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王磬
300多萬感染者、超過20萬人死亡、覆蓋185個國家……新冠疫情看似無差別地席捲全球。然而對不同國家和群體來說，它產生的影響卻天差地別。
“病毒面前並非人人平等。”倫敦大學學院健康權益研究所所長、世衛組織資深顧問邁克爾·馬默特（Michael Marmot）告訴界面新聞，過去十年裡人們的健康狀況沒有改善，受大流行病的影響，健康不平等的現象會更加嚴重。
在過去的四十年中，馬默特都在專注研究全球性的健康不平等狀況，足跡遍及各大洲。從1960年代起，他就領導了著名的“白廳研究”（Whitehall studies）——一項追蹤了一萬多名英國公務員健康與薪資狀況的實證研究。他擔任世界衛生組織健康問題社會決定因素委員會主席，長期為世衛總幹事提供關於健康公平方面的建議。他還先後擔任過世界醫學協會主席、英國醫學協會主席、歐洲科學院副主席等。憑藉在健康不平等領域的傑出貢獻，被英女王封為爵士。
界面新聞：您長期研究健康領域的不平等現象。在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中，這些不平等是如何體現的？
馬默特： 在大流行病的早期，冠狀病毒給大家的印象是，每個人都可能感染。在英國，查爾斯王子和約翰遜首相相繼感染；美國演員湯姆·漢克斯也感染了。看上去，病毒面前人人平等，沒有人能有特權。
但到了下一階段，人們被告知，要保持社交距離，要在家隔離，情況就大不一樣了。在疫情的初期階段，我們並不知道健康不平等會給人帶來怎樣的影響。我們只能預測。
今年2月25日，我發佈了《馬默特報告2020》（Marmot Review 2020），回顧了過去十年英國的健康不平等問題。這份報告每十年會更新一次。在過去的十年裡，我們發現平均壽命已不再增長，健康不平等卻在加劇。我們研究了兒童貧困，幼兒早教，就業和工作條件等方面。它們是導致健康不平等的主要因素。人們沒有足夠的錢來維持生計，沒有穩定的工作和居住場所。受大流行病影響，這類健康不平等現象會更加嚴重。
首先來談收入問題。英國政府承諾，將支付上班族工資的80％。這是一個很好的回應。但是對於那些生活處在貧困線的人來說，拿到80%的工資會直接把他們的生活拉到貧困線以下。高收入群體損失20%的工資還可以對付，但是低收入群體如果損失了20%的收入，他們的孩子會陷入貧困。
其次是教育問題。學校關閉後，孩子們只能在家中上課。受過良好教育並能夠在家工作的父母能有更多的時間和能力來教育孩子。他們往往也住在更大的房子裡，孩子也會有更多的隱私，可以在安靜的環境下做功課。但不是每個家庭都能如此。
第三是工作條件的問題。高收入人群可以在家辦公，儘管有種種不便，但藉助互聯網他們可以完成工作。但是收入越低的人，他們在家工作的可能性就越小。舉一個顯而易見的例子，零售和酒店業的工作人員。酒店，餐館，咖啡店，酒吧，商場都關門了。富裕一些的人把錢都花在了這些地方，而不那麼富裕的人就是在這些地方工作的。疫情一來，窮人們丟了工作，富人把花在這些地方的錢省下來了。
最後是生活條件的問題。窮人的居住環境往往很擁擠。有一位記者最近告訴我，她認識的一個在一線工作的護士，和兩個孩子住在一個屋子裡，只有一張床。她很擔心把病毒帶回家傳染給孩子。很多醫護人員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衣服脫下來，扔到洗衣機裡，再洗個澡，這樣可以保護他們的家人。
綜上來看，這些關鍵領域的健康不平等問題都可能會加劇。
界面新聞：現在在英國，關於NHS（英國全民醫療服務）的討論也很多。政府預算的削減導致了NHS出現了很多問題，尤其是在面對這種大流行病的時候。您也指出，預算的削減是加劇健康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之一。您認為此次疫情會給政府敲一個警鐘，讓政府改變衛生政策嗎？
馬默特：我們應該給政府敲警鐘，讓他們聽到我們的聲音。我正在為一個醫學期刊寫文章，在裡面我提到，我們絕不能回到現狀，我們應該做些不同的事情。但遺憾的是，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後，我們沒有吸取任何教訓。
2010年政府縮減開支的政策，已經對這個國家造成了沉重的打擊。我在文章裡提到，我們已經失去了十年。在這十年裡，人們的健康狀況沒有改善，健康不平等還日益加劇。我們一定要從中吸取教訓，不再重蹈覆轍。
界面新聞：您認為政府需要做出怎樣的改變？
馬默特： 政府需要針對健康不平等問題制定政策。我們不僅要讓GDP增長，也要考慮如何改善人們的健康問題。GDP的增長應該是達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在全球範圍內我們還面臨氣候變化的問題。基於這些，我們此前的GDP增長方式是不可取的。GDP也不該成為判斷成功與否的標準。
界面新聞：您如何看待大流行病之下，諸如非洲或拉丁美洲等欠發達地區的健康不平等問題？
馬默特：我非常擔心這些國家。看一看印度，很多務工人員忽然就沒有了工作。他們離家幾百公里。他們沒有地方睡覺，也沒辦法回家。失業保險覆蓋不到他們。他們是真真正正活在邊緣的一群人。
這些國家的健康不平等問題很難改善，疫情過後一切就回到了從前。這種不平等會持續影響印度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我也為巴西感到擔憂。我覺得巴西的領導人對這一問題重視不足。
界面新聞：我們知道，美國此前停止了向世衛組織的撥款。有人認為這會進一步影響到欠發達國家，您對此如何看待？如果很多國家都不再信任世衛組織，將會引發什麼樣的後果？
馬默特：我覺得世衛組織在應對新冠病毒方面做得很好。應對埃博拉病毒時，人們批評世衛組織的反應太慢了；但這次應對新冠病毒，世衛組織的反應很快。這確實非常快。1月份的時候，世衛組織已經預警，新冠病毒有人傳人的風險。
面對疫情時，我們需要全球合作。世衛組織是我們的全球合作機制。如果你不喜歡它籌款和運作的方式，你可以改善它，而不是擺脫它。世衛組織這次應對疫情的工作做得很好，我相信這是全球公共衛生專家有目共睹的。
界面新聞：關於世衛組織的改革，我們聽到了兩種聲音。一種聲音希望世衛組織擁有更多的權威和資金，這樣它就能做更多的事；另外一種聲音認為世衛組織運行得並不好，應該削減對世衛組織的開支，更多地依賴主權國家自己來應對流行病。您對這兩種聲音怎麼看？
馬默特：第二種聲音只是自我感覺良好的想象。如果你認為世衛組織運行得不好，不給它撥款，那麼它只會變得更糟。
世衛組織每年的預算是50億美元，這筆錢來自它194個成員國。這並不是一筆很大的支出，世界經濟的規模每年約有80萬億美元。荷蘭，英國這樣的國家可能不太需要這筆錢，但玻利維亞和烏干達這樣的國家就很需要。
在面對很大的公共衛生危機時，我們需要世衛組織來展開全球合作，但它的資金一直不夠。如果你認為它運作的不好，應該為它適當撥款，而不是把這筆錢抽走。
界面新聞：您提到英國這樣的國家並不太需要世衛組織來解決國內的健康問題。因此，人們可能會說，既然世衛組織幫不了我們什麼，為什麼不把這筆錢投給NHS？對此您怎麼看？
馬默特：我想說，這種想法十分狹隘。它讓我們的世界越來越糟。我們應該思考的是，如何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除了自己的利益之外，如果我們能夠幫助世界改善健康，那會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如果納稅人的一小部分錢用在了改善世界健康上，我會覺得這筆錢花的很值。
如果世衛組織可以控制住疫情，對於所有的英國納稅人來說，是件好事。
界面新聞：美國停止給世衛組織撥款之後，其他國家要如何在自願的基礎上繼續為世衛組織籌款呢？
馬默特：如果一個國家決定退出（世衛組織），我們也無能為力。但是如果他們不撥款的話，他們就不再是會員了。
疫情之前，有一個很好的觀點認為，世衛組織的核心預算需要增加。世衛組織獲得的太多資金用在了特定的項目上，從而降低了其制定戰略決策的能力。比如X國會撥款給血吸蟲病的項目，Y國撥款給計劃生育項目，Z國撥款給非傳染性疾病。有這些撥款自然很好，但我認為更多的錢不應當和這些項目綁定在一起，這樣世衛組織可以通過其理事機構決定戰略重點以及如何最好地利用這筆資金。
我對世衛組織新的戰略框架感到滿意，該戰略框架主要包括三大支柱，有30億美元的資金來應對全球突發的公共衛生事件。在這次疫情中，我們已經看到了應急準備的重要性。但是在大流行之前，我已經建議譚德塞博士就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提出建議，與世衛組織合作，嘗試制定一個全新的計劃來改善人們的健康。世衛組織的預算真的很少。我們能做的就是利用這個平臺，讓人們相互理解，把人們聚到一起共享知識。
全民醫保是很重要的。我們批評英國的NHS，說它資金不足。但是請考慮一下沒有全民醫保的國家。它們在應對疫情時會面臨更嚴峻的挑戰。
界面新聞：您在報告中還提到，一個可持續的社區可以減少健康不平等。在您看來，這個可持續的社區應該是什麼樣的？
馬默特：可持續的社區指的是可持續的居住和工作場所。住房是很關鍵的一環。當然，乾淨的飲用水和空氣也很重要。
我之前在英國氣候變化委員會的一個分會，他們給我展示瞭如何通過健康的生活方式來改善環境，實現零排放的目標。這其中包括更環保的出行方式，比如步行，騎自行車或搭乘公共交通。步行和騎行既可以改善健康，也可以減少空氣汙染和溫室氣體排放。
住房是溫室氣體的主要來源。如果我們能有更多保溫的住房，溫室氣體排放就會降下來。這對健康和環境都有潛在的好處。
在社會層面，一個可持續的社區會創造凝聚力，人們能夠互相支持。
界面新聞：在過去的五年到十年裡，我們看到了一股逆全球化的潮流，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向內看，採取保護主義。您認為這是否對改善健康不平等的全球合作增加了困難？您認為未來十年我們會面臨什麼樣的健康不平等問題？
馬默特：如果我把日程表給你看，你就會知道，我本來要去好多地方的。本來，我5月打算去中國香港，日本和韓國。在此之前，我還要去趟巴西和阿根廷。我的日程還有意大利等歐洲國家，加拿大，美國。我之所以說這些，是想告訴你，人們對健康不平等以及健康問題的社會因素越來越有興趣了。20年前還不是這樣。您作為中國的一家財經媒體的記者來採訪我，本身就說明了這一點。這是一個很積極的信號。我很高興人們越來越關注這個問題，但我希望人們能把興趣轉化為行動。
關於未來十年的健康不平等問題，我並不擅長預測。我不希望我們只是坐在原地想一想未來會發生什麼，而是思考一下我們如何能影響未來。我不希望各國政府回到以前的道路，因為它行不通。我們現在有一個機會，可以做出改變。至於《馬默特報告2030》會寫什麼，這就要看政府做得怎麼樣了。
（古典對此文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