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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為梁惠王富國強兵開具“藥方”，實為以“仁”為導向，充分借鑑魏文侯時期典型做法，在當時內外交困的局勢下，並非絕無施行的可能，因梁惠王未解其中真意，認為孟子“迂遠而闊於事情”。孟子所談論“仁義”“仁政”，根本落腳在民本，而作為統治階層，與民共情、體會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道理，則是改變暴政而回歸人道的根本所在。孟子以“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以刃與政，有以異乎？”兩連問，引導梁惠王思考如何為民父母的問題，按常理推斷人們對“獸相食”的事情都會自然而然產生厭惡之感，更何況“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簡直是“率獸而食人”的惡行，以此鞭策點醒君王若使民眾活活餓死則是最大的罪責。
換句話說，“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則自然能使民眾“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認為君王不應高高在上、作威作福，而要通達人情，從解決民生問題入手，積極引導百姓按照“仁”的標準去修習，國家上下便會政通人和，民眾能夠自覺歸附和認同，並心甘情願為保衛這樣和諧美好的生存環境而去盡心盡力付出，更不用說滿足梁惠王因失地辱國而“比死者壹灑之”的心願了。孟子藉此作為以有道伐無道“仁者無敵”的根本支撐，反映了贏取民心作為富國強兵根本支撐的這樣一種不爭的事實。
事實上，魏文侯時期以武力開拓疆域的同時，還尤其注意經濟建設，如打破建立在血親宗法制度上的世襲制，施行“食有勞而祿有功”，依據能力和功勞選用官吏，從而激發整個國家安全發展的活力；再如，任用西門豹治理原本貧瘠的鄴地，藉助打擊祭祀河神的迷信活動，懲戒了地方惡霸勢力，教育了廣大民眾，後引漳水並開鑿12條水渠灌溉出大批良田，“寓兵於農、藏糧於民”，迅速使鄴城民富兵強，成為魏國東北重鎮。正是這些以發展民生為目的的舉措，使魏國民間力量積蓄起來，民強而國富，由此奠定了魏國百年基業。（《學習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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