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行思錄》:總結出版集團18年改革發展路

《出版行思錄》:總結出版集團18年改革發展路

《出版行思錄》 劉伯根 人民出版社

中國出版集團黨組副書記劉伯根同志出版了8卷本的文集《出版行思錄》,記錄了他在1983-2001年從事“百科全書”等編輯出版工作18年的思考和經驗,記錄了2002-2019年這18年來他推動中國出版業“集團化”建設的豐富實踐,字裡行間不僅浸透著他的無限情感,還閃耀著出版家深沉的文化夢想、理性思考和堅忍不拔的職業精神,對於我們瞭解當代中國出版業的改革發展,尤其是總結反思其中的“集團化”建設有著重要的價值。

如今推出《出版行思錄》,可謂正當其時,也正當其勢。2001年12月,中國正式成為WTO成員國;4個月後的4月9日,中國出版集團宣告成立。我國改革開放史上的重要歷史關口與一家出版集團的成立結合在了一起,黨和國家對其所寄予的文化、產業期待意味深長。在18年“集團化”建設的行程中,全球化習焉不察地融入我們生活的世界,國際文化競爭法則“形塑”、扯動著我國的出版產業和文化走向,“出版集團”在全球互聯互通的“平面”上高速前進。

2017年,黨的十九大開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發生的深刻變化賦予“新時代”新的內涵:“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經濟模式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追求“高質量發展”,“五位一體”的統籌協調代替了“唯GDP論”;“一帶一路”的共商共享共建開啟了新航程。與此同時,一場“新變革”也突兀地出現在世人面前:美國堅定挑起的“逆全球化”思潮,2020年全球突如其來的公共衛生危機,更是讓“全球化”加速走到了十字路口。身處新的世情國情,中國經濟、中國製度、中國道路所凝聚的“中華文化價值觀”,為世界日益關注也迎來更尖銳的挑戰。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前,以“集團化”建設為標誌的中國出版業,在WTO規則下走過的歷史、積累的經驗,以及組織架構的再造、產業結構的調整、傳播技術的變革都到了需要檢索反思和總結的時候。從這個角度來看,《出版行思錄》,不僅僅記錄了伯根同志個人35年上下求索、苦心孤詣的編輯出版實踐,更是中國出版業集團化建設之路的縮影,是研究集團化建設不可多得的典型樣本。

《出版行思錄》呈現了“集團化”建設的歷史面貌和價值選擇。出版業集團化建設,試點開始於1996年。如果說加入WTO是開啟集團化建設的外部力量,“文化產業”在黨的十六大上的第一次明確提出,則代表了國家意志下的文化發展方式。但歷史現場中事物成長的邏輯往往深陷於重重迷霧。那一時期,工業型國企的改革硝煙未散,“下崗潮”的困擾猶在,“集團化”建設在持續了50多年生存模式的出版業,並非內生主動。因此,由政府推動、“籌備組-管委會”領導、事業性質企業化管理的出版集團往往成為先聲,一大批國家授權成立的“出版集團”相繼面世。其後,出版集團的企業化之路則從工商註冊為“集團公司”開始,其間經歷諸多“轉制”之難,然後以資產資本為基石加快集團化建設的節奏。再其後,國有獨資性的企業化“集團公司”進一步改製為公司化的“集團有限公司”,再到正在試點的混改性“股份有限公司”,這“三性質五階段”為各地出版集團普遍經歷。

《出版行思錄》記錄了上述出版改革進程中每一階段的實踐方案,反映了應對關鍵挑戰、取得關鍵進展的全過程。這些記錄真實反映出中國出版業集團化建設的“轉軌之難”,更傳達出如伯根同志一樣的出版領軍人物,在集團化建設中的閃光思想以及所堅守的原點、行動的規則和意圖抵達的彼岸。“出版業轉型不是轉目標,而是轉路徑”,“不轉的是文化傳承的終極目標”;這是中版集團始終堅守的原點。從“多出書、出好書”到“挺拔主業”到“主流出版”,中版集團始終秉持“內容為王”,始終將知識、思想和文化的“研磨成書”、提升普及,作為立世之本、發展之基。18年來中版集團承擔國家工程、入選國家大獎數量最多,市場份額穩居第一。“集團化”本身即出版業變革之物,其行動規則以市場化為尺度,舉凡體制機制改革、結構調整皆緣此而變。“市場即規則、市場即流通”,文化產品以市場化方式流通,在滿足市場需求中檢驗和提升著文化產品的質量,同時又為文化發展積累資本、為集團制度變革吸納新的源流。文化與資本如兩個車輪,唯有建立在資本和文化這兩輪之上的“出版集團”,方可實現集團的初衷:以一家有著成熟規則、具備雄厚實力的競爭實體,在世界範圍內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讓世人共享來自中華文化的思想和精神營養。

《出版行思錄》記錄了“集團化”建設中的關鍵難點和解決方案。“人事勞資改革”與“資源整合”,是集團化建設的兩大難題,它們不僅同時存在於“轉企改制”的關鍵當口,而且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餘音仍續。收錄在伯根同志文集中的《以人為本:人往哪裡去,錢從哪裡來》,無疑是中國出版業體制改革的重要篇章,文中翔實記錄了人事勞資制度改革的問題和應對方案。“人往哪裡去”其實是明確的,即人的身份由“事業人”轉變為“企業人”,最終轉變為“市場人”。“事業人”對政府負責,其權益由政府保障;“企業人”對企業負責,其權益由企業保障;“市場人”和企業一起對市場和社會負責,在市場競爭中依據自身創造的業績來獲取自身的收益,而不是由企業對個人“無限保障”。“轉制”初臨,人們自1949年以來一直享有的“事業身份”一朝失去,這在新中國出版史上不啻於一場“革命”。尤其是中版集團這個雲集歷史各個時期眾多出版人的地方,“身份轉變”既關涉巨大的資金缺口,更關涉傾向和導向、穩定和信心。面對“事業-企業待遇差”這個最大的難題,中版集團堅持以人為本,採取區別對待、分類指導、循序漸進、逐步推開策略,歷時4年,“做出了巨大努力、爭取到了一切可能爭取的條件”,最終解決了促使“集團脫胎換骨” 的這個必要條件。伯根同志在這篇文章中對轉企改制中人事勞資問題的表述,邏輯清晰、簡潔平靜,對經歷過這段歷史的人,則是“於無聲處聽驚雷”。

轉企改制的另一個關鍵即“轉變資產的組織、管理體制”。資產是企業之基,資本則為企業之血。國家授權成立的集團,雖然同時被賦予了“管人管事管資產”的三項權利,但文化企業特有的敏感、自尊和沿襲的歷史慣性,讓初成的出版集團面臨實際的窘境:資本權利歸屬與資本實際佔有、資本配置管理與資本實際運用、戰略決策運營與資本投入決定,隔著極大的鴻溝。《出版行思錄》收錄了各地集團的破解之法,或直接取消二級法人,或直接划走優質資產,有強令資金集中管理也有乾脆調人“削藩”的。讓人錯愕的是,有著行政權力加持的資源整合改革,那一時間竟加速了出版人在全國範圍的大流動。

中版集團穩健起步,選擇了利益共享、經脈打通的“內化方式”。從委派財務總監到資金集中運營再到運營收益轉為戰略投資、扶持微貸,資本逐漸成為集團戰略實施的可靠助手;從出版結構板塊劃分、圖書產品線規劃到向數字融合項目的投資傾斜,資本成為集團挺拔出版主業的支撐性力量;從組建紙張公司、兼併印務公司、合資成立物流公司、轉型“網上商城”,資本不斷完善著集團的供應鏈;從獎勵版權輸出、實物出口、數據庫出口、投資海外公司到投資建設聯通國際的圖書交易平臺,資本加快集團國際化的步伐。中版集團幾代出版人,每到關鍵時期恰如其分的戰略指引、每到關鍵環節及時有效的資本供給,將資源整合的法人邊界和人性疑慮逐漸融化。2017年8月21日,中版集團經過資源重組而成的中國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成功登陸A股,便是這項改革的標誌性成果。

《出版行思錄》展現了新時代“集團化”建設的新路徑。十九大以來,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中國出版業的集團化建設進入新時代。“黨建業務同謀劃”和“高質量發展”成為集團化建設的兩個新關鍵。作為中版集團黨組副書記,伯根同志以一貫的開闊視野和嚴謹作風,在《抓好黨建、政治強企》一文中勾畫出了落實新時代新要求、落實中版集團建設“主流出版型、融合發展型、國際傳播型”戰略目標的路線圖。中版集團“政治組織、文化組織、經濟組織”的性質定位更加明晰,黨建與業務的融合度更加緊密。具體實踐中,在出版業這文化人云集之地,秉持“思想通”方可一通百通的基本規律,黨建工作將“政治思想工作”、思想上的動員力放在尤其重要的位置;同時強化各項制度的建立健全,中版集團自成立至今始終在追求的現代制度、現代治理,在“政治統領”、“雙效”統一體制機制中獲得了重要的支撐和助力;意識形態責任制與導向管理十二項機制,“雙效”統一與業績考核、“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與出版物質量大提升等相互銜接、結合到了一起。

面對未來,伯根同志對出版業集團化建設保持足夠的清醒,在諸多文章中也表示出深刻的憂慮。時至今日,我們的出版集團“還沒有一家出版集團達到國際超大型出版集團的規模,沒有一家集團是跨國公司”,能夠“對全球文化有較強的輻射力、影響力”。觀察出版業的產業環境,出版集團“受到區域行政管理和所有制形式等多種因素制約,受到地方、部門及行業保護主義的鉗制,通過兼併重組實現外延式擴張的慾望受到壓抑”。即便在出版產業內部,“教材教輔佔用出版資源比例過大”、來自教材教輔的“高額出版利潤”對集團發展的“單一驅動明顯”。伯根同志一直為突破這些問題進行探索。收入他文集的專著《出版集團戰略投資論》深入研究國外出版傳媒集團的成長路徑,指出集團發展壯大兩個必要條件:第一,要素充分流動的市場環境、資本對文化的持續衝動、兼併重組的手段是出版集團成長路上的“貼身隨護”;第二,內容價值鏈的跨媒介、跨行業延伸稟賦,則是出版集團發展的基本也是關鍵。如果說前者代表著對更大開放、更深改革的期盼,後者則顯示出一位出版家對出版產業性質、邏輯的深刻把握,以及對文化所擁有的特殊力量的高度自信。其實,這兩個方面,又何嘗不是集團化建設走向未來的路徑?他早期創作的《出版行思錄》內容宏大豐富,足為出版人學習的“寶庫”。其中所收錄的另一部專著《編輯出版論譚》,對編輯出版的基礎理論作了深刻闡述,至今仍有著教科書式的指導意義。這裡更加專注於文集有關“集團化”建設的反思和總結,既緣於本書突出的價值所在,還緣於我們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出版方向前提下的出版集團化、市場化、國際化、數字化改革之路,任重道遠、未有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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