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納博科夫的生日究竟是哪天？
今天（4月22日）是納博科夫的誕辰，但不是納博科夫的生日。
嗯？這句話怎麼聽著怪怪的？從小到大都是數學課代表的譯文君，默默推了一下隱形眼鏡，察覺到事情並不簡單。
在多方查證之後，譯文君拿出解答江蘇高考數學卷最後一道大題最後一小問的精神，終於搞清楚了到底是怎麼回事。
👆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修改曆法造成了俄歷與公曆的差異
首先我們要清楚，俄歷與公曆之間，有10天的時間差。
但由於地球公轉的存在，俄歷每400年會比公曆少3天。只有能被400整除的世紀年（比如1600年、2000年、2400年……），俄歷才會置閏，重新變為10天的時間差。
於是，18世紀的俄歷比公曆差11天，19世紀差12天，到了20世紀，就變成了差13天。
而納博科夫好巧不巧地出生在19世紀最後一年的俄歷4月10日（公曆4月22日）。當他過一週歲生日的時候，已經是20世紀了，這一年的俄歷4月10日對應的公曆日期，也變成了4月23日。
所以，雖然出生在4月22日，納博科夫人生中的第一個生日和之後的每一個生日都是4月23日，和另一位偉大的作家莎士比亞的生日——同時也是4·23世界讀書日——撞了檔期。
2 納博科夫，老陀頭號“黑粉”？
有兩個“生日”的納博科夫，筆下的人物也常常有
雙重人格或者鏡像形象：在《眼睛》裡，斯穆羅夫因為被情敵侮辱而開槍自殺，分裂成兩個矛盾的形象，“因為我並不存在：存在的只不過是反映我的成千上萬面鏡子。我多認識一個人，像我的幻象數也隨之增加。他們在什麼地方生活，它們就在什麼地方增殖”，小說的敘述就此展開；在《絕望》裡，赫爾曼殺害與自己長得一模一樣的流浪漢菲利克斯，企圖以此騙取保險金；還有《洛麗塔》裡亨伯特與奎爾蒂、洛麗塔與安娜貝爾，以及《微暗的火》裡謝德與金波特……閱讀納博科夫創造的這些雙重人格人物或者鏡像形象，常常讓人想到俄國作家中最擅長這一手法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然而，納博科夫“瞧不上”老陀是出了名的，在《俄羅斯文學講稿》裡，納博科夫直言不諱地寫道：
在我所有的課上，我切人文學的唯一視角就是我對文學的興趣——也就是說，從藝術的永恆性和個人天才的角度來看。就這一點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算不上一位偉大的作家，而是可謂相當平庸——他的作品雖不時閃現精彩的幽默，但更多的是一大片一大片陳詞濫調的荒原。
這麼辛辣的評價，倒是挺符合納博科夫的毒舌人設。納博科夫一點也不在乎老陀的忠實讀者們的感受，而這又讓同時喜愛他倆的讀者陷入微妙的兩難境地。據說，納博科夫在大學課堂上發表他挑釁性評論時，兩次有學生憤然出走表示抗議。一次是因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另一次是因為弗洛伊德。（順帶一提：弗洛伊德恰恰相當推崇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被讀者親切地稱為“老陀”
然而，細心的讀者會注意到，納博科夫嘴上diss老陀，實際上他與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間的距離，比我們想象中的更近。
首先，納博科夫與老陀都是普希金的擁護者和自覺的繼承者。別林斯基認為普希金的時代已經結束，老陀卻堅持肯定普希金的意義，從人民性和世界性兩個方面高度評價普希金的進步意義；當車爾尼雪夫斯基等人以功利主義文學觀念貶低普希金，納博科夫以一部小說《天賦》有力地回應了車爾尼雪夫斯基。他們共享著普希金開闢的俄羅斯文學傳統，並且自覺地在文學創作中繼承這個偉大的傳統。
其次，納博科夫與老陀都把主人公的自我意識作為小說的基本內容。在《罪與罰》裡，人物周圍的現實變成模糊的背景，人物內心的現實和人物的內心聲音成為重心：重要的不是聖彼得堡，而是行走在聖彼得堡街頭的那個青年內心洶湧心潮與自我剖析；納博科夫塑造人物時同樣以自我意識為主導，當他筆下的人物將自己周遭的世界向讀者“娓娓道來”時，他們並非在描繪一個正常的世界，而是囚禁著他們那旺盛的、反叛的、欲求自由而不得的自我意識的牢籠。納博科夫的小說
《絕望》最初取名為《欺世者手記》，再加上很多相似的設定，極有可能是對陀氏的戲仿。不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組織自我意識的時候，更偏愛復調，而納博科夫似乎喜歡用獨白。最後，納博科夫與老陀擁有相近的現實觀。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說：“我對藝術有自己的現實觀，那些在大多數人看來處於幻想和反常邊緣的東西，對我來說恰恰是真實的本質。”陀氏常常將神秘的宗教體驗、病態的感受與內心所渴望的心靈自由雜糅起來，在這種特別的狀態中感受超凡的真實；而納博科夫在接受《巴黎評論》採訪時，就某些評論家批評他的作品“是靜止的世界，不像每天的現實世界那樣分崩離析”回應道：
誰的“現實世界”？什麼地方的“每天”？請允許我指出“每天的現實世界”這個短語本身才是徹底靜止的，因為它預設了一個可隨時被觀察到的情境，這個情境本質上是客觀的，而且無人不知。
雖然納博科夫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diss常常令俄羅斯文學愛好者耿耿於懷，但是，身處同樣的文學傳統之中，他們的共同點也許比我們想象中的更多。納博科夫對陀思妥耶夫斯基毫不掩飾地批評，這是他的直爽性格決定的。
3 用小說對抗“簡化的蛀蟲”
既然聊到“現實”的問題，就不得不提到納博科夫最顯著的風格特點：反現實敘事。縱觀納博科夫用英文創作的小說，除了《普寧》還保留著強烈的現實感，其餘的作品都以大膽的實驗性著稱。
《絕望》充斥著“元小說”傾向，《洛麗塔》被視為後現代主義小說的先聲，《微暗的火》被設定在一個虛構的“贊巴拉王國”裡，《愛達或愛慾》更是發生在一個叫“反地界”的星球上。
為什麼納博科夫要如此設定呢？如果按照一般的文學理論，文學作品最終都指向現實生活，那麼，乾脆將這些故事放置在一個足夠“現實”的背景中，不是更容易讓讀者接受嗎？
不不不，絕不能如此！故事及其背景太過逼真，以至於讓讀者錯以為確有其事，這恰恰是納博科夫最不希望看到的。他在《文學講稿》裡明確說：
文學是創造，小說是虛構。說某一篇小說是真人真事，這簡直侮辱了藝術，也侮辱了真實。
在過於長久且強大的現實主義文學傳統的影響下，讀者們打開一本書，除非看到兔子會說話、小男孩懂魔法、長著3隻眼睛或4張嘴巴的外星人，否則他們就會默認書中的故事與現實事件是對應的關係。
👆納博科夫：不會真有人以為小說都是真的吧？
現實主義文學本身是沒有問題的。問題在於，普通人心中的“現實世界”早已蒙上了成見、常識、“想當然”的塵埃。原本生動的、變化的世界被掏空了內容，只剩下一些無聊的空殼和標籤。
一旦讀者默認了文學與現實之間的對應關係，就會迫不及待地用心中“想當然”的成見、常識、道德去臧否書中的人物。他們一邊讀著小說，一邊把這個人物歸為“蕩婦”、把那個角色視作“渣男”。作家的精心構思和謀篇佈局通通被忽略，精彩的故事最後成了成見、常識和道德的佐證，讓後者變得更加牢不可破。好吧，朋友，既然不想在小說裡“打開新世界的大門”，那一開始又何必打開一本全新的小說呢？
納博科夫在《文學講稿》一開篇就寫得很清楚：
但是，誰要是帶著先人為主的思想來看書，那麼第一步就走錯了 ，而且只能越走越偏，再也無法看懂這部書了。拿《包法利夫人》來說吧。如果翻開小說只想到這是一部“譴責資產階級”的作品，那就太掃興，也太對不起作者了。我們應當時刻記住，沒有一件藝術品不是獨創一個新天地的，所以我們讀書的時候第一件事就是要研究這個新天地，研究得越周密越好。我們要把它當作一件同我們所瞭解的世界沒有任何明顯聯繫的嶄新的東西來對待。我們只有仔細瞭解了這個新天地之後，才能來研究它跟其他世界以及其他知識領域之間的聯繫。
“把它當作一件同我們所瞭解的世界沒有任何明顯聯繫的嶄新的東西來對待”，很顯然，納博科夫這是在對讀者——同時也是對作者——提出更高的要求，而不是一味地迎合讀者的趣味，寫那些人人皆知的老掉牙故事。
假設作者不需要費盡心思虛構一個全新的世界，讀者也不用費盡心思閱讀，豈不是皆大歡喜？在接受《巴黎評論》採訪時，納博科夫借用了一個俄語詞彙來形容這些懶得動腦筋的作家或者讀者——poshlost ：
如果我們想揪出現代文字中的poshlost，我們就必須到以下這些東西里面去找：弗洛伊德的象徵主義、老掉牙的神話、社會評論、人道主義的要旨、政治寓言、對階級和民族的過度關心，以及大家都知道的新聞報道里的老一套。“美國不比俄國好多少”，或者“德國的罪孽我們全都有份”這一類的概念就是poshlost在作怪。
如果非要翻譯，poshlost可不僅僅是“庸俗”這麼簡單，還包含了平庸瑣碎、附庸風雅、精神世界貧乏空洞等特點——那麼，是否可以姑且稱之為“惡俗”？
仔細想一想，納博科夫所謂的惡俗（poshlost）和昆德拉的媚俗（kitsch）倒是有些異曲同工的地方。如果說媚俗（kitsch）是自欺且欺人，那麼惡俗（poshlost）就是內容創作者與內容消費者之間心照不宣的合謀了。實際上，昆德拉在《小說的藝術》中對poshlost之類的現象也有精妙的概括，他稱之為“簡化的蛀蟲” ：
伴隨著地球歷史的統一——上帝惡毒地允許這個人文主義的夢想實現——隨之而來的，是令人眩暈的簡化進程。確實，簡化所統領的白蟻大軍長久以來一直啃噬著人類的生活：即便最偉大的愛情最後也會被簡化成一副由淡淡回憶組成的骨架。但是現代社會的特性像惡魔似的，又強化了這個詛咒：人的生活被簡化為它的社會功能；一個民族的歷史被簡化為幾個事件，而這些事件又被簡化成一個戴著有色眼鏡的詮釋；社會生活被簡化為政治鬥爭，政治鬥爭又被簡化為僅僅是地球上兩大強權的對立。人置身於一個真正的簡化的旋渦裡，在其中，胡塞爾所說的“生活世界”宿命式地黯淡了，存在墮入了遺忘之中。
昆德拉還進一步提出來，正是因為世界被簡化成一個個空殼，小說才在我們的這個時代顯得尤為重要且珍貴，因為“小說的精神是複雜的精神。每一部小說都對讀者說：‘事情比你想象的複雜。’這是小說的永恆真理”。一個真正能夠理解文學藝術的讀者，不會想當然地、輕而易舉地對事物下判斷，尤其不能容忍自己被成見、陳詞濫調、空洞的口號控制大腦。
在最近的《十三邀》節目裡，許知遠和上海作家金宇澄對話。金宇澄在採訪中說：
我們的年輕的讀者，對“三觀不正”特別敏感。還有一個最不好的詞，“渣男”這個詞特別不好。人本身是非常複雜的東西，這個也“渣男”，那個也“渣男”，把這麼複雜的人性變化，用這麼低能的一句話，就去涵蓋它，實在是太幼稚、太可憐了。
的確，就拿納博科夫非常喜愛、經常用來舉例的《包法利夫人》，不就可以簡化成“家庭婦女出軌”的故事嗎？——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也一樣。
今天寫這篇文章，本來是給納博科夫慶祝生日的，沒想到先是聊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又聊到了昆德拉、金宇澄——毒舌老納反倒成了陪襯了。
但是閱讀不就應該是這樣的嗎？在作家與作家之間，有一條條隱秘的、曲折的草蛇灰線。閱讀這些作家費盡心思寫出的複雜的、精彩的作品，挖掘出這些偉大頭顱之間的相同之處，也讓自己的思想觀念時時活躍、更新，不正是閱讀的樂趣所在？
多讀優秀作家的好作品，做一個納博科夫“蓋章”的優秀讀者，用閱讀對抗“簡化的蛀蟲”，享受這個複雜、多變、絢爛的世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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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趙君. 探尋“現實”的本真內涵——論納博科夫“後現代式”現實觀. 外國文學評論. 2008. 04. 72-79.
劉佳林. 納博科夫與陀思妥耶夫斯基. 外國文學評論. 2010. 02. 87-99.
聶麗珠. 《文學講稿》和納博科夫. 廣西師院學報. 1994. 03. 3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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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世界讀書日是為了慶祝偉大作家莎士比亞的生日而設立的。這一天，“譯文號”旗艦滿載著書籍、文創產品與精彩的活動，來到莎翁的故鄉——英國埃文河畔小鎮斯特拉特福，參加盛大的遊園會！在“明星巡行”專區可以找到納博科夫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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