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戰歸來再讀書——寫在全國政協委員履職平臺線上讀書會推開之際

讀書是人民政協的精神基因。

百戰歸來再讀書——寫在全國政協委員履職平臺線上讀書會推開之際

說起讀書,首屈一指的當屬第一屆全國政協主席毛澤東。“我一生最大的愛好是讀書。”“飯可以一日不吃,覺可以一日不睡,書不可以一日不讀。”他認為,“有了學問,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遠很多東西。沒有學問,如在暗溝裡走路,摸索不著,那會苦煞人。”早在1954年,毛澤東就提出把學習作為政協的五大任務之一。

回望1939年5月20日,毛澤東親臨延安在職幹部教育動員大會發表演講,深刻闡述黨中央發起學習運動、加強幹部教育的重大意義。他針對幹部學習中存在的“工作忙”“看不懂”兩大問題,巧用木匠“釘釘子”“鑽木頭”原理,生動形象地進行了闡述和動員,成為中共黨史上的經典故事。

對於“工作忙”的問題,要像木匠“釘釘子”那樣“擠”時間。當時許多幹部一提起學習就直搖頭,經常以工作忙、沒有時間為藉口不願讀書。對於這種現象,毛澤東說:“在忙的中間,想一個法子,叫做‘擠’,用‘擠’來對付忙。好比開會的時候,人多得很,就要擠進去,才得有座位。又好比木匠師傅釘一個釘子到木頭上,就可以掛衣裳了,這就是木匠向木頭一‘擠’,木頭讓了步,才成功的。自從木頭讓步以來,多少木頭釘上釘子,把看不見的纖維細孔,‘擠’出這樣大的窟窿來,可見‘擠’是一個好辦法。”

對於“看不懂”的問題,要像木匠“鑽木頭”那樣“鑽”進去。毛澤東說:“看不懂也有一個辦法,叫做‘鑽’,如木匠鑽木頭一樣地‘鑽’進去。”他在延安窯洞裡,藉著煤油燈微弱的光亮,把李達所著的《社會學大綱》整整看了10遍,並在書眉和空白處寫下了1萬多字的批註。

1958年11月,毛澤東倡導在中央和全黨幹部中“開展一次讀書活動”。他自己身體力行,在兩個多月裡,讀完了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下冊),大部分是在杭州、上海和廣州進行的,很多時候是在火車上讀的。

1958年11月9日,毛澤東在“鄭州會議”上,寫了《致中央、省市自治區、地、縣四級黨委委員》的一封信:“向同志們建議讀兩本書。一本,斯大林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本,《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每人每本用心讀三遍,隨讀隨想,加以分析。”“讀時,三五個人為一組,逐章逐節加以討論,有兩至三個月,也就可能讀通了。”

彼時毛澤東倡導“補課式”讀書。他明顯感到,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經濟規律”、“商品”、“貨幣”、“計劃”和“矛盾”這些東西,都得弄明白,“需要明確的界說和觀點”。1959年廬山會議前,毛澤東擬定了18個問題,提供會上討論,第一個就是高級幹部讀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下冊),可見他對通過讀書來思考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的重視。

毛澤東常說的一句話是“人的知識面要寬些”。1958年,應毛澤東之約,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張治中陪同他視察大江南北。一天在火車上,張治中偶見毛澤東在讀一本冶金技術的書,很是詫異,“您也研究科技的書?”張治中問。毛澤東再次重複了那句話:“是啊,人的知識面要寬些。”

那次外出,毛澤東隨身帶的書有標點本《史記》、大字本“二十四史”、《老子》 《荀子》《韓非子》、司馬光《資治通鑑》、王充《論衡》、張載《張氏全書》、清人趙翼《廿二史札記》、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呂振羽《中國政治思想史》等。

毛澤東最後讀書的時間,是1976年9月8日5時50分,在全身佈滿多種醫療器械的情況下讀《容齋隨筆》7分鐘。幾乎是在他的心臟快要停止跳動的時候,才結束了一生從未間斷的讀書生活。

誰是引導毛澤東讀書的第一人呢?

他就是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央文史館第一任館長、無黨派人士符定一先生。1912年,符先生在長沙創辦公立高等中學並擔任校長時,時年19歲的毛澤東以第一名的優異成績被錄取。

當時,符先生面對毛澤東的答卷,不敢相信一個穿著土氣、來自湘潭農村的年輕人,能夠寫出如此才華橫溢的文章來。於是他召見毛澤東當場考試,發現這個青年目光炯炯,出語驚人,符先生喜出望外,認定此生日後必成大器。他贈予毛澤東一套《資治通鑑》,囑其用心閱讀。這使求知若渴的毛澤東如獲至寶,天天誦讀,其中的許多章節都能背下來。對這本書,晚年毛澤東曾說,“看過一十七遍”。

師生來往甚密,情誼彌篤。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提出請符出任中央文史館館長,符說:“這個職務只要老而貧的文人當就可以了。”而毛澤東則懇切地說:“還要才、德、資囉,需要您這樣有學問和德高望重的人啊!”

毛澤東讀書有三奧秘:苦讀書、巧讀書、善用書。他在延安時期講過這樣一句話:“如果再過十年我就死了,那麼我就一定要學習9年零359天。”他一生中讀書涉及的門類,包括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歷史、文學、軍事等社會科學以至自然科學書籍無所不及,其中文、史、哲書籍讀得比較多,特別是中國曆代史書,手不釋卷。

“無巧不讀書。”在茫茫書海面前,毛澤東進行了真正的讀書革命,實踐並實現了“為何讀書?讀什麼書?怎麼讀書?”三大變革。他讀書的指向性很明確:“改造社會、改造中國”。在讀書方法上,毛澤東採取廣讀與精讀相結合,以精讀為主。有的書一般瀏覽,略知其義,有的書卻深入研讀,探其真諦。

毛澤東廣博的讀書與涉獵,常常化用在他的文章、講話與實踐中。那些深邃的典故、精闢的寓言、雄健的詩詞,讓“毛式風格”出神入化,獨樹一幟。在井岡山時期,他把《孫子兵法》和《三國志》《三國演義》“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在延安時期,寫《新民主主義論》時,把《共產黨宣言》看了十幾遍。他還熟讀曾國藩的《家書》《日記》,“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後為八項注意)就是從曾文正公的“愛民歌”中得以啟發。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為了學英文,毛澤東找來中文版和英文版的《共產黨宣言》對照起來讀,在一本英文版的《共產黨宣言》裡,還留有他的批註。

從1972年開始,毛澤東細讀圈點129種“大字本”線裝書。這些書籍涉及史傳、政論、詩詞曲賦。一次,他閱讀大字本《三國志·吳書·呂蒙傳》注引《江表傳》,其中有一段記述了呂蒙在孫權激勵下發奮學習的內容:“蒙始就學,篤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毛澤東立即將這段文字批給中央領導,以此強調重視學習,認真學習。

毛澤東讀書的目的,先是為了“修學儲能”,然後要尋求“大本大源”,最後是要找“主義”。他讀書有“兩個根本方法”,一個是實事求是,一個是對立統一;“一個根本主張”,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讀書可以讓人保持思想活力,讓人得到智慧啟發,讓人滋養浩然之氣。習近平總書記說:“我愛好挺多,最大的愛好是讀書,讀書已成為我的一種生活方式。”

他清楚記得:“文革”時,我們家搬到中央黨校住。按當時的要求,中央黨校需要把書全集中在科學會堂裡,負責裝車的師傅都認識我,他們請我一起搬書。搬書的過程中,我就挑一部分留下來看。那段時間,我天天在那兒翻看“三言”(明代文學家馮夢龍編纂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 《醒世恆言》),其中很多警句我都能背下來。(引自《人民日報》2016年10月14日《習近平總書記的文學情緣》)

1969年,習近平16歲。在黃土高坡上,開始知青生涯,讀書不輟。“愛看書”“好學”,是他留給陝北梁家河村老鄉們的印象之一。老鄉們記得,他“帶一箱子書下鄉”,在煤油燈下看“磚頭一樣厚的書”,“有時吃飯也拿著書”。

40餘年後,已是國家主席的習近平,用自身經歷激勵新時代青年。2013年青年節,他同各界優秀青年代表座談,“我到農村插隊後,給自己定了一個座右銘,先從修身開始。一物不知,深以為恥,便求知若渴。上山放羊,我揣著書,把羊圈在山坡上,就開始看書。鋤地到田頭,開始休息一會兒時,我就拿出新華字典記一個字的多種含義,一點一滴積累。”

2013年3月19日,習近平在接受金磚國家媒體聯合採訪時說:“我年輕時就看過很多俄羅斯作家的作品,像普希金、萊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托爾斯泰、契訶夫、肖洛霍夫,他們的書對我們有很深的影響。”

2013年11月26日,習近平到曲阜孔府考察。在孔子研究院,他饒有興趣地翻看桌上擺放的書籍和刊物。看到《孔子家語通解》《論語詮解》兩本書,他說:“這兩本書我要仔細看看。”

2014年2月7日,習近平在俄羅斯索契接受俄羅斯電視臺專訪時,一口氣列舉了11位俄羅斯作家的名字,“克雷洛夫、普希金、果戈理、萊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車爾尼雪夫斯基、托爾斯泰、契訶夫、肖洛霍夫,他們書中許多精彩章節和情節我都記得很清楚”。他還提到,我年輕時多次讀過《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本小說。

在2014年10月15日的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講了他插隊時,走30里路去借《浮士德》的故事:“那時候,我在陝北農村插隊,聽說一個知青有《浮士德》這本書,就走了30里路去借這本書,後來他又走了30里路來取回這本書。”

“我青年時代就對法國文化抱有濃厚興趣,法國的歷史、哲學、文學、藝術深深吸引著我。”2014年3月27日,習近平在中法建交50週年紀念大會上說,“讀法國近現代史特別是法國大革命史的書籍,讓我豐富了對人類社會政治演進規律的思考。讀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狄德羅、聖西門、傅立葉、薩特等人的著作,讓我加深了對思想進步對人類社會進步作用的認識。讀蒙田、拉封丹、莫里哀、司湯達、巴爾扎克、雨果、大仲馬、喬治·桑、福樓拜、小仲馬、莫泊桑、羅曼·羅蘭等人的著作,讓我增加了對人類生活中悲歡離合的感觸。冉阿讓、卡西莫多、羊脂球等藝術形象至今仍栩栩如生地存在於我的腦海之中。”

2015年9月22日,在華盛頓州當地政府和美國友好團體聯合歡迎宴會上的演講中,習近平說:“我青年時代就讀過《聯邦黨人文集》、托馬斯·潘恩的《常識》等著作,也喜歡瞭解華盛頓、林肯、羅斯福等美國政治家的生平和思想,我還讀過梭羅、惠特曼、馬克·吐溫、傑克·倫敦等人的作品。海明威《老人與海》對狂風和暴雨、巨浪和小船、老人和鯊魚的描寫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2019年8月21日下午,習近平到甘肅蘭州考察,看望《讀者》編輯部工作人員。他對大家說,人民群眾多讀書,我們的民族精神就會厚重起來、深邃起來。要提倡多讀書,建設書香社會。

己亥末庚子初,一場新冠肺炎疫情突襲大江南北。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發生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範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在決勝全面小康、決戰脫貧攻堅的關鍵時刻,中華民族又一次面臨嚴峻考驗。

“生命重於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責任。”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舉國上下同時間賽跑、與病魔較量,醫無私,兵無畏,民齊心,一場前所未有的疫情防控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動員起14億中國人民磨難壓不垮、奮起正當時的“硬核”力量!

“經國序民,正其制度。”經此一疫,可以看到,我們的治理體系與能力,有短板,更有長板;有不足,更有優勢。我們坦然面對自身的短板與不足,更加自信面對自己所選擇的道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會因此而遲滯,相反會邁步“臺階”、強身健體,尤其是能提高精神免疫力。

每臨大事有靜氣。在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日子裡,全國政協委員移動履職平臺上,一個別開生面的“防控疫情讀書會”風生水起。

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傾心倡導、悉心指導、精心督導讀書活動,前後20多次線上點撥,循循善誘。他指出:“讀書,對於提高資政建言的質量,提高政協整體戰鬥力,用歷史辯證的眼光看待當前的問題,具有重要意義。”“政協委員應該是最喜歡讀書的群體、最有條件讀書的群體、最能夠把書讀好的群體”。這三個“群體”的表述如春風化雨,潤物無聲。

全國政協委員多飽學之士。“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北宋大儒張載的這一名言,被馮友蘭先生稱作“橫渠四句”。其言簡意宏,傳頌不衰,為中國知識分子之圭臬,亦可為政協委員之旨歸。

什麼是統籌疫情防控與經濟社會發展期間讀書的“政協氣質”呢?不外是“四由三度”。四由:由此及彼、由表及裡、由疫而治、由內而外。三度:思想的厚度、資政的高度、民生的溫度。建言資政的質量需要鍛造,閱讀是鍛造的重要一環。

馮友蘭先生晚年曾經親筆書寫一副對聯用以自勉,聯曰:“闡舊邦以輔新命,極高明而道中庸。”他說,“上聯說的是我的學術活動方面,下聯說的是我所希望達到的精神境界”。“舊邦”、“新命”之語,出於《詩經》:“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馮友蘭曾多次引用這句話,並且反覆解釋:所謂“舊邦”指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化傳統,“新命”指現代化和建設社會主義。他認為,“闡舊邦以輔新命”就是要“把中國古典哲學中的有永久價值的東西,闡發出來,以作為中國哲學發展的養料”,“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也要接上中國古典哲學,作為來源之一,才會成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72、404頁)》“極高明而道中庸”,是馮友蘭實踐“闡舊邦以輔新命”的主要論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這是中庸的總綱。大意為君子既要尊重德性,又要講求學問;既要充實廣大,又要窮盡精微;既要有高明的理想,又要有合於中庸的行為;既要熟悉舊的知識,又要不斷認識新的事物;既要篤實厚道,又要嫻習禮儀。致廣大:致力於達到廣博深厚的境界。盡精微:盡心於達到精細微妙的境界。極高明:致力於達到高大光明的境界。道中庸:把不偏不倚和恆久不變的本性作為修養的途徑。

這與讀書的“政協氣質”一脈相承,殊途同歸。

讀書能夠遇見更好的自己。區區五尺之軀,短短几十年光陰,怎樣才能馳騁古今、經天緯地?不能不歸功於閱讀。委員讀專題,由疫論治,由疫議政;讀經典,與智慧與文明對話;讀傳記,看這個世界上那些優秀的身影;讀管理,把脈資源與人的優化配置;讀文學,陶冶情操、增加才情,腹有詩書氣自華;讀詩詞歌賦,體驗鋒利的語句和奇崛的想象力;讀倫理,知廉恥、明是非、懂榮辱、辨善惡,培養健全的道德品格;讀中國,明晰這片土地上的昨天、今天,充滿自信地走向明天。值此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讀經濟,思考我國經濟與全球經濟的走勢與紓困政策,因為經濟蕭條的代價,某種程度上說並不亞於病毒的傳播;讀歷史,溫故而知新,鑑往而知來;讀哲學,改進思維、把握規律,養成辯證思維和系統思辨能力。最應該讀的,是讀政協,專門協商機構為什麼存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專門協商機構有著怎樣的內在聯繫?專門協商機構工作向何處發力?讀專門協商機構,實際上就是讀中國近當代史、中國共產黨史,心中有光,腳下有路,讀也就有了方向和力量。

2020年3月23日,汪洋主席在線下讀書交流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了三個關鍵問題。一是,政協委員讀書與提高國家治理能力的關係。“教者,政之本也。”讓社會精英層的人通過閱讀搞好自我教育,然後去影響、引導社會,從而推動國家治理能力提高。二是,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我們要防止出現顛覆性風險。在病毒來襲、逼近的瘟疫等現實挑戰面前,我們有必要把公共衛生安全方面的風險作為民族復興進程中顛覆性的風險之一來認真對待。三是,與世界、與歷史做些梳理比較,結合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思考一下我們在制度建設上要堅持什麼?要完善什麼?改進什麼?

委員即書友,點亮書中的金句。邊讀、邊思、邊討論,邊建言。

“我們越是取得勝利,越是把傳染病趕到人類經驗的邊緣,就越是為災難性的傳染病掃清了道路。我們永遠難以逃脫生態系統的侷限。不管我們高興與否,我們都處在食物鏈之中,吃也被吃。”(《逼近的瘟疫》)

“傳染病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世界的格局、國家的形態以及文化的樣貌。中華民族的融合也是一個與病菌逐步適應、共存的過程。”(《瘟疫與人》)

“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歷史的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的。”(恩格斯)

經此一疫,我們更加明晰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性。這次疫情是一次大考,彰顯了我們的制度優勢,但也暴露了存在的短板。比如,一些領導幹部的治理能力和專業能力明顯跟不上,國家應急管理體系和國家儲備體系不完善,基層社區參與應急治理能力有欠缺,社會組織不成熟,公民個人的風險素養待提高,等等。如何“補短板、堵漏洞、強弱項”?委員們念茲在茲。

經此一疫,我們更加明晰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的意識和能力的重要性。我們要時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謹慎、見葉知秋的敏銳,不讓個別風險演化為綜合風險,不讓地區風險演化為全國風險,不讓局部風險演化為系統風險,不讓自然風險演化為社會風險,不讓境外風險演化為國內境內風險,不讓輿情風險演化為政治風險。

經此一疫,我們更加明晰敬畏自然、敬畏生命的重大意義。我們在這場疫情中養成的更健康的飲食習慣、生活方式,必定能在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身的和諧相處中,成就一個更高水平的“健康中國”。

經此一疫,我們更加明晰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大意義。“文明與病毒之間,只隔了一個航班的距離”。疫情是全球性危機,不應是全球化危機。單邊主義、以鄰為壑換不來獨善其身,唯有通力合作、求同存異,才能保護各方利益、共同利益,才能戰勝病毒和疫情。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必將成為中國的“暖實力”!

讀書與時間無關,與生活方式有關。時間是個可怕的玩意兒,一去不回,什麼金錢、權力、美色都留不住。但書本可以,它超越時空,融通古今,橫歷八荒,縱貫四野,潤物無聲,百川歸海。如果說這個世界上有一種高貴的任性,讀書便是。

無黨派人士楊絳曾在《讀書苦樂》中寫道:“讀書就好比到世界上最傑出的人家裡去串門。要參見欽佩的老師或拜謁有名的學者,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見,也不怕攪擾主人。翻開書面就闖入大門,翻過幾頁就登堂入室。而且可以經常去、時刻去,如果不得要領,還可以不辭而別,或者另就高明,和他對質。”

如此便捷,遠勝過世間最高明的老師。

蘇東坡被貶到海南儋州時,自言:“此間居無室、食無肉、病無藥、食芋飲水。”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下,他堅持與兒子一起讀書。

南宋詩人尤袤曾說:“飢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裘,孤寂而讀之以當友,幽憂而讀之以當金石琴瑟也。”

黃庭堅說:“人不讀書,則塵俗生其間,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則語言無味。”

明人于謙在《觀書》中寫道:“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無一點塵。”心靈的潔淨、精神的芬芳、智性的圓融全在於閱讀。

曾國藩說:“人之氣質,由於天生,本難改變。唯讀書可以改變氣質。古之精相法者,並言讀書可以變換骨相。”

無黨派人士錢鍾書先生說:“如果不讀書,行萬里路,也只是一個郵差。”

在歷久彌新的中國文化傳統中,讀書人從政,從政者讀書,系一體兩面。諸葛孔明即便躬耕隴畝時,也在隨時為“澄清天下”做準備;而張之洞《勸學篇》更指“古來世運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裡在學”。於是,“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成為一代又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異質同構”,亦可為政協委員之境界也。

疫情防控期間的線上讀書會,旨在用全面、辯證、長遠的眼光看待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為特殊時期的政協委員提供理性議政、對症問政、建言資政的“充電樁”,成為學思並進、凝心聚力、知行合一的“孵化器”。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中國哲學講求境界,用心讀經典,真心讀經典,就能體認“本體至樂”。它超越了一般人難以擺脫的“小九九”,讓具體的人感受到內心的強大,毫無拘束,靈明清爽,付諸實踐。所以,境界論並不玄遠奇妙。

“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秉燭之明”。年輕的時候,記憶力好、接受力強,應該讀一些對自己終身成長具有關鍵性作用和決定性影響的好書。中年的時候,精力旺盛、視野開闊,應該努力拓展讀書的廣度和深度,打牢一生的學問基礎。年老的時候,時間充裕、閱歷豐富,要有鍥而不捨的精神、常讀常新的態度、百讀不厭的勁頭,在讀書世界裡感悟人生、樂以忘憂。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離不開中華文化的滋養。伴隨疫情大流行,引發中華詩詞大流行。如“青山一道同風雨,明月何曾是兩鄉”“細理遊子緒,菰米似故鄉”等等,可窺堂奧。歷史必將銘記2020年,不僅因為我們經歷的磨難,更因為愈挫愈勇的鬥志和生生不息的希望。我們從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中汲取“政協力量”,從各國名著中汲取科學、理性和文明的滋養,轉化為“委員聲音”,向著凝聚共識和建言資政兩方面聚焦發力,始終對準夢想、責任和復興的歷史航向。

鳥欲高飛先振翅,百戰歸來再讀書!

來源:人民政協報

作者:張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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