格方面，晋商的性格是外向开拓和内敛自守的双重性格，内敛自守：清代的地理学家顾祖禹称“山西东有太行山为之屏障，西则黄河为之襟带，北则大漠，阴山为之外蔽，而构筑雁门为之内险”。这样的地理环境，则形成晋人的进退有据、伸屈自如。外向开拓：山西处于农牧区的分界线上处于民族文化融合的地带，受多种民族文化的影响，而形成创新、开拓的文化。山西具有这样的地域文化优势，使其在中国历史上承担着中原，江南与北方草原物资交流的重要平台，同时有很多的外地人迁到了山西，造成多种文化的融合，从而奠定了晋商文化的独特性。
晋商就是在这样的地域环境中形成的，勤奋进取，无为险阻的艰苦创业精神。由于有这样的一个文化底蕴，晋商在创业的时候，大多是能吃苦耐劳的，勤奋节俭。例如在对蒙的三大创业者，祁县的史大学、张杰和太古的王相经卿，本是康熙帝西征大军中的肩挑小贩，他们不避风沙，万里奔波，出入刀林枪伐 ，贸易军中，九死一生，才小有积蓄，创办商号，刻苦经营，终成巨富。祁县的乔氏创业者乔贵发本是一个穷困潦倒的光棍汉，他走西口谋生，历经千辛万苦才把生意慢慢的做大。晋人之所以在无法生活的情况下会去经商，就是因为在有这样的文化底蕴中，所以他们在精神上有一种地域文化在支撑着他们。
（三）地理环境影响
地理环境是由各自然要素组成，他们从各个方面综合联系着，影响到晋商的文化形成。“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会成为一种文化形成的重要原因。地理因素独有的特征，影响着晋商独有的文化气息。“黄土文化”是内敛型文化，由于地处内陆，相对封闭，远离海洋，临近黄河和黄土高原，沿海地区的开放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微乎其微，而受“黄土文化”和中国传统思想影响较大，所以黄土文化下的商人形成憨厚朴实，西邻黄河，东濒太平洋，处于南北的过渡地带，因此，受到两种文化的双重影响，具有双重的性格特点，既精明能干，又豪爽冲动。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地理环境看晋商文化的成因，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从自然环境考考虑环境恶劣，生存条件差，导致晋人不得不背景离乡到外面去谋生，是导致晋人外出经商的原因。山西耕地资源不足，气候干旱，素有“八分山丘，二分田”的说法，地瘠民贫，“岁丰，亩不满斗”，地狭人满。在1975年版《太谷县志》“风俗篇”却有这样的记载：“阳邑（太谷古称阳邑）民多而田少，竭丰年之谷不足供月，故耕种之外戚善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土俗殷富实由于此。由于生产水平较低，靠土地生产的劳动产品不能自给，没有丰富的剩余产品，流动人员只有外出从商。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造就了晋商，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属于大陆性半干旱气候，常年干旱少雨，土地贫瘠，地缘性农耕经济基础薄弱，依靠单纯的农业耕作根本无法实现生活自给自足。但是，人口稠密，劳动力资源丰富，因而促使山西手工业的发展。有学者认为“贾”出于盐，而盐则指河东解州的池盐。地理环境中的自然资源是促使晋商商业启动的重要因素，是晋商商业文化形成的重要因素由于在这样的条件下，晋人为了生存，他们就只有想其他方法来养活自己。虽然晋商所在的地方耕地资源不丰富，但是其它资源是占有一定的优势。
晋中物产非常丰富，善于把地产的优势转为自己所用，商业和手工业是很兴旺的，如蒲州的盐、泽州的铁、潞州的绸就很有销路和名气，中国当时五大盐纲二纲就在山西。明代对晋商的记载大多是“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沈思孝《晋录》）又见史载，“蒲多豪富”（李维桢《知松江府事前监察御史胡公墓志铭》，载《皇明文集》卷一百二十八）。这些资源的补给，给晋商提供了一个物质基础，为晋商文化的形成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促使更多的山西人从事商业上的活动。
总结，晋商的文化形成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影响，本论文分析晋商的文化成因，我从晋商的文化背景、人文环境、及其地域文化来考虑，从多个方面来探析晋商的文化成因。从而了解到晋商的文化为何能成为封建社会时期的鼎盛文化。
由于受到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的影响，从而形成了晋商的诚信义利的价值观念，另外，还包括了“关公”的忠义文化。山西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地域文化的共同作用，形成了晋商博大宽厚的胸怀及兼容并蓄的气度，另外，晋商信奉“和气生财”，重视与各方和谐共处，从而形成了同舟共济的文化。
从多个方面来探析晋商的文化成因，从而了解到了晋商的文化为何能促使晋商成为明清时期的一大商帮，这与它的文化底蕴是分不开的。（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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