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过《鹤唳华亭》，也迷过《庆余年》，非要将二者分出高下的时候，才猛然发现，表面上一悲一喜、风格迥异的两部剧，内里竟是如此的相似。
《庆余年》宣传海报
“到底是精明，还是天真”
这是《鹤唳华亭》中皇帝对太子萧定权的评价，固然隐藏着君臣、父子间的复杂渊源，又何尝不是许多理想主义者所身陷的、无法自白的微妙处境？
谗岂有端，罪实无名；
全君臣义，成父子亲；
家国永安，天下太平；
君子今日，百罹成人。
用这样的文字替换掉兄长对自己的攻讦之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萧定权在几近落败的时刻仍守着心中的那份执念。
《鹤唳华亭》皇帝萧睿鉴
无论是对父爱抱有的始终不曾熄灭的幻想，还是感念于母亲的遭遇而善待妻子的诚心，亦或是对亲近之人的包容与信任，都令萧定权在勾心斗角的庙堂之上独自闪烁着旁人无法遮掩的光芒。
而他有的，范闲身上，同样也有。
嘴里念叨着俗到无趣的心愿，身体却很诚实地朝着光辉伟业去了，令人不禁有些好奇，“老娘”叶轻眉的伟大愿望，到底会不会被范闲这货实现呢？
人间失格，人间荒谬
借用太宰治的作品，实在是因为很多时候范闲都像极了叶藏。
更是因为，现实中的我们自己，也带着叶藏的影子。
《人间失格》同名电影海报
一个思想上与众不同的“世”外之人，本应时刻小心隐藏着自己的不同，却因这样那样的缘故，反被所有人接纳乃至追捧（杀机何尝不是一种认可？）——这实在是一个荒谬至极的故事，却又偏偏真实得令人挑不出错处。
有人说，《庆余年》中令人发笑的部分，是为了消解主题本身的沉重感。
《庆余年》范闲
我们笑范闲用插科打诨避开一个个别有用心的发问；
我们笑范闲用卖萌讨巧赢得一个个大佬的倾力相助；
我们笑范闲用无厘头的吐槽弥补两个时代的巨大隔阂；
我们笑范闲用诡思妙计在一群“老古董”中混得如鱼得水；
《庆余年》搞笑担当范思辙
却很少注意到，“讲了个梗，却被当成典故”，那深入骨髓的无助与孤独，
更难以体会到，“讲了真话，却被奉为神明”，那压抑克制的留恋与追思。
用“笑”与人亲近，更放大了早已无边无际的寂寞苦楚。
理想得可怜，现实得可怕
早在读到《菊与刀》时就隐隐觉察到，与一衣带水的日本相比，国人，无论古今，都更像是“理想主义者”。
《菊与刀》 鲁思·本尼迪克特 著
古人讲“克己复礼”，要求学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达且不论，穷困之时，又有什么能约束着读书人去做到“独善其身”？
无法条，更无监察，督促者唯有自身与天地而已，然而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又岂是史书能囊括在内的？
所幸，范闲与萧定权，皆在此列。
彼时读《菊与刀》，觉得将孔子的“仁”具体到方方面面的日本人简直现实得可怕，合上书回到现实生活中，不久，便已习以为常。论现实，论功利，国人必然在各民族中首屈一指。
而我们的两位男主身上，亦抹不去现实的印迹。
看他们屈身于当世规则之内，连旁观者都不得不畏惧于世俗的强大。
《庆余年》庆帝与范闲
不可理解，难以舍弃
古语有云，“夏虫不可语冰”，萨特也说，“他者即地狱”。
思想上的沟壑是最难以逾越的，可思想，又是一个人身上最难以更改、不会丢失的东西。
当理想信念被付诸于行动，无数盲目且麻木的群体将以固有的方式阻碍着，沉溺于现实种种，不理解，不改变。
即便是拥有真·主角光环的叶轻眉，也只能将理想刻在石碑上，被后世遗忘。
范闲也好，萧定权也罢，在与一切对抗的过程中，支撑自己的唯有一腔孤勇。
摔打过，痛苦过，怀着理想主义者特有的热情与天真，奔赴早已写就的结局。
《庆余年》言冰云
我盼着他们凭一己之力改变些什么，
盼着他们保持对所处世界的热爱，看得透现实，却亦能守得住真心，
即便只是在虚假的影视世界里。
似乎只有这样，才能给怀有理想的观者以勇气，
去写就属于自己的一曲哀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