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擔憂“娜拉出走以後”,易卜生:我的戲劇裡悲劇是不可避免的

魯迅也曾寫作“娜拉出走之後”引起廣泛討論,可以看出當時易卜生的戲劇在中國,尤其是五四時期的轟動效果。

易卜生寫作過很多種類的戲劇,有浪漫主義歷史劇,現實主義問題劇,以及象徵主義心理劇等等。他的悲劇意識是貫穿在整個戲劇裡面的。

魯迅擔憂“娜拉出走以後”,易卜生:我的戲劇裡悲劇是不可避免的

人物面臨悲劇命運,憤而反抗企圖打破枷鎖

命運的悲劇是一種類似枷鎖的東西,它敲打著每一個人的靈魂。這一點易卜生很早就意識到了,在他的第一部作品《凱蒂琳》裡將這種悲劇意識充分的表達了出來。這部戲劇取材於古羅馬史學家的手稿。

在他的記敘裡,凱蒂琳是一個威脅到公共利益的危險分子,他是人們的仇敵,他被西塞羅指稱為一個無恥的叛徒,人們被呼籲來隔離他保護自己國家的榮譽和利益。然而易卜生卻從另外一個角度將他視作一個挑戰傳統的民族英雄。

因為在古羅馬的民族傳統當中,集體榮譽永遠是高於個人利益的。然而在19世紀,因為金錢導致了財富分化的加劇,人們已經突破了傳統的價值觀。因而易卜生賦予了這個反叛者“正義”的價值,讓他能夠承擔起推翻舊世界,建立新世界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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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瑟琳作為一個青年的貴族,不滿當局的統治。他也看到了當局的驕奢和各種現實,但是當時的很多青年理想的還是能夠成為所謂的上層階級去享樂,而不是去反抗這樣的制度。然而凱瑟琳卻是個異類,他不能接受活著卻像死了一般的命運,他要奮起反抗。

因而他賣掉可以讓他安身立命的莊園,全身心的投入戰鬥當中。然而他從一開頭就是悲劇的,從一開始和他妻子的相愛就是一部復仇女神的劇情,這位鼓動他進行反抗的妻子卻是向當局告密的人,目的就是要置他於死地。他在殺死了自己的妻子之後知道了她的故事,於是悔恨不已也一同自殺。在這種悲劇下卻體現出作為人的力量的覺醒。

還有培爾 金特》,這是易卜生的最後一部浪漫史詩劇作,培爾是一個撒謊成性的人,這根源於他的童年經歷,因為沒有父親的庇護,他只能選擇用這樣一種方式來保護自己。

培爾是當時無法融入主流社會的一個人,他無視別人的評論,活在自己的世界裡,這種虛偽的保護傘逐漸也讓他迷失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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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爾決定遠行,以多變的方式完成這一生。這使得他原本被邊緣化的世界回到了中心,他逐漸退化成了山妖卻找到了自我,知道如何為自己而活。最後,培爾循著索爾維格的歌聲,來到林中小屋,在忠貞的戀人索爾維格懷中找到了真正的歸宿。

整個社會制度就是一出悲劇,易卜生用戲劇進行控訴

除了先天命運造就的悲劇,易卜生的戲劇裡還有一種是社會制度的悲劇。這種悲劇主要圍繞著“謊言”這一主題展開,因為謊言,這些主人公沒能受到公平的對待。其中最為典型的戲劇是《社會支柱》。

這部作品塑造了一個事業和家庭雙美好的道德榜樣,博尼克。然而在這樣一個人身上也有黑點,他實際上是一個以公益事業來謀取個人利益的騙子,戲劇通過他15年的經歷一步一步地揭穿他的把戲和謊言,他幾乎用盡一切手段為了獲得金錢和利益。他這一生都好像在進行一場偽裝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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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卜生在揭露謊言的過程中不斷推動劇情的發展,他通過這部戲劇控訴的不是某一類人,而是這種時代精神。因為在這個時代,人們都處於當權者的謊言當中,沒有自我意識,因為社會劃分了等級,將男女分工。人們就得按照規則行事,活在整個社會立下的虛偽的謊言規則裡。

博尼克動用自己的關係和權力,擺脫一切對自己不利的名聲,另外為了私利不顧工人的死活,不對他們進行培訓,但是可以隨意開除。博尼克甚至為自己開脫道,難道不是社會逼迫我們採取這樣的手段嗎?

易卜生通過這樣一齣戲劇來證明所謂的道德規範只不過是一套僵化的規範而已,根本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道德,只是一種自我欺騙罷了。為了平衡這種社會規範和個人需要,謊言就誕生了,這種謊言恰恰迎合了社會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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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卜生最具有代表的一部戲劇作品當屬《玩偶之家》了,這部劇作在五四時期經過譯介走上中國的舞臺,它被奉為女權經典,但是並非為女權而寫作。劇作中的五個人雖然性格和經歷都大不相同,但是他們背後的行為有著相似的推動力。

戲劇從娜拉準備聖誕宴會開場,將各種戲劇的矛盾衝突都擺了出來。整部戲劇的衝突都圍繞著娜拉的一個謊言而展開,而善良的娜拉撒謊的目的是為了保住她丈夫的工作,她一直以為這樣可以拯救丈夫的命運,並且她為了丈夫獨子償還了八年的債務。

但是她的丈夫在知曉了這件事情之後像換了一個人一樣對她破口大罵,他並沒有被娜拉的犧牲而感動,而因為他自身受到了某種威脅而責怪于娜拉。在這出戏劇當中,娜拉就是一個被玩弄的玩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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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社會的道德看起來就是一個笑話,因為它並沒有關心到人的情感價值,而是將他們等同於玩偶一樣,用死板的規則來衡量道德。整個社會的制度就是謊言和悲哀。

用極端個人主義顛覆世界,易卜生戲劇迎來新的轉折

在易卜生創作的中期,他意識到了謊言是因為社會道德規範和個人的利益追求產生衝突的時候發生的。因而在易卜生的作品中貫穿著意志和現實的對立。為了尋求這些矛盾的解決辦法,易卜生安排了多種可能的戲劇模式,然而都沒有得到徹底的解決辦法,因而他開始走上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

在轉變的節點,他以一種新的視角創作了劇作《野鴨》,這部劇作主要涉及到兩代人之間的糾葛。在這部劇裡,他以一種個人主義的極端破壞性來賦予人高度的使命感。格瑞格斯的父親威力陷害雅爾馬的父親而得到好處,他外表上卻裝作是一個照顧這一家的君子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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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一切都被格瑞格斯所看透,他堅持宣揚自己的正義,他渴望按照真理的要求武揭發這一切,但是這種無情的揭發卻帶來了一系列的災難,一個孩子因此而死亡。易卜生通過這部劇來表明人並不一定要活在純粹的真實上,因為“如果你奪走了一個人的生活幻想,那你就奪走了他的幸福”。

雖然格瑞格斯努力想要揭發真相,卻導致了海特微格死亡的悲劇,因為理想本身就不是積極的,如果理想脫離了現實環境,那麼他再怎麼美好也只是一種謊言。

在另一部劇作《建築師》當中則講述了一個學徒成為建築師的過程,在他已經聲名顯赫的時候,他卻仍然藏著許多的小心思。他一方面要警惕那些可謂的後生,還要面對他的家庭危機。他自私的希望一場大火可以將他過去的宅院燒燬,讓他可以重建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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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他建造新家之後,他原本以為主要建造好了就能讓一切都重新恢復過來,然而這一切並沒有實現,妻子的一蹶不振讓他失望,

這些他失去的東西已經無法再挽回了。因而他開始懷疑自己一生堅持的事業是否值得。

最終在希爾達的鼓舞下,他爬上高樓。在戰勝自己的一瞬間死亡。用這樣的手段企圖完成生命價值的超越,然而他真的做到了嗎?雖然他用生命詮釋了一個建築師最偉大的榮耀,但是他既沒有建造出人類的信仰,也沒能建造出一個幸福的家庭,他的一生都好像是一場敗筆。

這些戲劇即使易卜生的藝術理念也是他對於自己的一種反思。他在他創作的劇本當中真實地反映了自己無時無刻對自身和社會的思考,正是這些思考促使他進行轉型發展。

參考文獻:

《易卜生戲劇集》

《西方悲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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