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看點：宋寧宗登上大位，慶元黨禁的發生， 韓侂冑一手遮天
大家好，歡迎來到本期的史皇弟，今天給大家聊聊慶元黨禁的事情。新皇宋寧宗登基之後，既要體現與前朝的延續性，又要表現新意。所謂延續性，就是留用前朝大臣，也正是他們，扶立了寧宗；所謂新意，就是更加增重這些大臣的地位，以示酬庸。趙汝愚由知樞密院升任右相，一同謀劃此事的陳騤、餘端禮各有酬獎，與留正、趙汝愚同任宰、執。趙汝愚又推薦朱熹任侍講，召來楊簡、呂祖儉等道學名士，朝中正士充盈，文官集團的地位似乎更穩固了。
朱熹
然而，報功酬庸卻有不公之譏。爭取郭杲，是趙彥逾之功；獲得太皇太后的支持，是韓侂冑辦成的。趙汝愚對彥逾說：你我都是宗室，扶持皇室是本分，難道還要求報償麼？對韓侂冑說：我是宗室，你是外戚，不要居功！然而，汝愚本人推辭一番之後，還是升任宰相了。而趙彥逾本來離執政僅一步之遙，立下定策之功，卻未予升遷，反被遣去四川任宣撫使。臨走時給寧宗遞了一封名錄，將一干道學名士指為汝愚同黨。寧宗由是起疑。
趙汝愚
韓侂冑的官位提高不止一級，職務也由知閣門事遷為樞密都承旨，但是沒有得到他想望的節度使，更未能實現干預朝政的目標。他倒是想親近士大夫——當初士大夫一籌莫展之際正是他主動請纓，太皇太后才答應出面扶立寧宗。但是事過境遷，士大夫復以普通的“近習”待之。他幾次在宰相公堂出沒，被留正嚴詞訓斥：此地並非知閣每日往來處！侂胄被當頭澆了冷水。趙汝愚更是視之蔑如，朱熹勸汝愚儘早著手對付韓侂冑，他卻不以為意，認定侂胄掀不起大風浪。
韓琦碑
但是，侂胄不是普通的外戚，其曾祖為北宋名臣韓琦，母為高宗吳後之妹，妻為吳後侄女，其侄女又是寧宗皇后。其家族固然極有根底，與宮中的關係，更是深厚。趙汝愚既以處事不公而開罪他，又輕視他的力量。但汝愚旋即發現，侂胄反擊之凌厲，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汝愚當初借重他的力量，後來卻不下力氣統合他，露出排斥他的意思，但又沒有予以全力打擊，直接結果就是給自己樹了勁敵。留正在光宗朝末，因抵制皇帝不過宮，“待罪”於城外。
寧宗
寧宗即位後，此舉被攻擊為“棄國”。寧宗本就對此不滿，而留正又未參與扶立之事，皇帝不必顧惜他。韓侂冑略施離間之術，留正就被罷職外放，而汝愚因此勢單力孤。汝愚本人是參與定策的，並且在道學家群體中享有崇高聲譽，可視作當時輿論領袖，其地位不易動搖，但其性格中粗疏的一面自始至終影響著他。當他成功將寧宗推上帝位後，向人宣稱，曾“夢孝宗授以湯鼎，揹負白龍昇天”，意思是孝宗轉託他立了寧宗。遂有人以“伊、周、霍光”恭維他。但自魏晉以來，“行伊霍之事”絕非可以自誇的話，向來被視作篡位的前兆。更何況“夢孝宗授以湯鼎”，可以有更不堪的解釋。與這個夢相配合，有太學生上書，要求皇帝“尊汝愚為伯父”，甚至外間傳聞，軍民要推戴汝愚。凡此種種，都證明汝愚本身已處在危機邊緣。這給韓侂冑徹底擊倒他，提供了機會。
孝宗
若止於向皇帝施加影響，還是不夠的。一個尚未坐穩寶座的皇帝無理由地罷免深孚眾望的宰相，這是不尋常的事。即使有理由，最好也是由其他人提出來。易言之，僅控制皇帝是不夠的，在外廷也需培植勢力。韓侂冑充分利用一種特殊的人事制度：皇帝任免臺諫官可以出自“聖裁”，毋須經由外廷。這是皇帝用以制衡外廷實務部門的重要權力。侂胄也借用此道，先鼓動皇帝更換了幾位臺諫，將他的黨羽安插其中，而後由他們以密集的彈章進行攻擊。入手之處，便是汝愚“倡引偽徒、謀為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為符”，“欲行周公故事”。
在宋代，時常有類似情景：不止一位臺諫彈劾宰相，通常宰相覺得無顏再居此位，會提出辭職，且通常辭職會獲得批准。汝愚被控以如此嚴重的罪行，也循常規請辭，並至城外浙江亭“待罪”。皇帝立即俯允其請。汝愚一派的在朝道學家，群起為之辯護。然而他們恰好正在趙彥逾遞給皇帝的名錄中，正應了“倡引偽徒”、結黨而謀不軌的指控。於是辯護者也受到猛攻，紛紛遠謫。而汝愚在韓黨連續的彈擊之下，受到進一步的懲處，被流放到靠近南嶺的永州（今湖南永州市），途中病死於衡州（今湖南衡陽市）。
趙汝愚死後，韓侂冑為清除其支持者，復令臺諫以“偽學”之名攻擊道學名流。至慶元三年十二月，立“偽學”之籍，入籍者五十九人。次年五月，“禁偽學”。遂由科考不用“偽學”，在京之官不用“偽學”之徒，發展至禁止“偽學”之傳播。朱熹仍在建陽考亭講學，從者甚眾，亦未被強行驅散。故而，所謂“禁偽學”主要在於將道學的影響驅出官場，這對道學的傳播當然有很大影響。
韓侂冑
好在這一場迫害來去如潮，漲得快消得也快。頒佈禁令後不久，與道學有點牽連的，已在朝廷銷聲匿跡，韓侂冑知足地放鬆了禁令，以和緩政治氣氛。此時，他的勢力已是如日中天，一般道學家者流，根本無法撼動他。他要將精力集中於更重要的事業，使本人的功業與地位相配。道學這才得到喘息之機，並於不久之後復振。
南宋石刻
寧宗登基之初看似如此強大的文人政治，怎麼會突然分崩離析，立即發生韓侂冑的專政呢？文人政治是一種以文官統合其他力量的政治，但實際上未必是他們在掌控一切，至少皇帝的獨立性始終無法排除，與文官格格不入但以皇帝心腹的身份起作用的近臣，有時會成為一股危險的力量。真宗朝以後，文臣尚能成功壓制這股力量，但南宋初皇帝與文官集團不太正常的關係，尤其是孝宗朝以近臣助他掌控朝政，抬升了他們的勢力，韓侂冑便是孝宗朝的曾覿、龍大淵、張說和光宗朝的姜特立的後輩。不過韓侂冑與皇帝的關係更為緊密，又是扶立皇帝的大功臣，非一般從龍之臣可比。特殊的機遇造就了特別強有力的近臣。當他帶著宮廷的所有支持強勢來臨之時，文官集團便難以排斥他。
總結
當然，另一方面，文官集團自身也遠非立場一致，趙汝愚所薦拔、且與他唇齒相依的，主要是無功受祿的道學中人。至如趙彥逾等有功的文臣，卻被排斥。政場劇變引起的利益分配，反而導致文官集團的內部分裂，趙彥逾之類的大臣，也參與到韓侂冑的密謀中，而一群文官受韓侂冑抬舉被安插到臺諫的位置，開始對趙汝愚的猛烈攻擊之時，文官的分化便完全表面化了。文官的分化不是一種新現象，至少在秦檜當權時期也曾發生過。
秦檜
不過這次不同的是，近臣獲得皇帝的堅決支持，前所未有地佔據了主動地位。它標誌著弱勢的皇帝對不同集團之間的關係無法應付裕如。然後，這或者也是非道學立場的專業官僚，依附於一位強勢人物，與道學集團的交攻。這一點，在朱熹於寧宗面前攻擊韓侂冑，惹得寧宗大怒之時，就正式開始了。而韓侂冑掌權以後，他所用的，主體不還是文官嗎？他只是打破了文官政治的排他性。但他與他的黨羽，確乎持有一種進取心且願意付諸實施，這倒成了他與道學家們比較不同的地方。而在他失敗之後，這種進取心，就成了不合時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