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茶文化的發展史上，明清也是一個重要階段，無論是在茶葉的消費和生產，還是在飲茶技藝的水平、特色等各個方面，發著令人陶醉的文化魅力。特別是茶文化自宋代深入市民階層，各種茶文化不僅繼續在宮廷、宗教、文人士大夫等階層中延續和發展，茶文化的精神也進一步植根於廣大民眾之間，士、農、工、商都把飲茶作為友人聚會、人際交往的媒介。不同地區，不同民族有極為豐富的“茶民俗”。
（一）
在中國歷史上，明、清是兩個各自獨立的王朝，是一個建立起來的帝國。然而，站在茶文化研究史的視野來看，兩個王朝卻有相同相似的聯繫，那就是明、清都是吃茶的朝代，都是茶文化的普及時期。
明代，在中國茶文化史上，是一個繼往開來的時期。
在這一時期，有兩項重大的改革措施：
第一，是製茶與品飲方法的改革；第二是飲茶器具的創新。
明代洪武年間，由於茶課（稅）輕利厚，所以民間廣泛種植茶樹，茶飲之風日盛。
明《農政全書》有這樣的記載：
“上而王公貴人之所尚，下而小夫賤隸之所不可缺。”
可見，明代茶飲之興盛。在製茶方面，明代由散茶代替了團茶。
其實，早在元代就已經出現散茶了。
元代《王楨農書》中說：
“此餅惟充貢，民間罕見之。”
可見當時只有宮廷少數士大夫階層仍在用茶餅，民間社會一般都以飲用散茶為主了
而且，元代在茶學和茶文化方面仍然繼續唐宋以來的優秀傳統，並有所發展創新。
原來與茶文化無緣的蒙古族，自入主中原後，逐漸接受茶文化的薰陶。
蒙古貴族尚茶，對茶葉生產是重要的刺激與促進。
餅茶主要為皇室宮廷所用，民間則以散茶為主。
由於散茶的普及流行，茶葉的加工製作開始出現炒青技術，花茶的加工製作也形成了完整的流程。
漢蒙飲食文化交流，逐步形成了具有蒙古特色的飲茶方式，開始出現沖泡方式，即用沸水直接沖泡茶葉，這些為明代炒青散茶的興起奠定了基礎。
元代對知識分子不尊重，很長時間停止科舉，士人的仕途也很險惡，許多文人以茶酒詩文自嘲自娛，還以散曲、小令借茶抒懷。
比如著述名散曲家張可久棄官隱居西湖，以茶酒自娛，寫《寒兒令·春思》言其志；喬吉感慨大志難酬，“萬事從他”卻自得其樂地寫道“香梅梢上掃雪片烹茶”。
茶入元曲，茶文化從此進入了文學創作領域。
所以，元朝作為明清茶文化的萌芽期，有三個突出的貢獻：
第一，茶文化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泡茶方式。
第二，茶文化歷史上，逐漸出現了散茶炒青技術。
第三，茶文化廣泛地進入文學創作領域。
（二）
歷史上正式以國家法令形式，廢除團餅茶的是明太祖朱元璋。
他於洪武二十四年(1391)九月十六日下詔：
“罷造龍團，惟採茶芽以進。”
從此向皇室進貢的只要芽葉形的蒸青散茶。
皇室提倡飲用散茶，民間自然蔚然成風，並且將煎煮法改為隨沖泡隨飲用的沖泡法。
這種沖泡法雖然在元代已經出現了，但是到了明代才逐漸流行。
沖泡法對於茶葉加工技術的進步，如改進蒸青技術、產生炒青技術等，以及花茶、烏龍茶、紅茶等茶類的興起和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由於泡茶簡便、茶類眾多，烹點茶葉成為人們一大嗜好，飲茶之風更為普及。
關於朱元璋為什麼廢除團餅茶，改做散茶，有人認為他出身貧寒，頗懂民間疾苦，他聽說茶農很苦，耗資很大，於是提倡節儉，下令廢除製造進貢茶餅改成沖泡散茶。
其實，朱元璋的作用只是推動了製茶改革，而並非由製作團茶改為散茶。
因為散茶的製作和飲用，宋元時期就是存在的，並且民間飲用散茶的風氣越來越盛。
早在北苑御茶場製造奢侈的茶餅的同時，民間製作就多為散茶，一般稱為“草茶”、“山茗”等。
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朱元璋詔罷團餅，“惟令採芽、茶以進”，只是順應了當時散茶在民間普及的潮流。
而中國封建社會一直是以皇權為核心，皇帝旨意自然帶動整個天下的人心所向。
自明代開始，正式結束了唐以來團茶的飲用史，奠定了散茶的崇高地位。
（三）
茶的製作以炒青為主，炒青法雖然在唐宋時即有，但是廣泛普及卻是在明代。
明人許次杼在《茶疏》中有一段炒青的說明：
生茶初摘，香氣未透，必借火力以發其香。然性不耐勞，炒不宜久。多取入鐺，則手力不勻；久於鐺中，過熟而香散矣，甚且枯燥，不堪烹點。炒茶之器，最嫌新鐵，鐵腥一入，不復有香；尤忌脂膩，害甚於鐵，須預取一鐺，專供炊飲，無得別作他用。炒茶之薪，僅可樹枝，不用幹葉，幹則火力猛熾，葉則易焰易滅。鐺必磨瑩，旋摘旋炒。一鐺之內，僅容四兩，先用文火焙軟，次加武火催之，手加木指，急急抄轉，以半熟為度。微俟香發，是其候矣，急用小扇抄置被籠。純棉大紙襯底燥焙，積多候冷，入瓶收藏。人力若多，數鐺數籠，人力即少，僅一鐺二鐺，亦須四、五竹籠，蓋炒速而焙遲。燥溼不可相混，混則大減香力。一葉稍焦，全鐺無用。然火雖俱猛，尤嫌鐺冷，則枝葉不柔。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明代採用的高溫殺青的炒青製法，能更好地保存茶葉的色、香、味、形。
隨著散茶沖泡飲法的興起，崇尚盞、碗的唐宋茶具同樣需要“崇新改易”，出現了瓷器與紫砂茶具，尤其是推崇“景瓷宜陶”。
當時人們在泡茶時，茶壺茶具要用開水洗滌，並用乾淨布擦乾，茶杯中的茶渣必須先倒掉，然後再斟。
茶盞也由宋代的黑釉瓷變成了白瓷或青花瓷，上等的是“薄如紙、白如玉、聲如罄、明如鏡”的景德鎮瓷器茶具。如此考究的做工，藝術價值也相當高。
然而，明人更為好壺，尤其是紫砂壺，飲茶器皿“以紫砂者為上，蓋既不奪香，又無熟湯氣”,由於特點明顯，明人對紫砂壺的追捧幾近狂熱的程度，以致“明制一壺，值抵中人一家產”。
清人蔣伯超在《通齋詩話》中說：
“明人以瀹茗相高，碾煨從遂廢焉。”
茶形由團茶變成散茶後，飲茶方式也有相應的變革，茶由原來的研末而飲變成了沸水沖泡的瀹飲法。
茶葉衝以開水，細品慢啜，透過襲人的茶香、釅醇的茶味以及清澈的茶湯，而領略茶天然之品性。
散茶的這種飲法，能使茶葉固有的芳香味得到更好的發揮。
（四）
明代茶事的繁榮，另一個體現是茶學著作的豐富，現在可見者尚共有55部。
明太祖朱元璋第17子朱權於1440年前後編寫《茶譜》一書，對飲茶之人、飲茶之環境、飲茶之方法、飲茶之禮儀等作了詳細的介紹。
陸樹聲在《茶寮記》中，提倡於小園之中，設立茶室，有茶灶、茶護，窗明几淨，頗有遠俗雅意，強調的是自然和諧之美。
張源《茶錄》中說：
“造時精，藏時燥，泡時潔。精、燥、潔，茶道盡矣。”
這句話簡明扼要地闡明瞭茶道真諦。
明代茶書對茶文化的各個方面加以整理、闡述和開發，創造性和突出貢獻在於全面展示明代茶業、茶政空前發展和中國茶文化繼往開來的嶄新局面，其成果一直影響至今。
明代在茶文化藝術方而的成就也較大，除了茶片、茶畫外，還產生眾多的茶歌、茶戲，有幾首反映茶農疾苦、譏諷時政的茶詩，歷史價值頗高，比如高啟的《採茶詞》等。
從這些文獻資料的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到明人對品飲藝術的追求和鑑賞，包括茶葉本身的真味與清香，品水之學，品飲環境，甚至對飲茶之人的多少和人品、品飲時間和地點等，都有明確的要求。
（五）
明末清初，茶風日趨纖弱，不少茶人以風流文事送日月，甚至皓首窮茶，一生泡在茶壺裡，玩物喪志。
而唐宋時期中國傳統的茶藝形式趨於淡化，明代開始的清飲雅賞沖泡方式得以沿襲並占主導地位。
通過茶館的普及與家庭飲茶習俗，茶文化精神卻在民間廣為流傳，與百姓的大眾生活與綱常倫理緊密結合起來。
清代茶文化形成了更為講究的飲茶風尚。
清朝滿族祖先本是中國東北地區的遊獵民族，肉食為主，進人北京成為統治者後，養尊處優，需要消化功效大的茶葉飲料。於是普洱茶，女兒茶、普洱茶膏等，深受帝王、后妃、貴族們喜愛，有的用於泡飲，有的用於熬煮奶茶。
嗜茶如命的乾隆皇帝，一生與茶結緣，品茶鑑水有許多獨到之處，也是歷代帝王中寫作茶詩最多的一個，晚年退位後，在北海鏡清齋內專設“焙茶塢”，悠閒品茶。
民間大眾飲茶方法的講究表現在很多方面，如“杭俗烹茶，用細茗置茶甌，以沸湯點之，名為攝泡”。
當時，人們泡茶時，茶壺、茶懷要用開水洗滌，並用乾淨布擦乾，茶杯中的茶渣必須先倒掉，然後再斟。
閩粵地區民間，嗜飲功夫茶者甚眾，故精於此“茶道”之人亦多。
到了清代後期，由於市場上有六大茶類出售，人們已不再單飲一種茶類，而是根據各地風俗習慣選用不同茶類，如江浙一帶人，大都飲綠茶，北方人喜歡喝花茶或綠茶。
不同地區、民族的茶習俗也因此形成。
清代的製茶工藝進一步提高，綜合前代多種製茶工藝，繼承發展出六大茶類，即綠茶、黃茶、黑茶、白茶、紅茶、青茶。
綠茶的基本工藝是殺青、揉捻、乾燥。
但是，若綠茶炒制工藝掌握不當，如殺青後未及時攤晾、及時揉捻，或揉捻後未及時烘乾、炒幹，堆積過久，造成茶葉變黃，後來發現黃湯、黃葉的茶葉也別具一格，就採取了有意悶黃的做法制成了黃茶。
綠茶殺青時葉量過多、火溫低，使葉色變為近似黑色的深褐綠色，或以綠毛茶堆積後發酵，茶葉變黑，就形成了黑茶。
後來人們偶然發現：絨毛特別多的茶樹芽葉經曬或烘乾後，芽葉表面滿披白色絨毛，茶葉呈白色，因而形成了白茶。
紅茶起源於明朝。在茶葉製造過程中，人們發現用日曬代替殺青，揉捻後葉色紅變而產生了
紅茶。
原來，六大茶系都是從綠茶的基礎上衍生出來的。
（六）
明清茶文化，從團茶到散茶，從散茶再到六大茶系，我們可以看到整個中國茶藝方式的日趨平淡。
如果唐宋茶文化，如他們的民風一般，爽烈剛猛，那麼，從明代開始，清飲雅賞的沖泡方式卻成為了茶道的主流，並一直影響延續至今。
體現了明清人民的纖弱雅緻，追求淡凡之風，也更加註重飲茶方式的恬然與美感。
其實，我們的生活中，一些不起眼的細節，卻有如此深厚的歷史源頭。
無論是我們現在衝飲點泡的散茶，還是整個象徵清淡如水的中國茶文化。
