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4日，民政部、國家衛生健康委聯合印發《新冠肺炎疫情社區防控與服務工作精準化精細化指導方案》，明確“不得采取對社區管理‘一封了之’、對居民出行‘一禁了之’、對外來人口‘一拒了之’等簡單化防控手段。”而進入常態化防控新階段的武漢，疫情防控由“靜”轉“動”，社區又該如何面對新的大考，其中又存在哪些新情況和新問題呢？
4月8日，武漢解除離漢離鄂通道管控，人員憑健康碼有序流動，這讓平靜已久的武漢市武昌區積玉橋街道新生裡小區又逐漸“熱鬧”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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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里社區屬於沒有物業管理的老舊小區。疫情期間，小區一千戶，2000多人的疫情防控和生活保供，都由社區工作人員和志願者“一肩挑”。
面對疫情防控常態化的新形勢，社區書記馬麗準備了三張不同的出入證明，從4月15日起全社區推行。
第一天施行通行證管理，一些居民有些不理解。作為小區的老居民，57歲的志願者黃正錢只能耐心做街坊們的工作。
黃正錢的女兒黃呈，是新生里社區的網格員。為了幫助女兒做好社區服務工作，黃正錢報名成為了志願者，和女兒並肩作戰，一直到現在。
老舊小區，老人多，很多人沒有智能手機。信息傳遞和物資保供，都需要社區工作人員一對一服務。
對於不方便出門的困難群眾，網格員直接送菜上門。
疫情發生以來，武漢全市1.8萬名社區工作者、4.86萬名下沉幹部戰鬥在3349個社區（村）防控一線，5萬餘名志願者戴上口罩挺身而出，共同築牢了聯防聯控、群防群治的嚴密防線。
如今，隨著下沉幹部有序撤離，志願者復工復產，社區防控壓力其實只增不減。如何解決這一問題，實現防控常態化呢？華中師範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費軍認為，應該充分動員多元主體參與，由基層黨組織領導，社區工作者牽頭和指導，居民自治組織來討論防控常態化的目標以及實施細節，實現目標手段，評價標準，志願者參與部分具體事務的落實。
目前，費軍正在帶領團隊研究一項國家社科基金課題《居民自治單元下沉與城市社區治理改革研究》，他認為，實現常態化除了人力資源的“軟實力”要跟上，信息化手段的“硬實力”也必不可少。
另外在費軍看來，實現防控常態化需要建設一支高素質的社區工作者隊伍,需要不斷完善激勵機制,逐步落實保障措施, 提高社區工作者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待遇。據瞭解，今年4月1日，武漢出臺《武漢市社區工作者管理辦法》，提出從大幅提高社區工作者報酬、面向社區工作者定向招錄公務員等舉措入手，不斷推動社區工作者隊伍職業化，讓社區工作有尊嚴、有價值、有奔頭。
門禁安保、日常消殺、停車管理、設施保障，居民身邊普通的物業人，在此刻成為了守護者、逆行者。
隨著城市“解封”，武漢戰“疫”已進入下半場，當下沉幹部和志願者有序撤回，物業人員難免遭遇“不聽勸阻”、“質疑是否有權、合法”等問題，甚至引發矛盾衝突。
目前，居民不再侷限於基本生活物資的團購，而是以多樣化、個性化的團購和外賣為主，單量激增。為了減少非必要的外出，物業工作人員儘可能送貨到家。
疫情發生以來，全國20多萬家物業服務企業、1000多萬物業人積極行動為抗疫防疫做出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基層社區公共衛生供給和應急管理力量的不足。武漢市江岸區房管局法律顧問雷紀超認為，當前，把物業管理納入基層社會治理刻不容緩。
中國共產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構建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
基層社會治理力量從哪裡來？一組數據告訴你，基層社會力量主要由4部分構成，分別是社區人員，一般按照1:500配備，也就是說5000戶的社區配10個人；業委會，一個小區配備5至11人，武漢市小區無論多小多大，業委會成員最多11人；志願者，不限人數，但有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不穩定；物業，以江岸區為例，江岸區約有30萬戶居民，一線物業人員有1萬2千人左右。
實際上，雷紀他們正在著手研究的，不僅僅是防疫常態化的問題，而是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的構建，探索長遠之計和固本之策。
直播微視評：
這個時候，不要做不一樣的煙火
社區，是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線。抗疫阻擊戰中，從街道到小巷，從樓棟到門戶，每一個社區人都在戰鬥，當防控進入常態化，社區依舊是壓力山大。
做好社區防控常態化，離不開一個關鍵詞，那就是“我”。每個“我”在疫情期間培養起來的好習慣，千萬不要隨著復工復產拋之腦後，除了出入小區掃碼測溫、出門戴口罩勤洗手這些最基本的之外，公共場所不貼身排隊、餐廳吃飯保持距離，聚餐實行“分餐制”等等，也是我們要堅守堅持的。
防控常態化，功夫在“常”，責任在“我”。每個“我”都要繼續堅持防疫形成的好習慣，繼續遵守防疫的各種措施，繼續繃緊心中防疫的弦。不要做那個不一樣的煙火，而要做最自律的“煙火”，只有這樣，我們的生活，才能真正迎來久違的煙火。
來源：湖北經視《經視直播》
記者：史夢詩 孫亞光
評論員：瑞瑜 夢詩 | 視頻編輯：沈婷
編輯：湯巧霞 | 主編：天然、田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