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曾經說：“學問雖遠在中國，亦當求之。”這句話放在如今西方某些媒體所倡導的“去中國化”的背景之下，說不出的諷刺。
當今世界早已融為一個整體，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日趨緊密，任何一種想要將中國孤立在世界之外的思潮，都註定是徒勞無功的。
不提現在“中國製造”遍佈全球的地位，早在近代歐洲思想啟蒙運動之中，西方的先賢們就已經主動的從中國傳統文化之中吸取營養，博採眾長，才有了近代西方在思想上的進步。
而近代西方思想界吸納中國傳統文化的過程之中，儒家典籍“四書五經”的傳入，對近代西方思想變革，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一、中世紀末期，西方傳教士為了能夠了解中國文化，更方便在中國傳教，將“四書五經”引入歐洲，卻被近代啟蒙思想家所用，當成瓦解教會思想專制的武器
中世紀末期的歐洲，正處在黎明前的黑暗之中，教會和世俗政權勾結，採取高壓的文化政策，試圖穩固已經搖搖欲墜的封建統治。然而在社會各個角落，有識之士們早已經不堪忍受愚昧，在科學理想的道路上開始探索。
教會文化專制的執行機構：宗教裁判所
但在強大的教會影響下，任何新的思潮想要冒出來，必須給自己尋找一件“合法”的外衣，正如 “文藝復興”運動，藉助復興羅馬古典時期文化來推行“人文主義”，當時西方的思想家們，積極的從世界各地的文化之中汲取營養，為新思想的產生提供武器和證據。
正在這個時候，隨著傳教士跟隨航海運動，來到中國這片古老的土地之上，大量中國傳統的文化，通過他們傳入了歐洲。
當然傳教士將中國傳統文化帶回歐洲，不是為了讓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們將之當成武器，來挖教會的牆角的。
因為中國本土文化的根深蒂固，傳教士們遠渡重洋來到中國以後，才發現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很少信仰上帝，他們崇尚的是自己的祖先和民族的英雄，相信一切都要通過自己的雙手去創造，而不是等著上帝的恩賜。
對於我們自己人來說，這當然是傳統文化的精髓，是中華民族能夠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但對於那些不遠萬里來到中國想要傳教的教士來說，這無疑是一個噩耗。
為了能夠更好的傳教，讓天主教的教義能夠迅速在中華大地上傳開，傳教士們不得不深入鑽研中國傳統文化，試圖通過先了解，後接觸的辦法，方便自己傳教。
這個時候，被當時統治者奉為圭臬的“四書五經”就進入西方傳教士的眼簾。如果能研究明白這讓中國精英階層都鑽研學習的典籍，顯然對傳教士們的傳教，是非常有利的。
在這種想法之下，傳教士們將“四書五經”帶入歐洲，一人計短，十人計長，他們希望能動員整個教會的知識力量，摸透這刻入中國人骨子裡的思想文化。
傳教士
然而傳教士們沒有想到的是，在他們還沒有完成摸透“四書五經”這一偉業的時候，啟蒙思想家們，已經從這來自於遙遠的東方文化之中，汲取到了足以推翻他們文化統治的力量。
《論語》中說：
“子不語，怪力亂神。”
中世紀末期的思想家以此作為儒家是無神論者的證據，將其當成就算沒有宗教，人們也能建立起一個富足繁榮的國家的證據，以此來反對教會在思想上的黑暗統治。
著名思想家萊布尼茨則在《論中國人的自然神學》之中，將宋儒所提倡的“理”與基督教的神視作是一樣的，由此將具象化的“神靈”與“虛無化”的“氣理”相提並論，自然也是一種反宗教的思想轉變。
萊布尼茨
以上可以看出，中世紀末期中國儒家傳統“四書五經”進入到歐洲，是傳教士們為了能夠方便在中國傳教，試圖瞭解中國文化內涵所致，但其結果卻是近代啟蒙思想家，從“四書五經”之中，找到了更多反對教會文化專制的武器，並最終導致中世紀神權的瓦解，為歐洲近代歷史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二、近代歐洲資本主義制度發展遇到種種困難，在解決這些困難的過程之中，西方思想家廣泛的吸取了“四書五經”之中的營養
如果說中世紀末期“四書五經”在歐洲的傳播和擴散，還是無心插柳的話，那麼，資本主義興起後，近代西方文化界對於“四書五經”的推崇，則是在資本主義制度逐漸顯露弊端後，近代思想家們主動尋求解決之路的結果。
十九世紀中葉，經過最初的迅猛發展之後，歐洲資本主義的擴張已經從跑馬圈地逐漸轉為大小兼併。而資本兼併的結果，就是自由資本主義逐漸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
近代歐洲童工
而在這個過程之中，當時還是新生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弊端層出不窮，童工的問題，婦女權利的問題，農奴制度殘留的問題，資本家壓榨工人的問題。凡此種種，總結起來就是一句話，由於資本逐利的本性，社會財富迅速地向少數人手中聚攏，階級矛盾日漸尖銳，成為阻礙資本主義繼續向前發展的最大障礙。
這個時候，從封建制度下走出來沒多久的歐洲思想界，都有些懵了。當初啟蒙思想家們費勁心力的與中世紀專制的教會作鬥爭，經過艱苦卓絕的努力之後，終於讓新生的資本主義到來，然而僅僅一百年後，身處在十九世紀中葉的思想家們，環顧身側的時候，才發現世界並沒有變的想象中那麼好，反而由尖銳的矛盾帶來諸多社會問題急需解決。
“彼輩自歐戰後，大感歐洲文化之不足，而思採納東方之文化，以濟其窮，於是言孔子、釋迦哲學者皆大為社會所尊重。”
於是，傳統的儒家思想之中“仁者愛人”和“中庸”的概念進入了當時西方思想家的視線之中。這事說白了並不麻煩，就是在制度無法解決問題的時候，用道德去作為秩序的補充，緩和社會矛盾。
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是資本的本質。從追求利益的角度，在不影響效率的前提下，利用童工就是比利用成年人便宜，那麼資本自然要去用童工。可這種現象又勢必導致社會矛盾的尖銳。
要解決這個問題，資本主義本身是沒有出路的，可是儒家有，“四書五經”裡有。通過儒家“仁者愛人”的思想和“中庸之道”，西方思想家意識到可以在利益最大化和社會矛盾尖銳之間，尋求一個公約數，找到解決的辦法。
講到這裡其實已經很明顯了，想要解決資本追求利益最大化和人們基礎生存權之間的辦法，就是發達的社會福利制度。
孔夫子
如果沒有日漸發達的社會福利制度，西方資本主義恐怕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隨著經濟的蕭條已經走向末路了。但正是這種從“四書五經”之中所汲取的“仁者愛人”的思想和“中庸之道”的方法論，使得近代西方可以在資本主義社會繼續向前發展和緩和社會矛盾之間，找到了平衡點。
從這個角度出發，近代以來中國傳統儒家思想對西方現代制度的影響，是舉足輕重的。
三、近代西方在不同的強弱不同的文化地位下，都非常注重吸收外來的“中國文化”，這是其能夠在19世紀以後成為強勢文化的基礎
中世紀末期的歐洲，西方正處在黎明前的黑暗，正是其最低谷之時。而同時期的中國，大明王朝一統天下，鄭和七下西洋，最遠甚至航行到非洲，可以說是中國封建時代最後一抹榮光，此時我強彼弱。
十九世紀中葉的歐洲，資產階級革命取得成功，資本主義逐漸從自由資本主義走向壟斷資本主義，而同時期的中國，正在被列強欺凌，處於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邊緣。此時我弱彼強。
資產階級革命
在這兩個強弱對比完全相反的時代裡，在中國國內對待儒學的態度截然相反的兩個時期，西方的思想家們，卻都從中國傳統的“四書五經”之中汲取營養，促進了其本身社會和文化的進步。
正如作家巴金所說：
“（文化）不論來自西方或者東方，它屬於人類，任何人都有權受它的影響，從它得到益處。”
然而數百年後的今天，西方卻在中國日漸復興的大勢中，在中國從文化方面很多與西方趨同的背景下，掀起一股子“去中國化”的妖風，不得不說實在令人費解。
但是反過來，想想一百多年前閉關鎖國，自以為“天朝上國”的我們，或許能夠看出今天的西方之所以要“去中國化”的原因，這未嘗不是一種歐洲的閉關鎖國，值得人們深思 。
四、結語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文化作為一個國家和民族的軟實力，其最核心的競爭力無非兩點，一是民族性，一是世界性。民族性是其特色，區別於其他文化的本質。而世界性，則是其生存發展的手段。
要實現文化的世界性，就必須不斷的從世界各地先進的，或者是曾經先進的文化之中，汲取自己所能用到的營養，正所謂“黑貓白貓，抓住老鼠才是好貓”。中世紀以來“四書五經”在歐洲的傳播的發展，近代西方思想家對於中國學問和文化的追崇，正印證著這一點。
參考文獻：
《論語》
《論中國人的自然神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