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運用好降準、降息以及再貸款等貨幣政策手段，再次強調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有為”。
要使財政政策更加積極有為，就要大膽突破增量支出、轉移支付和減稅降費等組成的傳統工具箱，同時用好提高財政赤字率、發行特別國債和進一步增加地方政府專項債券規模形成的相應資金，並在此基礎上尋求更豐富的財政手段。接下來，要思考的問題就是財政政策如何選準積極發力的方向和目標。
基建投資無疑要納入其中，在改善城鄉基礎設施的同時，拉動下游原材料與產品需求，並且帶動民間資本投入，形成投資乘數效應，進而促進經濟快速恢復。另外，出口同樣也需要財政政策激勵，包括提高出口退稅水平、減免跨境電商出口增值稅與消費稅等，防止出口萎縮對企業生產經營形成壓力。
需要看到的是，消費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達57.8%，新老基建等固定資產投資形成的貢獻率只有31.2%，剩下的就是出口貢獻率。因此，財政政策著力點應當大力聚焦消費，尤其是居民消費。一方面，消費可以反作用於生產，進而帶動復工復產，恢復經濟社會整體秩序；另一方面，不像投資那樣具有邊際效應遞減，消費呈現出了鮮明的規模效應遞增，同時與出口很大程度受到外部環境牽引不同，消費能表現出更穩定、更持久的內生性增長勢能。
從短期來看，疫情給居民收入和消費帶來了相應影響，今年一季度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下降19.0%，但我國擁有14億人的消費大市場，中等收入群體不斷擴容，直播帶貨、線上採買、無接觸配送等新消費業態層出不窮，物流系統日臻健全與完善。只要政策引導及時且對頭，消費動能還是有可能被進一步激發出來的。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作為應對疫情、刺激消費的重要手段，地方政府陸續推出的消費券的確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同時存在附加條件過多、碎片化等短板。有關地方可專門向中低收入群體以及因疫情失業的群體一次性發放一定面值的現金券，這部分人群恩格爾係數一般較高，現金券很容易轉化為消費購買力。在拉動傳統消費的同時，財政可探索對新能源汽車、5G手機等新消費加大補貼力度，以促進較大宗的商品消費。（張 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