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4日，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新冠肺炎疫情社区防控与服务工作精准化精细化指导方案》，明确“不得采取对社区管理‘一封了之’、对居民出行‘一禁了之’、对外来人口‘一拒了之’等简单化防控手段。”而进入常态化防控新阶段的武汉，疫情防控由“静”转“动”，社区又该如何面对新的大考，其中又存在哪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呢？
4月8日，武汉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人员凭健康码有序流动，这让平静已久的武汉市武昌区积玉桥街道新生里小区又逐渐“热闹”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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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里社区属于没有物业管理的老旧小区。疫情期间，小区一千户，2000多人的疫情防控和生活保供，都由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一肩挑”。
面对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新形势，社区书记马丽准备了三张不同的出入证明，从4月15日起全社区推行。
第一天施行通行证管理，一些居民有些不理解。作为小区的老居民，57岁的志愿者黄正钱只能耐心做街坊们的工作。
黄正钱的女儿黄呈，是新生里社区的网格员。为了帮助女儿做好社区服务工作，黄正钱报名成为了志愿者，和女儿并肩作战，一直到现在。
老旧小区，老人多，很多人没有智能手机。信息传递和物资保供，都需要社区工作人员一对一服务。
对于不方便出门的困难群众，网格员直接送菜上门。
疫情发生以来，武汉全市1.8万名社区工作者、4.86万名下沉干部战斗在3349个社区（村）防控一线，5万余名志愿者戴上口罩挺身而出，共同筑牢了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
如今，随着下沉干部有序撤离，志愿者复工复产，社区防控压力其实只增不减。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实现防控常态化呢？华中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费军认为，应该充分动员多元主体参与，由基层党组织领导，社区工作者牵头和指导，居民自治组织来讨论防控常态化的目标以及实施细节，实现目标手段，评价标准，志愿者参与部分具体事务的落实。
目前，费军正在带领团队研究一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居民自治单元下沉与城市社区治理改革研究》，他认为，实现常态化除了人力资源的“软实力”要跟上，信息化手段的“硬实力”也必不可少。
另外在费军看来，实现防控常态化需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社区工作者队伍,需要不断完善激励机制,逐步落实保障措施, 提高社区工作者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据了解，今年4月1日，武汉出台《武汉市社区工作者管理办法》，提出从大幅提高社区工作者报酬、面向社区工作者定向招录公务员等举措入手，不断推动社区工作者队伍职业化，让社区工作有尊严、有价值、有奔头。
门禁安保、日常消杀、停车管理、设施保障，居民身边普通的物业人，在此刻成为了守护者、逆行者。
随着城市“解封”，武汉战“疫”已进入下半场，当下沉干部和志愿者有序撤回，物业人员难免遭遇“不听劝阻”、“质疑是否有权、合法”等问题，甚至引发矛盾冲突。
目前，居民不再局限于基本生活物资的团购，而是以多样化、个性化的团购和外卖为主，单量激增。为了减少非必要的外出，物业工作人员尽可能送货到家。
疫情发生以来，全国20多万家物业服务企业、1000多万物业人积极行动为抗疫防疫做出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基层社区公共卫生供给和应急管理力量的不足。武汉市江岸区房管局法律顾问雷纪超认为，当前，把物业管理纳入基层社会治理刻不容缓。
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基层社会治理力量从哪里来？一组数据告诉你，基层社会力量主要由4部分构成，分别是社区人员，一般按照1:500配备，也就是说5000户的社区配10个人；业委会，一个小区配备5至11人，武汉市小区无论多小多大，业委会成员最多11人；志愿者，不限人数，但有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不稳定；物业，以江岸区为例，江岸区约有30万户居民，一线物业人员有1万2千人左右。
实际上，雷纪他们正在着手研究的，不仅仅是防疫常态化的问题，而是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构建，探索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
直播微视评：
这个时候，不要做不一样的烟火
社区，是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抗疫阻击战中，从街道到小巷，从楼栋到门户，每一个社区人都在战斗，当防控进入常态化，社区依旧是压力山大。
做好社区防控常态化，离不开一个关键词，那就是“我”。每个“我”在疫情期间培养起来的好习惯，千万不要随着复工复产抛之脑后，除了出入小区扫码测温、出门戴口罩勤洗手这些最基本的之外，公共场所不贴身排队、餐厅吃饭保持距离，聚餐实行“分餐制”等等，也是我们要坚守坚持的。
防控常态化，功夫在“常”，责任在“我”。每个“我”都要继续坚持防疫形成的好习惯，继续遵守防疫的各种措施，继续绷紧心中防疫的弦。不要做那个不一样的烟火，而要做最自律的“烟火”，只有这样，我们的生活，才能真正迎来久违的烟火。
来源：湖北经视《经视直播》
记者：史梦诗 孙亚光
评论员：瑞瑜 梦诗 | 视频编辑：沈婷
编辑：汤巧霞 | 主编：天然、田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