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也曾写作“娜拉出走之后”引起广泛讨论，可以看出当时易卜生的戏剧在中国，尤其是五四时期的轰动效果。 易卜生写作过很多种类的戏剧，有浪漫主义历史剧，现实主义问题剧，以及象征主义心理剧等等。他的悲剧意识是贯穿在整个戏剧里面的。
人物面临悲剧命运，愤而反抗企图打破枷锁
命运的悲剧是一种类似枷锁的东西，它敲打着每一个人的灵魂。这一点易卜生很早就意识到了，在他的第一部作品《凯蒂琳》里将这种悲剧意识充分的表达了出来。这部戏剧取材于古罗马史学家的手稿。
在他的记叙里，凯蒂琳是一个威胁到公共利益的危险分子，他是人们的仇敌，他被西塞罗指称为一个无耻的叛徒，人们被呼吁来隔离他保护自己国家的荣誉和利益。然而易卜生却从另外一个角度将他视作一个挑战传统的民族英雄。
因为在古罗马的民族传统当中，集体荣誉永远是高于个人利益的。然而在19世纪，因为金钱导致了财富分化的加剧，人们已经突破了传统的价值观。因而易卜生赋予了这个反叛者“正义”的价值，让他能够承担起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责任。
凯瑟琳作为一个青年的贵族，不满当局的统治。他也看到了当局的骄奢和各种现实，但是当时的很多青年理想的还是能够成为所谓的上层阶级去享乐，而不是去反抗这样的制度。然而凯瑟琳却是个异类，他不能接受活着却像死了一般的命运，他要奋起反抗。
因而他卖掉可以让他安身立命的庄园，全身心的投入战斗当中。然而他从一开头就是悲剧的，从一开始和他妻子的相爱就是一部复仇女神的剧情，这位鼓动他进行反抗的妻子却是向当局告密的人，目的就是要置他于死地。他在杀死了自己的妻子之后知道了她的故事，于是悔恨不已也一同自杀。在这种悲剧下却体现出作为人的力量的觉醒。
还有《培尔 金特》，这是易卜生的最后一部浪漫史诗剧作，培尔是一个撒谎成性的人，这根源于他的童年经历，因为没有父亲的庇护，他只能选择用这样一种方式来保护自己。
培尔是当时无法融入主流社会的一个人，他无视别人的评论，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这种虚伪的保护伞逐渐也让他迷失了自己。
培尔决定远行，以多变的方式完成这一生。这使得他原本被边缘化的世界回到了中心，他逐渐退化成了山妖却找到了自我，知道如何为自己而活。最后，培尔循着索尔维格的歌声，来到林中小屋，在忠贞的恋人索尔维格怀中找到了真正的归宿。
整个社会制度就是一出悲剧，易卜生用戏剧进行控诉
除了先天命运造就的悲剧，易卜生的戏剧里还有一种是社会制度的悲剧。这种悲剧主要围绕着“谎言”这一主题展开，因为谎言，这些主人公没能受到公平的对待。其中最为典型的戏剧是《社会支柱》。
这部作品塑造了一个事业和家庭双美好的道德榜样，博尼克。然而在这样一个人身上也有黑点，他实际上是一个以公益事业来谋取个人利益的骗子，戏剧通过他15年的经历一步一步地揭穿他的把戏和谎言，他几乎用尽一切手段为了获得金钱和利益。他这一生都好像在进行一场伪装的表演。
易卜生在揭露谎言的过程中不断推动剧情的发展，他通过这部戏剧控诉的不是某一类人，而是这种时代精神。因为在这个时代，人们都处于当权者的谎言当中，没有自我意识，因为社会划分了等级，将男女分工。人们就得按照规则行事，活在整个社会立下的虚伪的谎言规则里。
博尼克动用自己的关系和权力，摆脱一切对自己不利的名声，另外为了私利不顾工人的死活，不对他们进行培训，但是可以随意开除。博尼克甚至为自己开脱道，难道不是社会逼迫我们采取这样的手段吗？
易卜生通过这样一出戏剧来证明所谓的道德规范只不过是一套僵化的规范而已，根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道德，只是一种自我欺骗罢了。为了平衡这种社会规范和个人需要，谎言就诞生了，这种谎言恰恰迎合了社会的需要。
易卜生最具有代表的一部戏剧作品当属《玩偶之家》了，这部剧作在五四时期经过译介走上中国的舞台，它被奉为女权经典，但是并非为女权而写作。剧作中的五个人虽然性格和经历都大不相同，但是他们背后的行为有着相似的推动力。
戏剧从娜拉准备圣诞宴会开场，将各种戏剧的矛盾冲突都摆了出来。整部戏剧的冲突都围绕着娜拉的一个谎言而展开，而善良的娜拉撒谎的目的是为了保住她丈夫的工作，她一直以为这样可以拯救丈夫的命运，并且她为了丈夫独子偿还了八年的债务。
但是她的丈夫在知晓了这件事情之后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对她破口大骂，他并没有被娜拉的牺牲而感动，而因为他自身受到了某种威胁而责怪于娜拉。在这出戏剧当中，娜拉就是一个被玩弄的玩偶。
整个社会的道德看起来就是一个笑话，因为它并没有关心到人的情感价值，而是将他们等同于玩偶一样，用死板的规则来衡量道德。整个社会的制度就是谎言和悲哀。
用极端个人主义颠覆世界，易卜生戏剧迎来新的转折
在易卜生创作的中期，他意识到了谎言是因为社会道德规范和个人的利益追求产生冲突的时候发生的。因而在易卜生的作品中贯穿着意志和现实的对立。为了寻求这些矛盾的解决办法，易卜生安排了多种可能的戏剧模式，然而都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办法，因而他开始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在转变的节点，他以一种新的视角创作了剧作《野鸭》，这部剧作主要涉及到两代人之间的纠葛。在这部剧里，他以一种个人主义的极端破坏性来赋予人高度的使命感。格瑞格斯的父亲威力陷害雅尔马的父亲而得到好处，他外表上却装作是一个照顾这一家的君子形象。
然而这一切都被格瑞格斯所看透，他坚持宣扬自己的正义，他渴望按照真理的要求武揭发这一切，但是这种无情的揭发却带来了一系列的灾难，一个孩子因此而死亡。易卜生通过这部剧来表明人并不一定要活在纯粹的真实上，因为“如果你夺走了一个人的生活幻想，那你就夺走了他的幸福”。
虽然格瑞格斯努力想要揭发真相，却导致了海特微格死亡的悲剧，因为理想本身就不是积极的，如果理想脱离了现实环境，那么他再怎么美好也只是一种谎言。
在另一部剧作《建筑师》当中则讲述了一个学徒成为建筑师的过程，在他已经声名显赫的时候，他却仍然藏着许多的小心思。他一方面要警惕那些可谓的后生，还要面对他的家庭危机。他自私的希望一场大火可以将他过去的宅院烧毁，让他可以重建这一切。
然而在他建造新家之后，他原本以为主要建造好了就能让一切都重新恢复过来，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实现，妻子的一蹶不振让他失望，
这些他失去的东西已经无法再挽回了。因而他开始怀疑自己一生坚持的事业是否值得。最终在希尔达的鼓舞下，他爬上高楼。在战胜自己的一瞬间死亡。用这样的手段企图完成生命价值的超越，然而他真的做到了吗？虽然他用生命诠释了一个建筑师最伟大的荣耀，但是他既没有建造出人类的信仰，也没能建造出一个幸福的家庭，他的一生都好像是一场败笔。
这些戏剧即使易卜生的艺术理念也是他对于自己的一种反思。他在他创作的剧本当中真实地反映了自己无时无刻对自身和社会的思考，正是这些思考促使他进行转型发展。
参考文献：
《易卜生戏剧集》
《西方悲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