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一年一度高考季。提起考试，几乎每个人都知道他的渊源——科举制，更有甚者，把科举制视为中国的一大发明。不过，科举制并不是横空出世，早在科举制成立以前，中国人就已经有考试制度了，而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各阶层的兴衰，对于考试制度的影响极为深远。那么，在没有科举制的时代，中国人是怎样考试的呢？为什么这种考试，最终会变成了科举制度呢？
《礼记》中的考试思想萌芽
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有了考试取人的思想萌芽，《礼记》中就有不少相关的论述。比如《礼记·王制》就提到：
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
凡官民材，必先论之。论辨，然后使之。
按照《礼记》的思想，有关官员要向天子推荐“贤者”，至于被推荐的“贤者”是否合格，就需要通过“论辩”来考察。在这里，“论辩”已经有点考试的意思了。
《礼记·学记》里还提到，贵族子弟进入学校学习，也需要“中年考校”。每隔一年，就要“考校”一次，看看学业是否合格。
《礼记》中隐含着考试思想
当然，“论辩”“考校”未必就是考试，《礼记》里的内容也未必全在周代实施过。不过也可以看出，无论是针对政府从业人员，还是面向学校学生，古人都认为通过一定的程序，可以检测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
这就成为日后中国考试制度的滥觞。
汉代的太学“毕业考试”
西汉元朔五年（前124），汉武帝正式成立太学，《礼记》中的考试思想萌芽，开始获得实践。
太学最初招收了50名学生，这些人都是18岁以上，仪表堂堂。他们一般是从《鲁诗》《韩诗》《齐诗》《尚书》《易》《礼》《公羊春秋》这7个科目（即“五经七家”）里选择一个，然后跟随相应的博士进行学习。当然，学有余力者，也可以兼学其他科目。
在太学学习一年以后，太学生就要参加经术射策的考试，只要一门通过（“能通一艺以上”），就可以从太学顺利“毕业”。当然，由于西汉太学的大多数学生只学一科，所以只要把自己这一门专业课拿下，就可以毕业了。
反应汉代太学讲经的画像砖
太学“毕业”后，朝廷会根据太学生的考试水平授予官职。汉武帝时，太学生的考试成绩被分为甲、乙两科；汉宣帝时又增设丙科。甲科成绩最好，乙科次之，丙科最低。获得甲科的人，授予郎中之位；乙科授予太子舍人；丙科则为文学掌故。
也就是说，毕业考试成绩关系到未来的饭碗，从这个角度说，太学的“毕业考试”又是太学生们的“入职考试”。
不过，关于太学生考试是怎么分成甲、乙、丙三个等级的，还有争议。比如给《汉书》作注的颜师古就认为，考试的时候，考官已经把试题按难度分级，考生自己去选题作答。也就是说，考前我选的是乙科，如果考过了，我就被按乙科录取，授予太子舍人。
而《后汉书》注引《前书音义》则表示，颜师古瞎扯呢，按正常规矩，应该是考生作答以后，根据考试成绩来确定谁是甲科、谁是乙科。
相对而言，后一种说法似乎更靠谱。
但不管怎么说，西汉太学的“毕业考试”都是要分等级的，而且还会有“挂科”的情况出现。“挂科”生可以选择继续留在太学里学习，来年再考；一直挂就可以一直考。看来范进也是自古以来就有的。
通过太学经术射策考试来入仕，在西汉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不过既然这个考试有挂科的，那就仍然有通过率的问题。西汉末年平帝时，太学经术射策考试，甲科录取40人，乙科20人，丙科40人，合计100人；而当时的太学生已暴涨至1万余人。即便按照正常时期太学生1000人计算，那么通过率也只有10%。考过司法考试的朋友都应该知道，10%的通过率意味着什么。当然，这个粗算的通过率并不准确，也仅供大家参考。
除了通过率，还有就业率的问题。太学生的人数越来越多，不说王莽时有1万、桓帝时有3万这种巅峰时期，就是平时也大体保持在一两千人的规模。就学、毕业的学生越来越多，可是汉朝政府能提供的相关职位却非常有限，于是太学生的就业便“压力山大”，甚至在东汉灵帝熹平五年（176）和献帝初平四年（193），朝廷要破格给60岁以上的太学生分配工作。
毕业即失业，看来学生的焦虑也是自古以来就有了。
汉代的“司法考试”
除了学校里有考试，汉代政府部门里也有。
最一般性的叫史书考试。当然大家不要望文生义，这个考试不是考历史的，而是考文字读写能力的。
汉朝刚建立时，萧何制定了一个有关政府录用人员的法规。按照规定，由太史组织考试，参加考试的学僮如果能够背诵9000字以上的书，就录用为“史”；如果再通过了“六体”或“八体”考试，就会根据其成绩高低，录用为尚书令史或御史令史（兰台令史）。
影视剧中的萧何
这里参加考试的学僮，可能是来自各郡培养文吏的学校，在秦代称为“史子”；而考试的内容，基本上就是《仓颉》《史篇》这些秦代传下来的启蒙识字课本。
看起来，史书考试可能秦代就有了。由于在政府里担任官吏，识字写字是最基本的技能，所以史书考试其实就是一个最基础的政府从业资格考试。
这个考试到了东汉突然升级了。
东汉自光武中兴以来，尚书台权力渐重，光武帝对尚书台官吏的选拔非常上心。尚书台在各曹尚书下设有尚书郎，尚书郎下又有令史。本来按照旧制，尚书郎开缺，一般由令史补上去。当然，这些令史在入职时，早就通过了史书考试。
但是光武帝却改变了这个制度，改用察举而来的孝廉郎（后面详细说这是个啥）来担任尚书郎。由于孝廉郎在入职前没有参加过史书考试，因此在他们担任尚书郎前，有关部门又安排了
笺奏之试。笺奏之试的考试内容有两个，一个是“试笺奏”——也就是公文写作，这个好办，掌握格式技巧多练习就好；另一个则是“结文案”——也就是说要熟练掌握东汉的律令，并能够根据这些律令来断案。这就是一个很专业的技能考试了，堪称是当时的“司法考试”。
按照规定，尚书郎笺奏之试要求缺1人，就要有5人参加考试，录取率20%，基本也赶上现在司法考试录取率较高时的水平了。
首个全国性官员选拔考试制度——阳嘉新制
太学“毕业考试”存在通过率和就业率问题，整个东汉几乎找不到从太学直接毕业入仕的典型案例，有学者推测，这些太学生可能都去参加察举了；另一方面，参加尚书郎“司考”，首先要成为孝廉郎才有考试资格。那么察举是什么呢？孝廉郎又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察举是一种选官制度，它要求宰相、地方长官等高级官员发现身边的人才，按照相应的科目，定时或不定时地向中央推荐，随后由中央任命这些被举荐的人才为官。
察举有很多科目，孝廉是其中之一。打个比方，今天我们在学校里也有很多科目，比如语文、数学、英语，你的语文特别好，被班主任发现了，便向上级推荐；这样，就可以称你是被“举语文”了。“举孝廉”的意思大体如此。
被举孝廉后，就可以到中央政府拜郎官。郎官主要的职责是充任宫殿宿卫，保护皇帝安全；由于经常跟皇帝见面，就有机会让皇帝发现你的才能。因此“拜郎”在当时是非常荣幸的事情。举孝廉而拜郎的，就被称为“孝廉郎”；太学毕业后甲科授予的郎中，也是郎官的一种。
大名鼎鼎的司马相如，担任郎官期间可没少讨汉武帝欢心
当然，成为郎官后，虽然有职责在身，但严格来说还只是“预备官员”，还需要获得任命才能正式走上真正的工作岗位。甚至于有时还要通过入职考试，比如前面提到的尚书郎笺奏之试。
包括孝廉在内，早期的察举制度没有考试。不过在东汉突然发生了一次改革，这次改革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选官考试制度——阳嘉新制。
东汉顺帝阳嘉元年（132），尚书令左雄上疏，提议对孝廉察举制度实施改革。汉顺帝批准了左雄的方案，并在这年十一月正式宣布改革措施，由于当年是阳嘉元年，所以新制度被称为阳嘉新制。
新制规定，被举孝廉者，必须达到40岁；孝廉被举荐到中央后，还要参加中央组织的考试，只有考试通过，才能被中央认可，正式以孝廉拜郎。
考试的科目有两种：一种是针对儒生的，叫“诸生通章句”，也就是儒学经术知识考试；另一种是针对文吏的，叫“文吏能笺奏”，考试内容和尚书郎笺奏之试一模一样，就是公文写作和司法案例分析。孝廉根据自己的身份和特长，选择其一应试即可。
孝廉考试的环节有两个。孝廉来到首都雒阳后，首先到三公（宰相）的公府参加笔试，也就是“诸生通章句”或“文吏能笺奏”。
接着，孝廉到北宫南阙的端门参加复试。
今天北京的故宫依然有端门。在汉代，端门是宫城南阙的城门，负责守卫这里的是公车司马令。当时臣民上书或皇帝征召，都要经过公车司马令和南阙城门，后世戊戌变法前夕的“公车上书”，其称谓即可溯源至此。而公车司马令掌管的端门，就是一个经常举行察举对策的地方，甚至端门对策因此被称为公车对策。选择这样一个地方作为孝廉的复试地点，可见仍有“求贤”“求言”的意思在。
东汉雒阳城
端门有屋宇，可供人们在里面活动。端门复试由尚书省的长官尚书令及属官尚书郎主持，形式大抵是尚书省官员对孝廉进行审查，有疑问的地方直接诘问，孝廉要做出满意的回答，否则就有可能通过不了复试。
比如阳嘉新制实施以后，有一个叫徐淑的孝廉，年龄还不到40岁，按新制是不能举荐的。主持复试的尚书郎便对徐淑提出质疑。徐淑却回答：“诏书上说了，如果有颜回、子奇这样有才华的人，那么察举的时候就不用受年龄限制，所以我们郡就把我举荐来了。”尚书郎被徐淑噎得哑口无言。
时任尚书令的左雄也在现场，立刻怒怼了回去：“当年颜回‘闻一知十’，孝廉你现在是‘闻一知几’？”徐淑无言以对，于是遭到遣返，“举孝廉”当然也就泡汤了。
可以说，阳嘉新制和今天的单位招聘考试、研究生考试很像。第一个环节是笔试，考的是专业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第二个环节是面试，要对参加考试的孝廉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尤其是复试重点在审查，这又有点政审的意思了。
阳嘉新制还有一些别的内容。比如光武帝规定，举孝廉之前，郡太守要委任被举者担任一些职务，让他熟悉行政事务，顺便也观察一下这小子是不是有真才实干，这被称为“试职”制度，有点先实习再转正的意思。阳嘉新制实施以后，不仅公府举荐人才前也需要试职，而且试职也要求要满1年。
阳嘉新制是中国第一次以中央名义，全国范围内举行的选官考试。考试的意义当然在于进一步选拔人才，不过被举孝廉者要先试职，再被举主推荐，最后才是考试。考试是只是一个辅助手段，在当时并不是太受人重视。
何况东汉时期察举科目甚多，除了孝廉科外，只有贤良科有类似考试的“对策”（严格来说并不是考试）。那么为什么只有孝廉科出现了考试呢？
确立察举孝廉制度的汉武帝
察举制度其实是一个大杂烩，包容的项目甚多。汉武帝以来，一方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需要儒生参与儒家官方意识形态的建设；另一方面仍遵循秦代以来以吏治国的基本原则，需要文吏维持政府的运转。这样，在选拔官员方面，就需要儒法并重，同时给儒生和文吏提供仕途。
比如儒家提倡“求言”，察举就有贤良科；儒家要求地方向中央“贡士”，察举就有秀才（东汉称茂才）、孝廉科；法家要求吏道，察举就有尤异、廉吏科。
大多数察举科目面对的对象都比较专一，或儒或法，但孝廉科却不同。
孝廉，从名字就能看出来，是重视“孝”和“廉”的科目。儒家主张孝，法家主张廉，孝针对儒生，廉针对文吏，因此从汉武帝设置孝廉科开始，这个科目就是同时面向儒生和文吏的。也正因如此，孝廉的包容性最强，甚至左雄设计考试，都要分别为儒生和文吏提供“诸生通章句”和“文吏能笺奏”两种形式。
儒家重“德”，法家重“能”，考试方法重“文”。其实汉代察举长期受“德”“能”“文”三种因素支配，不过阳嘉新制打破了三种因素的分量，于是引起了大量吐槽。
张衡表示对察举考试很不满
比如那个既发明了浑天仪、地动仪，又与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并称“汉赋四大家”的张衡，就对阳嘉新制极为不满。理由是“自初举孝廉，迄今二百岁矣，皆先孝行，行有余力，始及文法”，结果现在却因为要进行考试，而忽略了孝行，这太不像话了。
其实张衡吐槽并没有吐在点子上，因为顺帝下诏举孝廉的时候，是称“考德行，试其经奏”，毕竟考试之前，原则上是还是得思想品德过关。不过品德这种东西毕竟没法通过考试来考出来，所以只能要求举主们自己去考察了。
除了张衡，胡广也提出了异议。胡广是东汉重臣，三公从司空、司徒到太尉做了个遍，最后更是做到上公太傅。与张衡重“德”相反，胡广重“能”，觉得考试这种小把戏不实用，强烈要求把“六奇之策”“郑、阿之政”这些实干技能作为察举的重要标准。
有关考试存废的争论，直到三国时代仍然没有消停。
魏文帝曹丕在位时，三公府上又为这事儿吵了起来。当时一部分人认为“举孝廉本以德行”，要求废除考试；司空王朗（对，就是小说里被骂死的那位）则坚持“试之以事”，主张考察能力；最后，还是支持考试的司徒华歆说服了曹丕，把考试制度保留了下来。
“王司徒”出马，想必“必有高论”
东汉时期，阳嘉新制总体上还是较好地执行了。不过，有些规定从一开始就开了小差，比如关于40岁举孝廉的限定，就没能很好的贯彻。还在阳嘉年间，就有陈球以20多岁举孝廉；灵帝熹平三年，曹操也以20岁举孝廉。所以40岁举孝廉的规定几乎成了一纸空文。到了曹魏黄初三年（222），曹丕正式废除了举孝廉的年龄限制。
此外，曹魏的孝廉考试还有更为重大的调整。
阳嘉新制提供了儒生和文吏两种考试，但是随着试职制度的推广，儒生与文吏的融合，兼有儒学知识和文吏技能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汉末名士声名鹊起，单纯的文吏地位越来越低。
曹魏刚建国时，曹丕遵循阳嘉新制，仍然是儒生、文吏并称，但实际上以文法举孝廉者极少。也就是说，对于纯文吏，法律规定你有举孝廉的机会，但是却没有人给你这个机会。
这也暴露了察举制度的弊端：核心环节是举主举荐，而不是才能的考试；不能获得推荐，你再能考也没用。
太和二年六月，魏明帝曹叡下诏，要求“贡士以经学为先”。从此，举孝廉成为儒生士大夫的专利，过去两种形式的孝廉考试，也合并成为孝廉试经。
西晋：自由报名考试的萌芽
东汉以来，世家大族逐渐兴起。到了汉末，衣冠世家的文化色彩日渐浓厚，至三国时期逐渐形成了士族。曹魏建国后，九品中正制与清途（清官入仕迁转之途）结合，士族不费吹灰之力，靠着门第即可获得高贵职位。这样的日子久了，谁还会苦哈哈地找人推荐参加考试？
士族势力膨胀，在西晋时期更是势不可挡。特别在很多人眼里，司马氏建立的晋朝就是一个士族王朝。不过在西晋初年，晋武帝司马炎却反其道而行之，大力兴办察举；比起汉魏，司马炎比任何一位皇帝都更加重视考试的分量。在此期间，考试制度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司马炎也做了许多扶持寒门子弟的事儿
首先，除了孝廉试经，察举的秀才也需要参加对策考试，这是史无前例的。汉魏时期，需要参加对策的是贤良科。按照传统，皇帝会就重大政治问题向全天下广泛征求意见与建议，被举为贤良方正者，就要来到首都参加对策，也就是根据皇帝的命题写篇时政作文，跟今天公务员考试的申论很像。
由于这种对策带有求言性质，因此并不会有“挂科”现象。也就是说，只要被举为贤良，不管“申论”写得怎么样，都会被录取授官。所不同者，在于皇帝和有关部门会根据“申论”写得好坏，排出个名次而已。所以，贤良对策其实并非真正的考试。
秀才对策就大不相同了。晋代法律规定：
举秀才必五策皆通，拜为郎中，一策不通，不得选。
也就是说，一共有五道“申论”题，被举为秀才者必须五道题都过关，才能被录取。有一道题不行，准秀才就得挂科。
一般来说，在每年十月到十二月间，各级有举荐权的长官开始举荐人才，这些被举荐的秀孝（秀才和孝廉）于次年的正月或二月，到首都参加考试、接受审察。秀才对策由尚书省官员主持，而孝廉试经则由博士主持。
除了察举有孝廉试经、秀才对策，西晋继续保持学校考试制度。只不过当时为了照顾士族，在太学之外，又设立了士族学校——国子学。国子学生和太学生通过“毕业考试”后，与秀孝一样，授予郎官。
西晋的郎官又称散郎、王官，与汉代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再担负宫殿侍卫、献言建策的职责，而成为纯粹的“预备官员”——拿着俸禄，等待正式的官职任命。
无论是秀孝考试还是学校考试，西晋都会根据考试结果，分成上第、中第、下第三等，上第授予议郎，中第授予中郎，下第授予郎中。三种郎官的不同之处在于，在等待正式迁调任命之前，所拿的工资不同，待遇不同。
士族社会，拼爹第一
至于日后被任命的官职是高是低，对不起，跟考试成绩无关，在这个士族横行的社会，好好“拼爹”吧。在那个年代，通过考试、拜为郎官却常年不给正式官职任命的大有人在。
即便如此，西晋的考试也还是有一个难掩的闪光点——白衣试经。
汉魏时期，虽然一直可以通过学校考试而进入仕途，但前提是必须先也学籍。有了学籍，在学校里学习，才谈得上参加“毕业考试”，才谈得上通过考试后授予官职。
而到了西晋时期，法律明文规定：
诸生有法度者及白衣，试在高第，拜郎中。
当时，在“国立学校”读书的学生，有专门的制服；而那些非官学的学生以及自学者，自然没有制服，因此被称为“白衣”。
因此，根据西晋法律，没有在国子学、太学等官学学习的学生，包括在家里自学者，都可以参加学校考试。看来，西晋的学校考试已经不能叫“毕业考试”了，毕竟这个考试允许“自考生”参加。
其实早在曹魏时期，魏明帝就规定郎吏可以申请参加由博士主持的经学考试，但这毕竟是一时之制，范围有限。而西晋的白衣试经，却已经明明白白写入了《晋令》。
白衣试经，已经隐含了日后科举考试的自由投考形式萌芽。
梁武帝：打破考试的身份限制
晋武帝将察举和考试搞得风生水起，表面上看热闹非凡。然而，毕竟胳膊拧不过大腿，“秀才对策”“孝廉试经”“白衣试经”等考试，很快就淹没在士族的九品清途之中。东晋“王与马共天下”，在门阀制度之下，连皇帝都被架空，被士族摒弃的察举考试和学校考试，自然也难登大雅之堂。
当时，察举和学校考试成为社会中下层崭露头角的最后窗口，虽不乏有陶侃（传说中的陶渊明曾祖父）这样的人物，由察举考试起家，一路做到一品大员；但大多数由察举走上仕途 者，或默默无闻，或碌碌无为。
陶侃这样的人物，毕竟是凤毛麟角
东晋末年，士族转衰，掌控朝政的刘裕着手振兴察举制度。整个南朝，察举制度复兴，学校制度渐盛。
南朝察举与学校，与汉魏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对考试的越发重视。
南朝的察举考试由尚书省的吏部曹负责，拟定考题的一般是吏部郎中（南齐则是中书郎）。不过，考题都是以皇帝的口吻发问的。比如梁武帝天监三年（504）的考题，就是以“问秀才，朕……”的形式来提问的。
那么具体考些什么呢？秀才对策与西晋一样，仍然是考五道“申论”题，原则上跟时政有关。比如上面提到的梁天监三年的考题，就涉及到如何使国家富足、如何使言路畅通的问题。
当然，这只是原则上，实际上秀才对策最重视的是文章的文采，由于士族都是文化大族，六朝文采斐然，因而南朝的秀才科格外受到士族青睐。
南朝秀才对策的通过标准，与西晋还是略有不同。
宋明帝泰始三年（467），颁布了新的秀才对策考格。新制规定：秀才考试成绩分为四等，五道“申论”题全部通过的为上第；通过四道和三道的为中第；通过两道的为下第；只通过一道或一道都没通过的则为不及第。这样一来，秀才的考试难度和录取比例比西晋要高多了。
孝廉试经，大概是10道有关经学简答论述题。相比于秀才对策的文采飞扬，孝廉试经更讲究对经典的记忆准确。
不过这个考试也不是全靠死记硬背，还是有发挥考生才气识见的余地。正因如此，有人就将秀才和孝廉的考试文章编成了《孝秀对策》，你是当“高考作文选”也好，还是当文人雅集也罢，总之这些文章自有他们的文学价值。
秀孝考试靠写文章，自然是笔试。而南朝的学校考试却采取口试，这个考试称为明经射策，兼有学校毕业考试和入仕资格考试的性质，入学者要学满1年才有考试的资格。
梁武帝萧衍，他对南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均有重大影响
南朝的学校考试也面向“自考生”。天监五年（506）五月，梁武帝即下诏：
诏能通一经，始末无差，许以叙录。
只要考试能通一经，都可以录取，授予官职，参考者的门第身份不受限制，没有学籍的自学者也在其中。
梁武帝的明经策试打破了士族社会的身份限制，比西晋的白衣试经有了更大的发展，距离科举制度的自由报名投靠又近了一步。
不过，开放考试报名条件的同时，梁朝明经策试也遇到一些问题。由于国子学和太学员额有限，管理严格，许多不学无术的贵族子弟无缘入学，只好也来参加“自考”。据《颜氏家训》记载：
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明经求第，则顾人答策。
这帮不学无术的士族N代，索性找“枪手”去参加考试。可见，有考试的地方，就少不了作弊。
北齐：更自由的考试机会
南朝考试越来越扩大化，北朝也没闲着。
北朝察举考试中，最基本的仍然是秀孝。考试内容与重点跟南朝差不多，所不同者，北朝秀才对策由中书省主持，孝廉试经先由中书省、后由集书省主持，而考试成绩的评定、考后官职的授予则由尚书省吏部考功郎中负责。
考试当天，考生们头戴进贤一梁冠，身着绛公服，象征着已具备入官资格。进入考场后，考生席地而坐，开始作答。考试结果按成绩分为上、中上、中、下四等，上和中上两等授予官职，而中和下等实际上等于落第（即落榜）。
虽然自汉代以来，察举考试就有落第规定，但实际上落第并不普遍。毕竟察举制度的核心是推荐而不是考试，考试只起辅助作用。但是北齐时，明文记载了马敬德、刘昼两人因考试不过关而落第，这是察举岁举中落第者最早的姓名可考者。 这说明在北齐的察举中，考试的作用越来越大，察举合格与否的核心不再是推荐，而是考试成绩。
网上总有人把北齐称为“禽兽王朝”，然而这个短命政权有很多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
北朝考试更具特色的是“求举”和“推择充举”。前面提到的那两个落第考生马敬德和刘昼，他们并非是刺史太守主动发现、推荐的，而是自己找上门来，要求地方长官给自己一个考试资格。作为察举中的推荐者，长官们也没觉得这个行为有什么不妥，在进行地方策试、确定他们确实有能力参加考试以后，就真的向中央做了推荐。
这个“求举”行为，对后世影响深刻。唐代确立科举制度后，举人可以向地方长官“投牒自进”；而地方长官也要通过考试来确认举人确实有应试之才，然后举人才参加贡举。可以说，科举制的这一程序，正来自于北朝的“求举”。
除了“求举”，北齐还有“推择充举”制度，也就是孝廉可以直接从地方学校（郡学）的学官（博士、助教）和学生中推举出来。郡学每隔三年有一次毕业考试，孝廉实际上也是一次经术考试，所以在实行“推择充举”以后，地方学校考试与察举孝廉成了一回事。可以说，此时的学校不仅是专门的知识培训机构，更是直接为察举考试服务的，这就将学校和全国性选拔考试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科举制前夜
至此，科举制该有的要素，察举制几乎都有了。
察举制的中心环节，从举荐转移到考试；
察举的标准，由兼及“德”“能”，变成以专门的文化知识检验；
察举的长官，由举荐权力，变成搜罗文人以应试的责任；
察举考试的程序不断严密化、规范化；
南朝自学者可以申请参加明经策试，北朝士人可以自由“求举”获得考试资格，自由投考制度正在酝酿；
梁朝国学可以考举明经，北齐郡学能够“推择”孝廉，学校与选官考试的联系越来越密切。
一个全新的科举考试时代，呼之欲出。
参考文献
《礼记》
《汉书》
《后汉书》
《后汉纪》
《三国志》
《宋书》
《梁书》
《北齐书》
《隋书》
《艺文类聚》
《通典》
《文选》
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安作璋：《秦汉官制史稿》.[第2版]，齐鲁书社，2007
谢青 汤德用：中国考试制度史，黄山书社，1995
孙培青 裘士京 杜成宪：中国考试通史.（1）先秦至隋唐五代，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日]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韩昇 刘建英 译，中华书局，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