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一年一度高考季。提起考試，幾乎每個人都知道他的淵源——科舉制，更有甚者，把科舉制視為中國的一大發明。不過，科舉制並不是橫空出世，早在科舉制成立以前，中國人就已經有考試製度了，而社會經濟的發展，社會各階層的興衰，對於考試製度的影響極為深遠。那麼，在沒有科舉制的時代，中國人是怎樣考試的呢？為什麼這種考試，最終會變成了科舉制度呢？
《禮記》中的考試思想萌芽
早在先秦時期，人們就有了考試取人的思想萌芽，《禮記》中就有不少相關的論述。比如《禮記·王制》就提到：
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
按照《禮記》的思想，有關官員要向天子推薦“賢者”，至於被推薦的“賢者”是否合格，就需要通過“論辯”來考察。在這裡，“論辯”已經有點考試的意思了。
《禮記·學記》裡還提到，貴族子弟進入學校學習，也需要“中年考校”。每隔一年，就要“考校”一次，看看學業是否合格。
《禮記》中隱含著考試思想
當然，“論辯”“考校”未必就是考試，《禮記》裡的內容也未必全在周代實施過。不過也可以看出，無論是針對政府從業人員，還是面向學校學生，古人都認為通過一定的程序，可以檢測專業知識的掌握程度。
這就成為日後中國考試製度的濫觴。
漢代的太學“畢業考試”
西漢元朔五年（前124），漢武帝正式成立太學，《禮記》中的考試思想萌芽，開始獲得實踐。
太學最初招收了50名學生，這些人都是18歲以上，儀表堂堂。他們一般是從《魯詩》《韓詩》《齊詩》《尚書》《易》《禮》《公羊春秋》這7個科目（即“五經七家”）裡選擇一個，然後跟隨相應的博士進行學習。當然，學有餘力者，也可以兼學其他科目。
在太學學習一年以後，太學生就要參加經術射策的考試，只要一門通過（“能通一藝以上”），就可以從太學順利“畢業”。當然，由於西漢太學的大多數學生只學一科，所以只要把自己這一門專業課拿下，就可以畢業了。
反應漢代太學講經的畫像磚
太學“畢業”後，朝廷會根據太學生的考試水平授予官職。漢武帝時，太學生的考試成績被分為甲、乙兩科；漢宣帝時又增設丙科。甲科成績最好，乙科次之，丙科最低。獲得甲科的人，授予郎中之位；乙科授予太子舍人；丙科則為文學掌故。
也就是說，畢業考試成績關係到未來的飯碗，從這個角度說，太學的“畢業考試”又是太學生們的“入職考試”。
不過，關於太學生考試是怎麼分成甲、乙、丙三個等級的，還有爭議。比如給《漢書》作注的顏師古就認為，考試的時候，考官已經把試題按難度分級，考生自己去選題作答。也就是說，考前我選的是乙科，如果考過了，我就被按乙科錄取，授予太子舍人。
而《後漢書》注引《前書音義》則表示，顏師古瞎扯呢，按正常規矩，應該是考生作答以後，根據考試成績來確定誰是甲科、誰是乙科。
相對而言，後一種說法似乎更靠譜。
但不管怎麼說，西漢太學的“畢業考試”都是要分等級的，而且還會有“掛科”的情況出現。“掛科”生可以選擇繼續留在太學裡學習，來年再考；一直掛就可以一直考。看來范進也是自古以來就有的。
通過太學經術射策考試來入仕，在西漢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不過既然這個考試有掛科的，那就仍然有通過率的問題。西漢末年平帝時，太學經術射策考試，甲科錄取40人，乙科20人，丙科40人，合計100人；而當時的太學生已暴漲至1萬餘人。即便按照正常時期太學生1000人計算，那麼通過率也只有10%。考過司法考試的朋友都應該知道，10%的通過率意味著什麼。當然，這個粗算的通過率並不準確，也僅供大家參考。
除了通過率，還有就業率的問題。太學生的人數越來越多，不說王莽時有1萬、桓帝時有3萬這種巔峰時期，就是平時也大體保持在一兩千人的規模。就學、畢業的學生越來越多，可是漢朝政府能提供的相關職位卻非常有限，於是太學生的就業便“壓力山大”，甚至在東漢靈帝熹平五年（176）和獻帝初平四年（193），朝廷要破格給60歲以上的太學生分配工作。
畢業即失業，看來學生的焦慮也是自古以來就有了。
漢代的“司法考試”
除了學校裡有考試，漢代政府部門裡也有。
最一般性的叫史書考試。當然大家不要望文生義，這個考試不是考歷史的，而是考文字讀寫能力的。
漢朝剛建立時，蕭何制定了一個有關政府錄用人員的法規。按照規定，由太史組織考試，參加考試的學僮如果能夠背誦9000字以上的書，就錄用為“史”；如果再通過了“六體”或“八體”考試，就會根據其成績高低，錄用為尚書令史或御史令史（蘭臺令史）。
影視劇中的蕭何
這裡參加考試的學僮，可能是來自各郡培養文吏的學校，在秦代稱為“史子”；而考試的內容，基本上就是《倉頡》《史篇》這些秦代傳下來的啟蒙識字課本。
看起來，史書考試可能秦代就有了。由於在政府裡擔任官吏，識字寫字是最基本的技能，所以史書考試其實就是一個最基礎的政府從業資格考試。
這個考試到了東漢突然升級了。
東漢自光武中興以來，尚書檯權力漸重，光武帝對尚書檯官吏的選拔非常上心。尚書檯在各曹尚書下設有尚書郎，尚書郎下又有令史。本來按照舊制，尚書郎開缺，一般由令史補上去。當然，這些令史在入職時，早就通過了史書考試。
但是光武帝卻改變了這個制度，改用察舉而來的孝廉郎（後面詳細說這是個啥）來擔任尚書郎。由於孝廉郎在入職前沒有參加過史書考試，因此在他們擔任尚書郎前，有關部門又安排了
箋奏之試。箋奏之試的考試內容有兩個，一個是“試箋奏”——也就是公文寫作，這個好辦，掌握格式技巧多練習就好；另一個則是“結文案”——也就是說要熟練掌握東漢的律令，並能夠根據這些律令來斷案。這就是一個很專業的技能考試了，堪稱是當時的“司法考試”。
按照規定，尚書郎箋奏之試要求缺1人，就要有5人參加考試，錄取率20%，基本也趕上現在司法考試錄取率較高時的水平了。
首個全國性官員選拔考試製度——陽嘉新制
太學“畢業考試”存在通過率和就業率問題，整個東漢幾乎找不到從太學直接畢業入仕的典型案例，有學者推測，這些太學生可能都去參加察舉了；另一方面，參加尚書郎“司考”，首先要成為孝廉郎才有考試資格。那麼察舉是什麼呢？孝廉郎又是什麼呢？
簡單來說，察舉是一種選官制度，它要求宰相、地方長官等高級官員發現身邊的人才，按照相應的科目，定時或不定時地向中央推薦，隨後由中央任命這些被舉薦的人才為官。
察舉有很多科目，孝廉是其中之一。打個比方，今天我們在學校裡也有很多科目，比如語文、數學、英語，你的語文特別好，被班主任發現了，便向上級推薦；這樣，就可以稱你是被“舉語文”了。“舉孝廉”的意思大體如此。
被舉孝廉後，就可以到中央政府拜郎官。郎官主要的職責是充任宮殿宿衛，保護皇帝安全；由於經常跟皇帝見面，就有機會讓皇帝發現你的才能。因此“拜郎”在當時是非常榮幸的事情。舉孝廉而拜郎的，就被稱為“孝廉郎”；太學畢業後甲科授予的郎中，也是郎官的一種。
大名鼎鼎的司馬相如，擔任郎官期間可沒少討漢武帝歡心
當然，成為郎官後，雖然有職責在身，但嚴格來說還只是“預備官員”，還需要獲得任命才能正式走上真正的工作崗位。甚至於有時還要通過入職考試，比如前面提到的尚書郎箋奏之試。
包括孝廉在內，早期的察舉制度沒有考試。不過在東漢突然發生了一次改革，這次改革誕生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全國性選官考試製度——陽嘉新制。
東漢順帝陽嘉元年（132），尚書令左雄上疏，提議對孝廉察舉制度實施改革。漢順帝批准了左雄的方案，並在這年十一月正式宣佈改革措施，由於當年是陽嘉元年，所以新制度被稱為陽嘉新制。
新制規定，被舉孝廉者，必須達到40歲；孝廉被舉薦到中央後，還要參加中央組織的考試，只有考試通過，才能被中央認可，正式以孝廉拜郎。
考試的科目有兩種：一種是針對儒生的，叫“諸生通章句”，也就是儒學經術知識考試；另一種是針對文吏的，叫“文吏能箋奏”，考試內容和尚書郎箋奏之試一模一樣，就是公文寫作和司法案例分析。孝廉根據自己的身份和特長，選擇其一應試即可。
孝廉考試的環節有兩個。孝廉來到首都雒陽後，首先到三公（宰相）的公府參加筆試，也就是“諸生通章句”或“文吏能箋奏”。
接著，孝廉到北宮南闕的端門參加複試。
今天北京的故宮依然有端門。在漢代，端門是宮城南闕的城門，負責守衛這裡的是公車司馬令。當時臣民上書或皇帝徵召，都要經過公車司馬令和南闕城門，後世戊戌變法前夕的“公車上書”，其稱謂即可溯源至此。而公車司馬令掌管的端門，就是一個經常舉行察舉對策的地方，甚至端門對策因此被稱為公車對策。選擇這樣一個地方作為孝廉的複試地點，可見仍有“求賢”“求言”的意思在。
東漢雒陽城
端門有屋宇，可供人們在裡面活動。端門複試由尚書省的長官尚書令及屬官尚書郎主持，形式大抵是尚書省官員對孝廉進行審查，有疑問的地方直接詰問，孝廉要做出滿意的回答，否則就有可能通過不了複試。
比如陽嘉新制實施以後，有一個叫徐淑的孝廉，年齡還不到40歲，按新制是不能舉薦的。主持複試的尚書郎便對徐淑提出質疑。徐淑卻回答：“詔書上說了，如果有顏回、子奇這樣有才華的人，那麼察舉的時候就不用受年齡限制，所以我們郡就把我舉薦來了。”尚書郎被徐淑噎得啞口無言。
時任尚書令的左雄也在現場，立刻怒懟了回去：“當年顏回‘聞一知十’，孝廉你現在是‘聞一知幾’？”徐淑無言以對，於是遭到遣返，“舉孝廉”當然也就泡湯了。
可以說，陽嘉新制和今天的單位招聘考試、研究生考試很像。第一個環節是筆試，考的是專業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第二個環節是面試，要對參加考試的孝廉有更加深入的瞭解，尤其是複試重點在審查，這又有點政審的意思了。
陽嘉新制還有一些別的內容。比如光武帝規定，舉孝廉之前，郡太守要委任被舉者擔任一些職務，讓他熟悉行政事務，順便也觀察一下這小子是不是有真才實幹，這被稱為“試職”制度，有點先實習再轉正的意思。陽嘉新制實施以後，不僅公府舉薦人才前也需要試職，而且試職也要求要滿1年。
陽嘉新制是中國第一次以中央名義，全國範圍內舉行的選官考試。考試的意義當然在於進一步選拔人才，不過被舉孝廉者要先試職，再被舉主推薦，最後才是考試。考試是隻是一個輔助手段，在當時並不是太受人重視。
何況東漢時期察舉科目甚多，除了孝廉科外，只有賢良科有類似考試的“對策”（嚴格來說並不是考試）。那麼為什麼只有孝廉科出現了考試呢？
確立察舉孝廉制度的漢武帝
察舉制度其實是一個大雜燴，包容的項目甚多。漢武帝以來，一方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需要儒生參與儒家官方意識形態的建設；另一方面仍遵循秦代以來以吏治國的基本原則，需要文吏維持政府的運轉。這樣，在選拔官員方面，就需要儒法並重，同時給儒生和文吏提供仕途。
比如儒家提倡“求言”，察舉就有賢良科；儒家要求地方向中央“貢士”，察舉就有秀才（東漢稱茂才）、孝廉科；法家要求吏道，察舉就有尤異、廉吏科。
大多數察舉科目面對的對象都比較專一，或儒或法，但孝廉科卻不同。
孝廉，從名字就能看出來，是重視“孝”和“廉”的科目。儒家主張孝，法家主張廉，孝針對儒生，廉針對文吏，因此從漢武帝設置孝廉科開始，這個科目就是同時面向儒生和文吏的。也正因如此，孝廉的包容性最強，甚至左雄設計考試，都要分別為儒生和文吏提供“諸生通章句”和“文吏能箋奏”兩種形式。
儒家重“德”，法家重“能”，考試方法重“文”。其實漢代察舉長期受“德”“能”“文”三種因素支配，不過陽嘉新制打破了三種因素的分量，於是引起了大量吐槽。
張衡表示對察舉考試很不滿
比如那個既發明了渾天儀、地動儀，又與司馬相如、揚雄、班固並稱“漢賦四大家”的張衡，就對陽嘉新制極為不滿。理由是“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矣，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始及文法”，結果現在卻因為要進行考試，而忽略了孝行，這太不像話了。
其實張衡吐槽並沒有吐在點子上，因為順帝下詔舉孝廉的時候，是稱“考德行，試其經奏”，畢竟考試之前，原則上是還是得思想品德過關。不過品德這種東西畢竟沒法通過考試來考出來，所以只能要求舉主們自己去考察了。
除了張衡，胡廣也提出了異議。胡廣是東漢重臣，三公從司空、司徒到太尉做了個遍，最後更是做到上公太傅。與張衡重“德”相反，胡廣重“能”，覺得考試這種小把戲不實用，強烈要求把“六奇之策”“鄭、阿之政”這些實幹技能作為察舉的重要標準。
有關考試存廢的爭論，直到三國時代仍然沒有消停。
魏文帝曹丕在位時，三公府上又為這事兒吵了起來。當時一部分人認為“舉孝廉本以德行”，要求廢除考試；司空王朗（對，就是小說裡被罵死的那位）則堅持“試之以事”，主張考察能力；最後，還是支持考試的司徒華歆說服了曹丕，把考試製度保留了下來。
“王司徒”出馬，想必“必有高論”
東漢時期，陽嘉新制總體上還是較好地執行了。不過，有些規定從一開始就開了小差，比如關於40歲舉孝廉的限定，就沒能很好的貫徹。還在陽嘉年間，就有陳球以20多歲舉孝廉；靈帝熹平三年，曹操也以20歲舉孝廉。所以40歲舉孝廉的規定幾乎成了一紙空文。到了曹魏黃初三年（222），曹丕正式廢除了舉孝廉的年齡限制。
此外，曹魏的孝廉考試還有更為重大的調整。
陽嘉新制提供了儒生和文吏兩種考試，但是隨著試職制度的推廣，儒生與文吏的融合，兼有儒學知識和文吏技能的人越來越多，特別是漢末名士聲名鵲起，單純的文吏地位越來越低。
曹魏剛建國時，曹丕遵循陽嘉新制，仍然是儒生、文吏並稱，但實際上以文法舉孝廉者極少。也就是說，對於純文吏，法律規定你有舉孝廉的機會，但是卻沒有人給你這個機會。
這也暴露了察舉制度的弊端：核心環節是舉主舉薦，而不是才能的考試；不能獲得推薦，你再能考也沒用。
太和二年六月，魏明帝曹叡下詔，要求“貢士以經學為先”。從此，舉孝廉成為儒生士大夫的專利，過去兩種形式的孝廉考試，也合併成為孝廉試經。
西晉：自由報名考試的萌芽
東漢以來，世家大族逐漸興起。到了漢末，衣冠世家的文化色彩日漸濃厚，至三國時期逐漸形成了士族。曹魏建國後，九品中正制與清途（清官入仕遷轉之途）結合，士族不費吹灰之力，靠著門第即可獲得高貴職位。這樣的日子久了，誰還會苦哈哈地找人推薦參加考試？
士族勢力膨脹，在西晉時期更是勢不可擋。特別在很多人眼裡，司馬氏建立的晉朝就是一個士族王朝。不過在西晉初年，晉武帝司馬炎卻反其道而行之，大力興辦察舉；比起漢魏，司馬炎比任何一位皇帝都更加重視考試的分量。在此期間，考試製度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司馬炎也做了許多扶持寒門子弟的事兒
首先，除了孝廉試經，察舉的秀才也需要參加對策考試，這是史無前例的。漢魏時期，需要參加對策的是賢良科。按照傳統，皇帝會就重大政治問題向全天下廣泛徵求意見與建議，被舉為賢良方正者，就要來到首都參加對策，也就是根據皇帝的命題寫篇時政作文，跟今天公務員考試的申論很像。
由於這種對策帶有求言性質，因此並不會有“掛科”現象。也就是說，只要被舉為賢良，不管“申論”寫得怎麼樣，都會被錄取授官。所不同者，在於皇帝和有關部門會根據“申論”寫得好壞，排出個名次而已。所以，賢良對策其實並非真正的考試。
秀才對策就大不相同了。晉代法律規定：
舉秀才必五策皆通，拜為郎中，一策不通，不得選。
也就是說，一共有五道“申論”題，被舉為秀才者必須五道題都過關，才能被錄取。有一道題不行，準秀才就得掛科。
一般來說，在每年十月到十二月間，各級有舉薦權的長官開始舉薦人才，這些被舉薦的秀孝（秀才和孝廉）於次年的正月或二月，到首都參加考試、接受審察。秀才對策由尚書省官員主持，而孝廉試經則由博士主持。
除了察舉有孝廉試經、秀才對策，西晉繼續保持學校考試製度。只不過當時為了照顧士族，在太學之外，又設立了士族學校——國子學。國子學生和太學生通過“畢業考試”後，與秀孝一樣，授予郎官。
西晉的郎官又稱散郎、王官，與漢代不同之處在於，他們不再擔負宮殿侍衛、獻言建策的職責，而成為純粹的“預備官員”——拿著俸祿，等待正式的官職任命。
無論是秀孝考試還是學校考試，西晉都會根據考試結果，分成上第、中第、下第三等，上第授予議郎，中第授予中郎，下第授予郎中。三種郎官的不同之處在於，在等待正式遷調任命之前，所拿的工資不同，待遇不同。
士族社會，拼爹第一
至於日後被任命的官職是高是低，對不起，跟考試成績無關，在這個士族橫行的社會，好好“拼爹”吧。在那個年代，通過考試、拜為郎官卻常年不給正式官職任命的大有人在。
即便如此，西晉的考試也還是有一個難掩的閃光點——白衣試經。
漢魏時期，雖然一直可以通過學校考試而進入仕途，但前提是必須先也學籍。有了學籍，在學校裡學習，才談得上參加“畢業考試”，才談得上通過考試後授予官職。
而到了西晉時期，法律明文規定：
諸生有法度者及白衣，試在高第，拜郎中。
當時，在“國立學校”讀書的學生，有專門的制服；而那些非官學的學生以及自學者，自然沒有制服，因此被稱為“白衣”。
因此，根據西晉法律，沒有在國子學、太學等官學學習的學生，包括在家裡自學者，都可以參加學校考試。看來，西晉的學校考試已經不能叫“畢業考試”了，畢竟這個考試允許“自考生”參加。
其實早在曹魏時期，魏明帝就規定郎吏可以申請參加由博士主持的經學考試，但這畢竟是一時之制，範圍有限。而西晉的白衣試經，卻已經明明白白寫入了《晉令》。
白衣試經，已經隱含了日後科舉考試的自由投考形式萌芽。
梁武帝：打破考試的身份限制
晉武帝將察舉和考試搞得風生水起，表面上看熱鬧非凡。然而，畢竟胳膊擰不過大腿，“秀才對策”“孝廉試經”“白衣試經”等考試，很快就淹沒在士族的九品清途之中。東晉“王與馬共天下”，在門閥制度之下，連皇帝都被架空，被士族摒棄的察舉考試和學校考試，自然也難登大雅之堂。
當時，察舉和學校考試成為社會中下層嶄露頭角的最後窗口，雖不乏有陶侃（傳說中的陶淵明曾祖父）這樣的人物，由察舉考試起家，一路做到一品大員；但大多數由察舉走上仕途 者，或默默無聞，或碌碌無為。
陶侃這樣的人物，畢竟是鳳毛麟角
東晉末年，士族轉衰，掌控朝政的劉裕著手振興察舉制度。整個南朝，察舉制度復興，學校制度漸盛。
南朝察舉與學校，與漢魏最大的不同就在於對考試的越發重視。
南朝的察舉考試由尚書省的吏部曹負責，擬定考題的一般是吏部郎中（南齊則是中書郎）。不過，考題都是以皇帝的口吻發問的。比如梁武帝天監三年（504）的考題，就是以“問秀才，朕……”的形式來提問的。
那麼具體考些什麼呢？秀才對策與西晉一樣，仍然是考五道“申論”題，原則上跟時政有關。比如上面提到的梁天監三年的考題，就涉及到如何使國家富足、如何使言路暢通的問題。
當然，這只是原則上，實際上秀才對策最重視的是文章的文采，由於士族都是文化大族，六朝文采斐然，因而南朝的秀才科格外受到士族青睞。
南朝秀才對策的通過標準，與西晉還是略有不同。
宋明帝泰始三年（467），頒佈了新的秀才對策考格。新制規定：秀才考試成績分為四等，五道“申論”題全部通過的為上第；通過四道和三道的為中第；通過兩道的為下第；只通過一道或一道都沒通過的則為不及第。這樣一來，秀才的考試難度和錄取比例比西晉要高多了。
孝廉試經，大概是10道有關經學簡答論述題。相比於秀才對策的文采飛揚，孝廉試經更講究對經典的記憶準確。
不過這個考試也不是全靠死記硬背，還是有發揮考生才氣識見的餘地。正因如此，有人就將秀才和孝廉的考試文章編成了《孝秀對策》，你是當“高考作文選”也好，還是當文人雅集也罷，總之這些文章自有他們的文學價值。
秀孝考試靠寫文章，自然是筆試。而南朝的學校考試卻採取口試，這個考試稱為明經射策，兼有學校畢業考試和入仕資格考試的性質，入學者要學滿1年才有考試的資格。
梁武帝蕭衍，他對南朝的政治、經濟、文化均有重大影響
南朝的學校考試也面向“自考生”。天監五年（506）五月，梁武帝即下詔：
詔能通一經，始末無差，許以敘錄。
只要考試能通一經，都可以錄取，授予官職，參考者的門第身份不受限制，沒有學籍的自學者也在其中。
梁武帝的明經策試打破了士族社會的身份限制，比西晉的白衣試經有了更大的發展，距離科舉制度的自由報名投靠又近了一步。
不過，開放考試報名條件的同時，梁朝明經策試也遇到一些問題。由於國子學和太學員額有限，管理嚴格，許多不學無術的貴族子弟無緣入學，只好也來參加“自考”。據《顏氏家訓》記載：
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多無學術……明經求第，則顧人答策。
這幫不學無術的士族N代，索性找“槍手”去參加考試。可見，有考試的地方，就少不了作弊。
北齊：更自由的考試機會
南朝考試越來越擴大化，北朝也沒閒著。
北朝察舉考試中，最基本的仍然是秀孝。考試內容與重點跟南朝差不多，所不同者，北朝秀才對策由中書省主持，孝廉試經先由中書省、後由集書省主持，而考試成績的評定、考後官職的授予則由尚書省吏部考功郎中負責。
考試當天，考生們頭戴進賢一梁冠，身著絳公服，象徵著已具備入官資格。進入考場後，考生席地而坐，開始作答。考試結果按成績分為上、中上、中、下四等，上和中上兩等授予官職，而中和下等實際上等於落第（即落榜）。
雖然自漢代以來，察舉考試就有落第規定，但實際上落第並不普遍。畢竟察舉制度的核心是推薦而不是考試，考試只起輔助作用。但是北齊時，明文記載了馬敬德、劉晝兩人因考試不過關而落第，這是察舉歲舉中落第者最早的姓名可考者。 這說明在北齊的察舉中，考試的作用越來越大，察舉合格與否的核心不再是推薦，而是考試成績。
網上總有人把北齊稱為“禽獸王朝”，然而這個短命政權有很多制度對後世影響深遠
北朝考試更具特色的是“求舉”和“推擇充舉”。前面提到的那兩個落第考生馬敬德和劉晝，他們並非是刺史太守主動發現、推薦的，而是自己找上門來，要求地方長官給自己一個考試資格。作為察舉中的推薦者，長官們也沒覺得這個行為有什麼不妥，在進行地方策試、確定他們確實有能力參加考試以後，就真的向中央做了推薦。
這個“求舉”行為，對後世影響深刻。唐代確立科舉制度後，舉人可以向地方長官“投牒自進”；而地方長官也要通過考試來確認舉人確實有應試之才，然後舉人才參加貢舉。可以說，科舉制的這一程序，正來自於北朝的“求舉”。
除了“求舉”，北齊還有“推擇充舉”制度，也就是孝廉可以直接從地方學校（郡學）的學官（博士、助教）和學生中推舉出來。郡學每隔三年有一次畢業考試，孝廉實際上也是一次經術考試，所以在實行“推擇充舉”以後，地方學校考試與察舉孝廉成了一回事。可以說，此時的學校不僅是專門的知識培訓機構，更是直接為察舉考試服務的，這就將學校和全國性選拔考試更緊密地聯繫在了一起。
科舉制前夜
至此，科舉制該有的要素，察舉制幾乎都有了。
察舉制的中心環節，從舉薦轉移到考試；
察舉的標準，由兼及“德”“能”，變成以專門的文化知識檢驗；
察舉的長官，由舉薦權力，變成蒐羅文人以應試的責任；
察舉考試的程序不斷嚴密化、規範化；
南朝自學者可以申請參加明經策試，北朝士人可以自由“求舉”獲得考試資格，自由投考制度正在醞釀；
梁朝國學可以考舉明經，北齊郡學能夠“推擇”孝廉，學校與選官考試的聯繫越來越密切。
一個全新的科舉考試時代，呼之欲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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