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近一百年前，当帝国主义侵犯中国主权，当爱国民众遭到镇压和屠杀之后，帮闲文人们也曾跳出来对“三一八”烈士大泼脏水——“说她们是‘暴徒’”“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一个世纪的漫长时间并没有让流言家们增长本事，如今他们唱的还是这一套老调子。然而，是狐狸，无论怎样幻化成美女，也总是要露出尾巴的。果然，“有识之士”们在羞羞答答地演完了“理性爱国”的文明戏后，终于露出了藏在下面的卖国真面目。方方日记在海外出版的武汉日记，
书的副标题：来自疫情中心源头的报道。
扣死了中国武汉为源头。
这个女人不简单啊，不只是写一个日记一点点事情，这是要把国家往死里坑。现在中国疫情还没过，死者的血还未冷，然后书就已经出版了，这种摆明了吃人血馒头，而且还要吃热的。如今更是明目张胆地站在国家与人民的对立面，方方日记所要达到的真实目的已暴露无遗，她就是通过反党卖国来跪舔她的美国主子。
1938年12月29日，已经逃到越南河内的汪主l席，发表著名的“艳电”，公开投敌叛国，响应近卫文麿（mǒ）第三次声明，组建伪南京政府，上了日本头条。
汪精卫的艳电，就像汪精卫脱光了衣服发的电报一样，不过内容的确不堪入目，不要脸到了极致。
这是抗日战争最危险的时刻，因为汪精卫作为仅次于凯申公（蒋介石）的国府二号人物（也当过一把手），位高权重，影响极坏，他的投敌，危害可不亚于50万日本军队的破坏。
在他影响下，先后超过150万中国军队向日军投降，当了伪军二鬼子。据统计，投敌的国军中，少将以上军官有几十人之多。
更重要的，他帮日本实现了“以华制华”，一方面为日本提供了大量的粮食物资和后勤补给；另一方面，给日本腾出手，扩大了侵略的范围。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81年后，又有一位‘’才华横溢＂的汪主席，又在关键的时刻，带枪叛变投敌，又上了外国头条，她就是湖北省文联、作协前主席——汪芳，笔名方方。
看过方方日记你就会发现她是个两面双标的人，说话阴阳怪气的。比如2月5日，她的标题是《我们所有人，都在为这场人祸付出代价》。
这个标题很恶毒啊，直接把国内的这一场疫情给定了性。她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把人民群众的恐惧和怨恨引导到对党和人民政府的仇恨和对立上来。
不禁让人有一种历史的穿越感。
“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这些“高论”当然不是凭空冒出来的。“殷鉴不远”，当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时，抛出的就是这一套东西。他们说中国是劣等民族，国事腐败，非优等民族不能拯救，需要日本来建立“王道乐土”，实现“共存共荣”。（这个观点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人权高于主权”。）国内的汉奸投降派也纷纷应和这样的观点，鼓吹中日亲善、以妥协换和平，散布失败舆论，论证投降逻辑。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就明确指出：“投降主义根源于民族失败主义，即民族悲观主义。”（“民族失败主义”“民族悲观主义”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长期饱受殖民侵略所形成的殖民地思维至今还有市场，利用内部问题和民众情绪不加分析地妄自菲薄与抹黑还颇有迷惑性。孟子说过：“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妄自菲薄与妄自尊大一样是没有根据的，是有害的。那么，是不是国内问题不能批评，批评了就是“自侮”呢？当然不是。对国内问题可以批评，但目的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以增进社会肌体的健康，增强团结与力量；而不是搅乱民意，制造分裂，以至开门揖盗，为侵略者张目。这是判断爱国言论还是卖国言论的一条准绳。
爱国需要理性，但这个理性必须建立在爱国的立场上。对于在表达爱国立场时出现的非理性言行（这里不包括恶意为之、混淆视听的那一类）应该批评，不批评就会走向反面。但是有一点必须明确：国家安全是最基本的人民利益，站在爱国的立场上，就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这个原则问题是不容“批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